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端午赛舟歌“离骚”，“飞龙在天”是屈原
文/张天星
（图片选自网络）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是天象气候节日，又称天中节、端阳节、龙舟节等，源于自然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
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天，处于全年最正中之位。《易经、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曰：“飞龙在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在星象文化中，丰富进人文哲学的内容，也杂糅进很多民俗文化。由上古先民创立的用于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演变为纪念战国时代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武子胥、曹娥和介子推之说。节日已成俗成，但不同的地方，却賦予了人为地浓烈的感彩。
2006年5月国务院将端午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列于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有人说：“这与屈原有关，因为屈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我非常同意这一说法。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和诗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管内政外交大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对内提倡“美政”，主张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国攻破后，自沉于汩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辞》中的“离骚”和《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风骚”。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端午节我国南方有龙舟竞赛和往江河湖海里扔粽子的习俗就是为了纪念屈原。龙舟竞赛警醒世人不忘屈原，赶跑鱼虾，不食屈原的遗体。扔粽子，喂饱鱼虾，使屈原尸骨不受鱼虾侵害。朴素平凡的人民感情，寄托着人们对伟人深深的怀念！
在我们老家南阳的西峡县也流传着很多诗人屈原的故事。
西峡县有个镇叫回车镇，据说当年屈原被流放在这里。他闻听楚王去陕西武关与秦王会面修好，感到楚王中了张仪的连横之计。这样做的结果，就破坏了楚、魏、韩合纵抗秦的有利形势，于是在镇后岗上拦截着楚怀王的马车，劝其不要与虎狼之师联合。遗憾的是当时的楚王已经听信谗言不再信任屈原啦。
屈原无奈，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楚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回车镇东北岗现在叫屈原岗，是目前全国唯一留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西峡还有个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屈原的作品《国殇》《抽思》《天问》等都是他在西峡流放时所作。据南阳考古学家研究：西峡、内乡、淅川当时都属楚国，屈原流放在此实属可能。同时屈原曾经掌管丹淅，这里也是当时他的施政地。
（齐白石的端午粽子樱桃画）
古往今来，情浓意美，写端午、颂屈原的诗词很多，我最喜欢的有两首：
一是唐朝文秀的《端午》诗：
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
不能洗得直臣冤。
端午相传是诗人屈原投江自尽日，是谁先说的？后人伤其冤死，特以粽子投江祭祀，并划船打捞，遂成端午风俗。但屈原沉江的悲剧毕竟发生，这种冤屈是不能洗刷干净的。诗意明显，但缺乏战斗力。
二是毛泽东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有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屈原当时写下了离骚，好诗就是战斗的武器，像刀和。奸佞小人太多，贤德之士太少，悲愤和绝望使三闾大夫冲向了万里波涛，以死明志唤醒世人。
毛主席这首诗写于1962年，高度赞扬了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的悲愤、绝望心情，都通过诗的语言艺朮再现。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深入浅出，诗意深邃。
端午节到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艾叶飘香，驱五毒之气；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让伟大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激励我们永远砥砺前行！
——2022年6月2日写于南阳。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指中国的屈原，波兰的哥白尼，法国的拉伯雷和古巴的何塞.马蒂。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
作者简介：张天星，笔名实磊，中国金融作协会员。退休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干部，曾任《农业发展与金融》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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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端午的相遇，比想象中更曲折也更深沉
顾炳鑫《屈原像》
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不过，“学界通说”在这里与“大众文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骚》诵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纪的渡口回望历史，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要比人们想像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崔护程、宗元《龙舟夺标图》
未见屈原：从《夏小正》到“恶月恶日”
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能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一端是精英阶层的“礼”，一端是普罗大众的“俗”。
“礼”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礼”，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据《夏小正》载，夏代已确定“两至”，所谓“时有养日”“时有养夜”，“养”为“长”，“养日”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
通过《后汉书》可知，在汉代，夏至前后需要用“朱索”“五色印”作为装饰，其原因在于这一天“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所谓“夏至一阴生”，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夜渐长，在阴阳家眼中这是“阴进而阳退”的体现，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扶阳抑阴”。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阴气萌动”的日子，而汉代“兼用”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
为什么是五月五日？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恶月恶日”。“恶月恶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这一日需“蓄兰沐浴、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说明“恶月恶日”早在夏代就已滥觞。不过“恶月恶日”真正的影响在于其如魔咒般的习俗。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暖气始盛，虫蠹并兴”，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凡妇人因暑月产乳，取凉太多，得风冷，腹中积聚，百疾竞起，迄至于死，百方疗不能瘥”，王充《论衡》言：“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在中医观念中，妇人在产褥期极怕着凉，往往“浓铺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中的“扶阳抑阴”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琐碎录》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配药的良日。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端午=夏至+五月五日”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
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夏至”这一条目来记录，如明代《绍兴府志》载“夏至……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
也因此，褪去龙舟的热闹、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
傅抱石《屈原》
既见屈原：“诗人节”背后的端午再构建
朝鲜半岛、日本自古使用中国农历，在这一历法体系中，也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夏至与五月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因而谱写出端午的另外两种可能：“江陵端午祭”和“男孩节”。恰如屈原这个“中国式”的意外，缔造了中国今天的端午。
在没有屈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端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那在中国，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又是什么样的呢？
