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数学家”华罗庚：站柜台算错账的“罗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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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华罗庚在工作
华罗庚也许是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数学家。《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科拉塔曾写道：华罗庚直接影响的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数学家都要多。
年轻一辈知道他，大多是因为以他命名的数学竞赛；老一辈熟悉他，是因为“优选法”和“统筹法”。华罗庚整个后半生都致力于普及数学方法、提高生产效率，足迹遍布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今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华罗庚的课文《统筹方法》，内容是他讲解统筹法的经典案例：如何用最短时间完成烧水泡茶。
华罗庚最受国际数学界推崇的成就并不是“双法”，而是他青年时代的数论、多变复函数等纯理论研究。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数学系主任哈贝斯坦评价为“那个时代（1945年前后）的领袖数论学家之一。” 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数论是数学的皇后，精深程度可想而知。
终其一生，华罗庚最高学历是初中，剑桥大学有意让他2年获得博士学位却被他拒绝。他是举世公认的自学天才，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50年，华罗庚克服种种阻碍和诱惑，从美国回到祖国，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大潮中，他终结了自己坚持了30年的纯粹数学研究，走上数学普及之路，在工厂车间、农村地头一干就是20年。他的学生、传记作者王元写道：“这似乎是一个谜了！华罗庚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就这样突然地决定了。”
2010年11月12日是华罗庚百年诞辰。时过境迁，回顾这位天才数学家的传奇与转折，人们在感叹惋惜之余，看到了他在特殊时代承受的压力，更看到他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纯真情怀。
站柜台算错账的“罗呆子”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开杂货铺的家庭，当时他的父亲华祥发已经40岁，此前只有一个女儿，老来得子，兴奋地不知道怎么呵护独苗。当地有传统，把孩子放进箩筐可以生根，容易养活，于是给儿子取名“箩根”，“根”与“庚”同音，那年又是庚戌年，大名就叫“华罗庚”，乳名“罗罗”。
华罗庚小时候口齿不清，行动也不敏捷，乡亲们叫他“罗呆子”。“罗呆子”看起来呆头呆脑，却喜欢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动脑筋，10岁时候，为了探究庙会“活菩萨”真面目，他独自追踪七八里路，一直到山中庙里，看见“菩萨”卸了妆，才高兴地跑回家，喊着不要再给假菩萨磕头了，此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他的失踪痛哭一天。
“罗呆子”成绩不好，小学都没拿到，只有修业证书，上初中时因为字写的“像蟹爬”，很不受语文老师喜欢。直到初中二年级，才显露出数学天才，普通考试时，数学老师就把他拉到身边悄悄说：“今天题目太容易，你上街去玩吧！”
他遇到一位“伯乐”，王维克，张闻天的大学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与张闻天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来到金坛中学教书。王维克在华罗庚涂满墨团的作业纸上看出天才的解题思路，便时常带他回家，把高等数学教科书借给他看。王反驳其他教员说，华罗庚成为书法家的可能性的确很小，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前途。
初中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华罗庚上高中，他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了几年会计只好辍学，帮父亲看管店铺，整天捧着借来的“天书”自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看得懂天书的华罗庚却是个糊涂伙计，有一天顾客来买棉线，问他多少钱一支，华罗庚头不抬手不停，看着盒上刚演算的结果脱口而出：“853729！”“多少钱？”“853729！”
不只一位顾客对华祥发说，你们家罗罗脑子可能有毛病，去看看病吧。
1927年，在姐姐华莲青的撮合下，17岁的华罗庚娶了姐姐的小学同班同学吴筱元，婚后两人感情和睦，华罗庚对朋友开玩笑说，他与吴筱元“门当户对”，别人以为他指的是两人都家境贫寒，华罗庚解释说：“我是初中文凭，她是小学文凭，这不是门当户对吗？”
1929年，已经当上金坛中学校长的王维克老师，准备力排众议让华罗庚破格当数学教员，就在这时，华罗庚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劫：他患上了伤寒。大难不死，却因高烧和长期卧床致使左腿残废，走路时左腿画个大圆圈，右腿再向前跨一小步，他自称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
晚年华罗庚说他一生有三劫，一劫是少年失学，大病致残；二劫是抗战；三劫是“文革”。20世纪80年代一部叫做《华罗庚传》的电视剧播映，华罗庚的朋友、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问他感想如何，华说：“我看过了，我很同情剧中那个少年人。”说完两人会心大笑。
跛足初中生23岁站上清华讲台
如果不是左腿残疾，华罗庚的人生道路也许还另有选择，他从小爱国，关心政治，这场劫难让他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坚定了一心攻读数学的信念。
1929年12月，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数学家苏家驹论文的错误。杂志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办公室里传阅，系主任熊庆来很纳闷，中国数学界有这样一个奇才，自己怎么完全没听说过？一打听才知道，华罗庚原来是江南小县城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算学系教师都很惊叹，一致同意把华罗庚请到清华来工作与培养。
由于学历太低，熊庆来先给华罗庚安排了助理员工作，比助教低一级，工作很轻又可以领工资。熊建议华罗庚先去旁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有了基础再来听自己的算学分析。华罗庚当面没有说什么，实际却根本没去上那两门基础课，他不愿“浪费时间”在“太过浅近”的课程上。熊庆来马上让他来算学分析班，华应付这门高级课程也十分轻松，熊教授备课时遇到疑难就在办公室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力学家钱伟长当时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他后来回忆，一直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了，早上6点就到校园露天长凳上读书，一天却发现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一瘸一拐走来，这个人就是华罗庚，他已经读完3个小时的书，正在校园里散步呢。
1933年，熊庆来决心破清华之先例，让华罗庚教微积分，这自然引发一番强烈的争议，最终，这位跛足的初中毕业生还是登上了清华讲台，当时他只有23岁。
执教两年，华罗庚发表了15篇论文，大多数登在国外杂志上，当时中国近代数学才刚刚起步，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凤毛麟角，华罗庚一个人就发表十几篇，其中一篇被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杂志德国《数学年鉴》收录。据当时同在清华任教的陈省身回忆，华罗庚性格外向，并不谦虚，他知道自己文章被《数学年鉴》收录了，立刻跑到清华科学馆前当众宣告喜讯。
从此，无人不对华罗庚心悦诚服。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久闻华罗庚的天才，据说他来清华讲学时，只要华罗庚有异样的表情，或者咳嗽一下，维纳就会停下来问：我错了吗？
