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庶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四）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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