《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中虽然提到了龙舟和粽子，但并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与端午“牵上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言: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续齐谐记》本是志怪小说集，正史对屈原逝世日期语焉不详，从屈原绝命词《怀沙》的内容直指孟夏时节来看，屈原可能逝世于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水。“端午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论断，自然难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考虑到文献记载与历史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很可能发生于六朝时期。不过这一“邂逅”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端午还有纪念勾践、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传说——于是中国端午的问题其实不是为纪念谁而设，而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的纪念对象。
然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气质才华的确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但这个前提是中国古代端午确实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但事实上却是，端午习俗直到明清时期依然以祛病除灾为主，借各类药物驱除瘟疫的期冀，要远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
《续齐谐记》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纵然为真，也只是屈原与端午之间一场很偶然的“邂逅”，而屈原与端午真正“结缘”的历史，不过百年。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依俗将“屈原殉国日”设立为“诗人节”加以纪念，并在第二年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节虽名为诗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节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再构建，屈原与端午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大众视视野中生根发芽。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艺报》在社论《屈原和我们》中更将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
随着屈原地位愈加崇高，借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便愈顺理成章。2008年，四大传统节日终于从民间走入官方视野，成为四个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国端午节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节日习俗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沉淀、变化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于是，近代文人崇敬的爱国诗人屈原，与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个忠君谏臣屈原成为一体两面；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端午节在经历了“屈原殉国日”与“诗人节”后，为千年前的那个端午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涵。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祛病除灾”的说法则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而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而《续齐谐记》中的惊鸿一瞥，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历久弥新。
赵之谦《五瑞图》纨扇，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安颜颜
编辑：范昕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屈原和端午食粽是什么时候产生联系的？
文 ｜ 李崇寒
《龙池竞渡图》 ( 局部 )，元，王振鹏，白描界画，绢本，纵 30.2 厘米，横 243.8 厘
进入汉代以后，阴阳学说盛行，五月作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赋予新的解释含义，所谓“阴阳争，死生分”，从夏至这天开始，天地间阴阳发生转换，此后阴盛阳衰，对古人来说，这个时间点同“端五”一样重要，因为时间相近，有学者考证，两大节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合流，本为夏至节庆食物的粽子（古称“角黍”）融入端午习俗中，早在人们食粽祭屈原之前，古人就在夏至、端午一边吃着粽子，一边缅怀祖先和祈祷神灵护佑。
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如果粽子最初是为纪念他而出现的话，有关它的记载当出现在战国末期或秦汉间，可至今这段时期的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关线索，文献中较早提到关于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一习俗的是东汉末应邵《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将系五彩丝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全无粽子踪影。最早记载“角黍”的为西晋周处（久居中原）《风土记》中“仲夏端五，烹鹜角黍”，又“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作主食，还可酿酒，因其在先民饮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丰年多黍”），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祭黍仪式和尝新礼仪，“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将作为祭祀祖先和神灵之品的黍，献给祖庙。渐渐地，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后外以菰叶（茭白叶）包成牛角状，是为粽子的雏形。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在夏至吃角黍有什么用呢？周处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在阴阳学说理论中，夏至这天是阴阳发生激烈变化的一天，用属阴的菰叶包上属阳的黍米，象征着阴阳二气相互包裹、没有分散，吃了它，有调剂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端午习俗的合流，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中，这时，还没屈原什么事。
什么时候起，屈原与端午节食粽产生了关联？这得从南朝梁时吴均写的一部志怪小说《续齐谐记》说起。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后，楚国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300年后，到汉代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到一位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坚持对我祭祀，很好。但筒粽常常被江中蛟龙窃食，让我很苦恼。希望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仍以五彩丝约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欧回依照他的要求告知周边民众，一传十，十传百，此后“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感念皇帝恩遇，却空有报国热情无处施展，终身只作到“奉朝请”这样的闲散官，这种经历与屈原何其相似，使他怀着对屈原的无限崇拜，在动乱不安的南朝局势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抒发对屈原的热爱和歌颂。有一个细节，吴均所说的筒粽是以竹筒贮米，与角黍不同，这就牵扯出南北方粽子起源和端午节习俗问题。
《端阳故事图》册之裹角黍，清乾隆，徐扬，绢本设色，纵20.7厘米，横18.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我们的祖先很早学会用火熟食，以大叶植物叶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煨熟或是扔进沸水中煮熟剥叶而食，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食俗，它通常发生在大叶植物分布普遍的南方，同在新砍的竹筒中贮米加水，置火上烧烤成熟食一样，属于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闻一多看来，“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吴越民族为了获得祖先兼保护神蛟龙的护佑，不仅有断发文身的风俗，在身体上刻画着蛟龙的形状，还会在五月五日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吴越人祭龙的古老习俗，与北方以角黍祭祖之俗，其产生均是源于先民的生存需求，只是时间越往后，随着南北方端午习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称“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筒粽统称为粽，它们曾都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
看来，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确实远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后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于是依据各自想象，对其进行新的解说，若是这些解说附会上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或是戏剧性的情节，更易吸引人们注意，从而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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