1936年，华罗庚和力学家周培源结伴，到剑桥大学访学。英国是世界数学的中心，而剑桥数学系主任哈代是英国数学领袖，他请人转告华罗庚，如果他愿意，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按惯例拿到剑桥的博士需要三四年甚至更长。不料华罗庚却谢绝泰斗级人物的好意，不卑不亢地说：“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剑桥两年是华罗庚学问的成熟期，他在权威刊物发表了18篇论文 ，本来还计划到苏联访问，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计划不得不中断。他回国随清华大学搬迁至昆明，被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正式聘为教授。从助教直接升为教授，不仅破了清华的例，也破了全国教育界的例，怎奈以华罗庚当时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让他当讲师甚至副教授都实在说不过去了。
在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结交了两个挚友：闻一多和李公朴，他们对民主运动的热情给华罗庚很大影响。1946年，华罗庚和李政道等人赴美访学，而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杀害，华罗庚感到这与自己的出走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愧疚……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
1950年初，华罗庚打定主意，带着妻子儿女回国，先到香港，又乘火车直奔北京。在回国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新华社立刻播发这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
华罗庚在美国大学的待遇很高，他在给学生徐利治写的信中说：“当然，在这儿年薪上万，助教四人，及其他一切都已足使人留恋。但愿我回去之后，可能用我的所长……我一九三七回国之后的第一个主题是：推动学术独立，但失败了！我希望现在我们开明的政府，可以了解我所说的。就数学说：独立的时期已经到了！”
徐利治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西南联大，是华罗庚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据他讲述，华罗庚放弃优厚条件回国也有其它方面考虑：“他对回国后能够做清华数学系主任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立后做所长大概是心里有数的。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40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我当时还是学生，听他讲这句话，我感到很惊奇……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
华罗庚的数学生涯从此转折。美国数学家贝特曼评述道：“华罗庚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到中国之前做的，人们可能会设想，如果他留在西方，将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一位美国记者写道：“留在美国他本来会对数学做出更多贡献，但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发现陈景润
回国后，华罗庚坐上前辈熊庆来先生的位子，当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还受命筹备中科院数学所，担任首任所长。此后几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这与他跟毛泽东的一次偶然会面有很大关系。
1952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文艺晚会请会议代表们观看，华罗庚有事来晚了，台上演出已经开始，台下一片黑暗，华罗庚拄着拐杖走来走去找不到座，忽然看见远处有人向他招手，他赶紧过去，果然有空位，坐下后心想：这个位子角度真不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再看刚才冲他招手的人，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拍着他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 华罗庚点头说：“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选拔人才十分严格，曾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学生，他都没有接纳，他点名调到北京来的学生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景润，后来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世界。
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他是个有很多怪癖的书呆子，一上讲台话都说不出来，没多久就被学校辞退，只好回到厦大图书馆管理资料。厦门地处海防前线，解放初期，经常响起空袭警报，为了在突然躲进防空洞时也能看书，陈景润把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撕开，一页一页揣在口袋里，整本著作前后看了几十遍，竟看出需要改进的地方。陈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寄给华罗庚，华一看，正是自己苦思多年没有突破的问题，他非常高兴，想到自己当年也是被前辈不拘一格调进北京，马上给陈景润寄去邀请函，两人在北京见面，陈景润平常几乎从不与人交往，完全不知道说什么话，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
陈景润到北京第一次做报告时，看到台下30多位数学家都望着自己，又犯了老毛病，紧张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台下听众开始摇头，这就是华罗庚力荐的人才吗？最后，还是华罗庚亲自走上讲台，介绍了陈景润论文的不凡之处，一锤定音，终于使陈景润受到认可。
陈景润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之后说：“华罗庚是国际上有名的数学家，我是走他的‘后门’，才从偏僻的地方调到数学研究所的，如果没有他的提携，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
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
华罗庚人生的第三劫就要来临了。他说，童年与抗战时期的“劫”，条件虽苦，念书做研究还是光荣的事，文革中则不然，“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看文献了，还能不落后？”
从“大跃进”开始，华罗庚就作为中科院数学所的一面“大白旗”遭到批判，“小白旗”自然是一心只搞数学不问世事的陈景润。数学所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建制的指挥部，指挥部要求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甚至必须下到工厂矿山现场去从事数学研究工作。1959年，华罗庚在《》发表文章《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提出要“牢记把方法交给群众”，这成为此后20多年间，华罗庚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指导思想。
他的学生王元评述到，华罗庚是认真分析了他的处境后作出的决定。他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放弃纯粹数学研究，投入到数学普及工作。这也并非权宜之计，华罗庚看到数学方法确实对群众有用，还能带来经济效益，他本来就是为建设祖国、服务人民才回来的，既然纯理论研究不让搞，他心甘情愿下基层。
有人说华罗庚是最会“推销数学”的人，的确如此，他口才很好，善于举例，至今还有许多当年的工人记得他边折纸条边讲黄金分割的情景，这就是优选法，华罗庚运用黄金分割原理发明的一种尽可能减少实验次数、尽快地找到最优方案的方法。华罗庚还推广统筹法，也是一种组织协调和控制生产的优化决策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有外商提出希望五粮液生产低度酒，高度酒虽然醇美，外国人吃不消。五粮液的技术人员用了六年时间也没试验出来，后来华罗庚率领小分队到四川推广优选法，仅用6天，就选出38度和35度这两个最佳度数，技术人员又把度数提高到39度，口感更醇净甘爽，在国际市场引起了不小震动，订货量猛增3倍。
