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之——刻舟求剑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编写了《吕氏春秋》，以道家思想为主轴，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阐述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在目前道家经典遗失、散落的情况下，《吕氏春秋》是不可多得的学道、学医的参考书。
刻舟求剑的故事出自《吕氏春秋》的《察今》篇，全篇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古今法律应有不同，是因为时世已经发生了变化。书中举例说“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遂契其舟曰：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俗话说：“不为良相，亦为良医。”无论治国还是治人，都应顺应自然之道，知常达变，动中求静，静中求动。如果孤立静止地看待、解决问题，那可能产生祸国殃民的结果了。
中医诊察疾病，善于把握当下。通过望闻问切，掌握病人的气机、病机也就是生理和病理状态和变化规律。在诊察明确的基础上给予治疗，古人强调治外感病要“中病即止”，治内伤杂病要定期随时调整处方用药。
《伤寒论》中介绍桂枝汤使用注意事项的方后注中说：“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书中不厌其烦，谆谆教诲，告诫医生要随时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服药的间隔和剂量。
阿司匹林以前做为发汗药使用，现在又做为活血药用了，说是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融解血栓。所以很多中风和预防中风的病人都在用它。按照中医中病即止的理论，这样做是荒谬的，无疑会导致津液的流失、阳气的衰微。很多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病人，出现腋毛、、头发脱落；毛细血管变脆容易出血、消化道出血等等副作用。这就是认死理，不知变化的结果。
内伤杂病尽管变化慢一些，但是医生也不能一成不变，守方不改。因为任何药物使用时间长了，都会给身体带来毒副作用。比如甘甜滋补的药吃久了，会导致饮食积滞、肥胖臃肿。苦寒清热的药吃久了，会败坏脾胃，导致呕吐厌食，小便艰涩。所以中医一般以五天为一个周期，也就是一候，要求病人复诊，调整处方药物。也有以15天，也就是三候，一气为一个周期调整的。
现在的有些医生和医院，靠卖药挣钱，以所谓的疗程诓骗患者，所以病人一来就得买三个月甚至半年的药物，得用麻袋装回去。患者如果知道病在变，药也应变的道理，就应该反问一下，这些药如果是有效的，那么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疾病就会发身变化，那么原来的药就不合适了，为什么还要去吃？如果说让我一直吃同一种药，那就说明我的身体和疾病没有变化，那么这个药的效果就值得怀疑，为什么要买它？
我在教针灸学，教授经络、腧穴的时候，总是要引用刻舟求剑的故事，告诫学生，不要按照解剖学的定位方法去循经取穴，因为只有百分之百健康的人的经络腧穴才会在那个书上位置。每个活人的经络都是流动的，腧穴虽然是相对静止但也是变化的。经络和腧穴会因为身体结构，比如做过手术，和疾病变化而发生上下左右的挪位，甚至阻断、缠绕。穴位甚至会出现在经外。所以真正想把握身体气机的变化就要在参考解剖定位的基础上，去触摸、按压身体，观察病人的反应，去感觉气的流动和滞在。所以说阿是穴是最及时、准确反映病人状态的穴，可是阿是穴往往是经外奇穴。这样治疗就会显效。事实也证明，阿是穴在点按针刺以后就会消失，病人的症状也随之缓解，说明经气流动归位，人体趋于正常。
否则的话，用尺子、彩笔在身体上刻刻画画，标注穴位，就和那个刻舟的楚人一样了，得形不得气，得言不得意，得荃不得鱼。
古希腊有位著名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奠基人，他叫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约前540-前470）。在世年代大约与孔子相当，他有两句传世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第一句名言是说——河水在不断地流淌、变化，当你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过去的水已经流走，你遇到的是全新的水。这是对唯物辩证法“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的观点的朴素表达。很多中国人虽然忘了自己老祖宗的刻舟求剑，但是记住了希腊人的话，总归是件好事。比起那些只知道世界是物质的，忘记了物质是运动的人要好得多。
在医药领域中刻舟求剑人是在很多，所谓药物“双盲对比”实验就是典型的例子。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病人吃的是安慰剂还是药物，然后去观察结果。这种实验的前提条件就是病不变药也不变，用这种方法试验出来的药物没有毒副作用才怪，用这种方法去检验随时随地因人而异调整变化药物的中医中药，不否定中医才怪。
百年西向之反思（一）刻舟求剑
作者：王随学
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费正清
两次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催生出中国越来越多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而且其着眼的方向，逐渐从“师夷”之“坚船利炮”，转向介绍引进西方的科学、经济、政治制度乃至哲学、宗教等综合体系。
尽管说，这种既有自觉、更也无奈的选择，无可否定；但这并不等于说，知识和文化界精英们在“观世界（西方）”的思维和引入“改造世界（中国）”的方法上，就不存在稚幼简单、乃至路径与目标相互悖离的问题。
即以被康有为称作“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所译《国富论》及《天演论》等为代表，包括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早期维新派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等在内的一大批“引西”、“观西”及“师西”之著述为例：从“睁眼看世界”的角度看，今人和后世便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但当时其所“观”所“引”的，大抵都并非是与己同步、而是处于上升初期时西方的镜像及著述，那么，如此给自己、尤其给受众造成的影响，岂不等同于刻舟求剑的楚人？而如果以这般所“观”所“引”为基准，用以“师”之，岂不又类同于荒唐的引婴投江者？而况，如若将当时的中国比作被欲投入江中的“婴儿”，“很会游泳”的还并非其“父”，而是远在千里之外、连“邻居”都算不上的西方列强？
1902年，严复满怀“富国”的美好理想，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译作<国民财富原因及性质的研究>）》，亦即把18世纪后半期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善游”之经引入中国，冀望在“工商立国”的基础上，发展中西贸易，互相调剂，在竞争中追求用以自强的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然而，暂不论因文化传承之迥异，英国的“富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克隆复制，便是行至20世纪初时的西方列强，在业已“用铁血消灭了殖民地（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上有竞争力的任何生产能力，用屠杀与掠夺带回了无数的财宝”2，从而成就“工业革命”，坐稳了科技、经济、军事的“食物链顶端”后，其卧榻之侧，能容得他人跻身来竞争么？何况，欲循其路径“富”而“强”之、从而“制夷”的，又还是早已被夷狄们群起饕餮的中国？
再看他名为“翻译”、实为“改译”的《天演论》。一般认为，严复腰斩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学（ Eovlution and ethies and other essays）》而形成《天演论》，翻译中加进许多自己的看法；有更深研究的学者则称，“严复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遵循了斯宾塞……赫胥黎不过是斯宾塞的一个陪衬”3，或更为具体地指出，“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时，不是采取通常意义的意译或直译，而是‘借壳发挥’、‘洋为中用’”，即“根据当时中国的现状、思想需求和自己的认识，有选择地对赫胥黎的原著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挥”4，甚至认为他“假借赫胥黎对‘进化’进行质疑的两次演讲来传播斯宾塞的思想”、“如果说赫胥黎着意要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别开来，严复则是竭力要使之复归为一……”5概括来说，严复不但将赫胥黎批判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学说的《进化论与学》，“译”成以斯氏“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天演论》，且在其“适者生存”的口号中，又加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更为刺激的说法。
