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干，魏扶风太守。玄少 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 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 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 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 为子，加附马都尉。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玄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 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 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 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 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 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 “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 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 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 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 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 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 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 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 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 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 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 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 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 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 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 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 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 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 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 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 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 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 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 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 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 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 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 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 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 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 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 近者孔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俄迁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 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 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 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 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 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 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 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 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 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 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 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 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 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 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 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 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 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 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 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 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 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 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 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 宜，动静以闻也。”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 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
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 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 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 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 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寻 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 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 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 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 及’，信矣！”
其后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 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 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
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 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 益。咸上言曰：“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 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 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 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 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 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 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 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 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
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 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 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 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 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 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 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 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 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 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 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 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 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 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 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 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 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 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 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 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 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 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 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 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 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 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 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 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 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 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 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 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 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 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 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 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 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 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 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 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 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 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 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 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鳞！’自知所 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 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 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 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穨，复多 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 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 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 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 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 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 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 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 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 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 在哀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 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靦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 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 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戆，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 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 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 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 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 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 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 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 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 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 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 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 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 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 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 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 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 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 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 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 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 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 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 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 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咸累自上称引故事，条理 灼然，朝廷无以易之。
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 偏亮可贵也。”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诏赠司隶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袭、 钱二十万，谥曰贞。有三子：敷、晞、纂。长子敷嗣。
敷字颖根，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赢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 舆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 曹属。
祗字子庄。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 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母忧去职。及葬母， 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自此始也。服终，为荥阳太守。 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 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兗、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寻表兼廷尉，迁常侍、左军 将军。
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 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 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 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瓚，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 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 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 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迁司隶校尉。以讨杨骏勋，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 降封灵川县公，千八百户，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为武乡亭侯。又以本封赐兄子隽 为东明亭侯。
楚王玮之矫诏也，祗以闻奏稽留，免官。期年，迁光禄勋，复以公事免。氐人 齐万年举兵反，以祗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迁卫尉， 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寻加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及 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常侍如故，以镇众心。祗辞之以疾，伦遣御史舆祗就职。 王戎、陈准等相与言曰：“傅公在事，吾属无忧矣。”其为物所倚信如此。
伦篡，又为右光禄、开府，加侍中。惠帝还宫，祗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初， 伦之篡也，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 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 祗罪，会赦得原。后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子宣，尚弘农公主。
寻迁太子少傅，上章逊位还第。及成都王颖为太傅，复以祗为少傅，加侍中。 怀帝即位，迁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仆射、中书监。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 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谦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达国体，朝廷制度多所经综。 历左光禄、开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笃逊位，不许。迁司徒，以足疾，诏 版舆上殿，不拜。
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 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遣子宣将公主 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阴令，以待宣。祗以 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祗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暢，辞旨深切， 览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
宣字世弘。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及长，好学，赵王伦以为 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迁司徒西曹掾。去职，累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 郎。惠帝至自长安，以宣为左丞，不就，迁黄门郎。怀帝即位，转吏部郎，又为御 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无子，以暢子冲为嗣。
暢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暢衣，取其金环与侍者，暢不之惜，以 此赏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 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恆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 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咏，过江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览观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启沃，任切争臣。傅玄体强直之姿， 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 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 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长虞风 格凝峻，弗坠家声。及其纳谏汝南，献书临晋，居谅直之地，有先见之明矣。傅祗 名父之子，早树风猷，崎岖危乱之朝，匡救君臣之际，卒能保全禄位，可谓有道存 焉。
赞曰：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长虞刚简，无亏风尚。子 庄才识，爰膺衮职。忠绩未申，泉途遽逼。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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