华罗庚推广数学方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后期主持中科院工作的的支持。1974年，却说华罗庚到20多个省市讲数学是游山玩水，次年“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解散。
原来曾经试图拉拢华罗庚。1972年，华罗庚收到一次文艺晚会入场券，他一看座位号码应该是中央首长席，料定其中必有文章，演出开始前他趁灯光暗下来悄悄换了位子，几乎同时及随从入场，座位果然就在华罗庚原定座位的旁边。华罗庚的朋友、书法家包谦六回忆说：“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玉碎’了，太不值得。”于是华罗庚宁愿冒着得罪的风险也不与她邻座。
1975年，华罗庚只身入东北。8月，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来到哈尔滨，愤怒、忧伤、劳累终使他心肌梗塞，昏迷了6个星期。病稍好，他伏枕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批准我继续学习前进，实质上，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毛泽东回信嘱咐他，“待痊愈后，再去较为适宜。”
文革终于结束，华罗庚回到中科院数学所，继续忙于推广“双法”，他也想集中精力重新开始纯粹数学的研究，弥补十几年来的巨大遗憾，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华罗庚到英国、香港、美国等地访问，接受了许多迟来的荣誉。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评选他为院士，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据说还有许多学术机构准备给华罗庚授衔，但因为1985年他突然逝世，未能实现。
1985年6月，华罗庚访问日本，6月12日下午在东京大学演讲，日本数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亲致欢迎词。华罗庚讲了一段后觉得翻译很费时间，征求现场意见后，他改用英语直接演讲。主办方为他身体考虑，让他坐着轮椅讲，他坚持站着讲，越讲越兴奋，正值盛夏，讲着讲着就满头大汗，他把西装外套脱了，领带也解了。演讲原定45分钟，在几番热烈的掌声中，他主动要求加时，讲了65分钟才结束，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坐下来，正要接受鲜花的时候，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去。
华罗庚突发心肌梗塞，倒在讲台上，实践了自己在诗中写下的诺言：慷慨掷此身。他经常说：“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人称他“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但更多的人尊他为“人民的数学家”。
从杂货铺走出的数学巨星：华罗庚的传奇人生
1910 年 11 月 12 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以经营杂货铺维持全家生计 。自幼，华罗庚便展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天赋，常常沉浸在数字的世界中，如痴如醉。
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求学时，一次数学课上，老师出了一道极具挑战性的题目：“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这道源自中国古代数学经典的难题，瞬间难住了全班同学，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解。然而，华罗庚却在短暂思索后，迅速起身给出答案：“是二十三！” 他的回答让老师和同学们大为震惊，老师好奇地询问他的解题思路，华罗庚条理清晰地阐述道：“一个数，三除余二，七除也余二，那必定是二十一加二。而二十一加二等于二十三，恰好满足五除余三。” 这一巧妙的解法，让老师王维克对他另眼相看，王维克坚信这个少年在数学领域必将大有作为，从此对他悉心栽培，给予了许多指导和鼓励。
1925 年，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因家庭经济窘迫，无法继续升入高中。为了谋求生计，他进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期望能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帮补家用。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即便学费已十分低廉，华罗庚的家庭依旧难以承担。无奈之下，他仅学习了一年，便被迫辍学，回到金坛，协助父亲经营杂货铺。
尽管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他稚嫩的肩头，但华罗庚对数学的热爱却从未消退。在杂货铺里，他一边忙碌地招呼顾客、记账算账，一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自学数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每一本能找到的数学书籍，从代数、几何到微积分，每一个知识点都被他反复钻研。夜晚，当杂货铺关门歇业，家人都已进入梦乡，华罗庚却独自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沉浸在数学的奇妙世界里，不知疲倦地做着习题、推导着公式，常常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有时，他会因为一道难题的困扰而彻夜难眠，可一旦找到解题思路，又会兴奋得难以自持，全然不顾窗外已泛起鱼肚白 。
命运似乎总爱给华罗庚设置重重障碍。1928 年，18 岁的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病，在缺医少药的当时，这无疑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华罗庚整整昏迷了半年，在鬼门关前徘徊了无数次。他的家人忧心如焚，四处求医问药，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请来的老中医甚至无奈地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 然而，华罗庚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意志，与死神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 。可这场大病还是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
对于常人来说，这样的打击足以让人一蹶不振，但华罗庚却没有被命运打倒。他在心中暗暗发誓：“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他深知，自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行动，但他的头脑依然敏锐，他对数学的热爱依然炽热。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在数学领域探索的决心，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数学的执着，继续在数学的海洋中遨游。
尽管生活艰难，身体残疾，华罗庚对数学的热爱却愈发深沉。他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钻研数学难题到深夜。为了节省煤油，他总是把灯芯挑得很小，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摇曳，映照着他专注的面庞。他的身边堆满了各种数学书籍和写满公式的草稿纸，每一张纸上都凝聚着他对数学的思考和探索。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定理，他会反复推导，甚至忘记了吃饭和休息。他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仿佛那是他唯一的避风港，也是他实现梦想的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华罗庚开始尝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他深知，只有通过发表论文，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研究，也才能在数学领域中获得认可。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精心撰写了一篇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对一位大学教授的错误解法提出了质疑和纠正。这篇论文不仅展现了他扎实的数学功底，更体现了他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1930 年，这篇论文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轰动了当时的中国数学界 。