毋庸置疑，选择在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时“做”6出的《天演论》，所阐发关于生存竞争、救亡图存的思想，极易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故而，《天演论》刊出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翌年虽戊戌变法失败，但其后短短十余年间，就发行过三十多种版本，足见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渗透之深。
然而，难能回避的是：如严复所说，正因为翻译《天演论》是一种“急则治其标”的思想选择，而其时所引进基于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学说的斯宾塞的线性发展的进化论，不但与达尔文对进化的理解有天壤之别，更将生物界的“适者”等同于“强者”，将“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这一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不仅给严复随后的“缓则治其本”造成极大的困惑，更成为推使国人百多年来屈从西方“文明等级论”、自认低其一等，由而形成以胡适为先声、延续至今的以“贬低、诋毁中华文化，宣扬、贩卖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流派的滥觞7。
严复所称“缓则治其本”，是循从斯宾塞《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一书中所论，认为相比起西方，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故不能立即变法、更不能进行革命而实现共和，只能运用进化论的法则，以提倡西学、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显然，这正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批的“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而对于“的行为”所造成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生一直到文化的断崖式跌落——“新文化的领袖们……基本上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此外，除了硬是把中国自秦以降、大一统之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模式，强行纳入欧洲模式的“封建社会”外，尤其把“清朝的体制和问题”——即其晚期已沦为列强在华代理人的的问题，当成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8。
正因如此，自1898年起相继译出《天演论》、《国富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社会通诠》、《论法的精神》、《名学浅说》等8部著作（被称为“严复八大译”），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严复，晚年时日益认识到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遗嘱中更是认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9。（【译文】要知道只要中国不灭亡，其旧有的法度可以有所增加或删减，但必定不可以完全背离舍弃。）”；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的身上10——显然，若单只就思想由“向西”到“悖西”的转圜看，简单地批之为“倒退”和“复归传统”，难以服人。
但历史是有惯性的；故而，在尚未有新的思想和参照前，从清末开启的“西向”之旅，尽管有“荆人涉江”、“刻舟求剑”或“抱婴投江”之嫌，仍还是跌跌撞撞地蹒跚前行……
参考文献
1、清末，甲午海战惨败，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四洲志》，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成书于清朝末年，书中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海国图志》，《校邠庐抗议》是一部政论集，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校邠庐”是作者居住处，“抗议”二字语出《后汉书·赵壹传》，即位卑言高之意。1885年广仁堂刻本。书中主张对洋务派曾产生很大影响，对维新派也有所启迪。《弢园文录外编》凡12卷，是王韬自编的论文集。集中地反映了王韬的变革思想。对于变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书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和<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认为中国到处是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罔虚骄，不变法难以进步。有多种刊本，常见的有1882年、1883年刊本。薛福成，从1875年开始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幕僚。1879年，他网罗见闻，将自己认为应采用的“应变之道”写成书面文字，即《筹洋刍议》。该书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陈虬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公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领域的重要成果。《盛世危言》，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被后世认为对其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作者注）。
2、参见《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第163页>（生民无疆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5月版）。
3、参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2页>（【美】B·史华兹 叶凤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参见《是误译、误读，还是主动选择——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思潮的变迁》（邢兆良/文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参见《严复的<天演论>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学>》（耿传明/文 《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
6、鲁迅曾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参见《浅论严复<天演论>对于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 杨红/文 《海外英语·翻译研究》2013年10月）。
7、参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林治波/文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1月3日）。
8、参见《“内部体系”到“天下体系”：生产性帝国的崛起》 （李晓鹏/文 《中华红德智库》2016年12月13日）。
9、参见《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董永在 马丽娜/文 《北京日报》2015年5月17日）。
10、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极力主张发扬传统文化。（参见《饮冰室文集合集之二：<破坏主义>》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著 中华书局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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