彼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偶然读到了这篇论文，他被作者敏锐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所吸引。当得知这篇论文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身处偏远小城的杂货铺伙计，且身患残疾时，熊庆来教授大为震惊，同时也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信，华罗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数学天才，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于是，熊庆来教授四处打听华罗庚的消息，并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在了解到华罗庚的困境后，熊庆来教授果断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给予他一个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1931 年 8 月，华罗庚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踏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这所中国顶尖学府，不仅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更汇聚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为华罗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舞台 。
初到清华，华罗庚担任数学系助理员，主要负责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等杂务。尽管工作琐碎繁杂，但他却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他总是最早到达办公室，在完成工作任务后，便一头扎进数学的世界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清华大学图书馆中丰富的中外数学书籍，无论是古老的数学经典，还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他都不放过。他常常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连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顾不上。
在清华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华罗庚的数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和展现。他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自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其学习速度和理解能力令人惊叹。不仅如此，他还凭借着顽强的毅力，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为日后阅读国外的数学文献，与国际数学界接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习的同时，华罗庚也开始尝试进行数学研究。他深知，要想在数学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就，就必须不断探索创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于是，他一头扎进数论的研究中，凭借着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在数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还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先后在各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数论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让他在国际数学界声名鹊起，许多国外的数学家都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
1933 年，清华大学理学院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具有前瞻性的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助教，并让他教授微积分课。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这样的破格提拔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无比正确的。华罗庚在讲台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教学才华，他能够将复杂的数学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数学的精髓。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甚至吸引了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旁听，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
此后，华罗庚在学术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1934 年，他又被破格提拔为教员，继续在清华大学发光发热。在清华的几年里，华罗庚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优秀的学者，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推动着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这段在清华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成为了华罗庚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数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 年，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华罗庚获得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的宝贵机会。剑桥大学，这座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的学府，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和优秀学子，为华罗庚提供了一个与国际数学界接轨的绝佳平台。
在剑桥的两年里，华罗庚如鱼得水，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研究中。他每天早早地来到图书馆，查阅最新的学术文献，汲取着国际数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在课堂上，他积极参与讨论，与教授和同学们交流思想，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他的勤奋和才华，很快得到了剑桥大学师生的认可和赞赏。
在学术研究方面，华罗庚主要致力于堆垒素数论的研究。他深入钻研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等，凭借着敏锐的思维和顽强的毅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他先后发表了 18 篇高水平论文，提出了著名的 “华氏定理”，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使他成为了国际数学界的一颗耀眼新星 。他的成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数学家的实力和智慧，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然而，就在华罗庚在剑桥大学取得辉煌成就之时，国内传来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华罗庚的心瞬间被揪紧了，他深知，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支持和贡献。尽管剑桥大学的学术环境优越，研究条件良好，还有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研究，但华罗庚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国外继续攀登数学高峰的机会。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不能置身事外。我要回到祖国，与同胞们共患难，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 年，华罗庚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被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的昆明，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还时常遭受日军的空袭。但华罗庚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和师生们一起，在简陋的教室里坚持上课，在昏暗的灯光下潜心研究。为了躲避空袭，他常常带着妻儿四处搬家，生活十分动荡。但这些困难都没有动摇他对数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他坚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赢得抗战的胜利 。
在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不仅在教学上认真负责，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数学人才，还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写出 20 多篇论文，并于 1941 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 40 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 20 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
1946 年，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在那里，他与苏联的数学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同年秋天，他又受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前往美国讲学。在美国，他先后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教授，生活条件和学术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与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顶尖科学家成为了同事，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他迅速成长，向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靠拢。
然而，华罗庚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激动不已。他深知，祖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自己作为一名数学家，有责任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的怀抱。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劝他说：“你在美国已经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生活也很安逸，为什么要回到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呢？” 但华罗庚坚定地回答：“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要回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950 年，华罗庚带着妻儿，冲破重重阻挠，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在归国途中，他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深情地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封信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世界，感动了万千海外华夏学子，为新中国唤回了大批留学人才 。
回到祖国后，华罗庚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他深知，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数学人才的支持，因此，他在教学上一丝不苟，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他的课堂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总能将复杂的数学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略数学的魅力 。
在科研方面，华罗庚更是成果丰硕。他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对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改进，其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 “华氏定理”；他还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 - 布饶尔 - 华定理 。
华罗庚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也获重要成果，被称为 “华 - 王方法”。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数学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他的著作《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 40 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 20 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另一部数学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得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在国际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
除了专注于学术研究，华罗庚还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需求。上世纪 50 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数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重要性，开始思考如何让数学为国民经济服务。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他发现 “优选法” 和 “统筹法” 这两种数学方法能够在工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
“优选法” 是运用黄金分割法，针对生产工艺参数的选择问题，找到一种尽可能减少试验次数的最优方案；“统筹法” 则是针对生产组织管理的计划安排问题，以网络图反映计划安排，选择最优方案，使错综复杂、工艺繁复的工农业生产获得更好效益。为了推广这两种方法，华罗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亲自带领团队深入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举办讲座和培训，向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传授 “双法” 知识 。
在推广过程中，华罗庚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当时，很多人对数学方法在生产中的应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理论过于高深，难以在实际中操作。而且工厂的生产环境复杂，工人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要让他们理解和接受 “双法” 并非易事。但华罗庚没有退缩，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例子，将复杂的数学原理讲解得简单明了。他还亲自到生产一线，与工人们一起进行试验和实践，用实际效果证明 “双法” 的有效性 。
例如，在一家钢铁厂，华罗庚运用 “优选法” 对炼钢工艺进行了优化，通过调整原料配比、温度控制等参数，使钢材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废品率大幅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了 30%。在农业生产中，他指导农民运用 “统筹法” 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如播种、灌溉、施肥等，使农作物的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
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华罗庚的足迹遍布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成百个县、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上百万公里。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双法” 的推广应用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誉 。
华罗庚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人才。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重要位置。在教学过程中，他注重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优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他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敢于质疑，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许多学生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王元、陈景润、陆启铿、杨乐、张广厚等，他们成为了中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华罗庚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学生指导，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成为了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
1985 年 6 月 12 日，75 岁的华罗庚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前往日本访问讲学。在东京大学的讲台上，他精神矍铄，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自己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心得体会。他的演讲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台下的听众都被他的精彩讲解所吸引，沉浸在数学的奇妙世界中 。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悄然降临。当华罗庚刚刚结束演讲，还未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时，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讲台上。尽管现场的医生和工作人员立即对他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带着对数学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的深深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华罗庚的逝世，是中国数学界乃至世界数学界的巨大损失。他的离去，让无数人为之悲痛。他的同事、学生、朋友，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缅怀和追思。他的学生陈景润，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他深知，没有华罗庚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在陈景润的心中，华罗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位慈父般的恩师，他的教诲和鼓励，将永远铭刻在自己的心中 。
华罗庚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卓越的科研成果，却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他的一生，是为数学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繁荣富强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什么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他的精神，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
华罗庚的科研成果，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数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他的 “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 - 王方法” 等，成为了数学领域的经典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 。
他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等，更是成为了数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也为世界数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让中国数学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
华罗庚对数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他一生致力于培养数学人才，为中国数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如王元、陈景润、陆启铿、杨乐、张广厚等。这些学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了中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
他的教学方法独特，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他常常告诉学生：“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他的这些教诲，如明灯般照亮了学生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他们在数学的海洋中不断探索，追求真理 。
华罗庚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从一个贫寒的少年，凭借着自己对数学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最终成为了一代数学大师。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努力，不断超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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