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机 ①丨 秒秒都是“爷青回”，30年前中山工人这样“就地过年”
来源：中山日报
栏目：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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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开栏语丨生活在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 怀旧已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项标签。从即日起，中山+推出“时光机”栏目，从档案文物、旧时影像、民间文学中为你发掘意味深长的瞬间，重温趣味盎然的故事。乘上时光机，共历“爷青回”。
（注：2020年度弹幕“爷青回”，为“爷的青春又回来了”的缩写，用来表达人在变化后的环境中，面对曾经熟悉的人和事物时，油然而生的一种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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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30年前，中山工人如何“就地过年”？
牛年新春将至，又逢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中山向外来务工人员发出“尽量留在中山过春节”的倡议。中山的一些镇街和单位纷纷送出暖心的“春节大礼包”，有派发慰问红包和年货的，有组织线上公益培训课程的，也有开展书写挥春、电影放映、书画作品展等活动的，不仅给予工人们切实的物质帮助，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山糖厂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
1997年1月22日，威力洗衣机厂举办迎春游园活动，工人们在玩“盲人贴五官”游戏。当年也是牛年呀！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中山市就非常注重为留守工人送去节日的问候。中山市档案馆馆藏的一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山企业大厂春节活动照片， 让我们重温了那些年，厂区内回荡的浓浓年味。新春期间，游园会、茶话会，简单又有趣，闲聊中增情谊；节后开工第一天，醒狮锣鼓来助阵，鞭炮声声催人奋，更有“开工利是”送到手。虽然，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如今日富足，活动也不比今时多样，暖心的感受却是相同的。
1987年春节，石岐玻璃总厂领导慰问在岗职工的留影。
30年前，照片中正值壮年的工友们，现在都已升级为爷爷奶奶，不知道这组照片是否勾起了他们对青春的回忆？想起那年春节的鞭炮声声，想起工友们的新春祝贺，想起工厂里热闹的节日氛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石岐玻璃厂办公室工作的毛础岳告诉记者，玻璃厂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实行三班制，烧玻璃的熔炉一刻也不能停歇，熔炉里的玻璃犹如一座高温的火山，一旦停电十五分钟，滚烫的玻璃水失去及时的冷却，就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因此，新春期间，十八条生产线上的工人仍需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保证安全生产。厂内举办春晚、游园会等迎春活动，工人们也是分批参与。
1987年春节期间，石岐玻璃总厂回厂上班的工人获得厂领导的列队欢迎及节日问候。
当年，每逢新春佳节，毛础岳就要回厂里布置新春活动会场。“年三十晚是联欢晚会，年初一公司领导要下车间慰问。年初三晚上则组织外地员工唱卡拉OK。员工还可参加抽奖，奖品有金首饰、电视机等。”毛础岳说，“所谓‘人生第三苦，热天焙火炉’。厂里最辛苦的工人是司炉，他们长期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给他们的新春慰问金也会高点。”毛础岳回忆，玻璃厂中许多工人来自港口镇，因此人们也常开玩笑道该厂最多“港姐”。
1989年2月10日，石岐玻璃总厂领导到生产办进行春节慰问，向干部职工送上节日慰问金。
作为一个拥有六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玻璃厂十分重视企业文化，拥有业余艺术团、足球队，办有《中玻集团报》，经常接待来访中山的中国文化界名人，如诗词大家刘逸生、诗人余光中、电视艺术家古月、姚锡娟、文学家贾平凹、数学家华罗庚等。一些热爱文艺的工人，也能借此机会与名家面对面交流。“丰富的精神生活也给身为员工的我们带来获得感。”毛础岳称。
中山糖厂春节文艺晚会上的舞蹈表演。当年也是牛年。
作为中国首家自主独立设计建造的大型糖厂，国营中山糖厂的工人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厂区内设有影剧院、银行、商场、医院等，充满生活气息。该厂春节文艺晚会节目丰富，有传统民族舞、摩登的交谊舞、优美的现代舞，也有吉他演奏、粤剧表演......，厂内还会举行迎春长跑和团拜会，其乐融融。
中山糖厂举办迎春长跑活动，图为奋力向前冲的跑步健将们！
当时，和中山糖厂、中玻集团同属中山企业“十大舰队”的中山威力洗衣机厂同样注重企业文化。记者在中山档案馆提供的老照片中可见，1990年春节，威力洗衣机厂的迎春慰问文艺晚会“威力之春”堪比央视“春晚”，工友们各显神通，杂技、合唱、舞蹈、乐器信手拈来；新春游园会活动活泼有趣，抛圈套鸭、盲人贴五官、滚球飞镖，应有尽有。
1997年1月22日，威力洗衣机厂举办迎春游园活动，员工正在参加“抛圈套鸭”游戏。
1987年到1994年在威力洗衣机厂工作的老员工路荆回忆：“当时我们租用中山纪念堂的场地举办了这场‘威力之春’。舞台是我们自己搭建的，材料虽然简单，但现场气氛热烈。”他认为，当年，中山经常组织文化活动，像威力洗衣机厂这样的大型企业甚至聘请有专业的文艺家为自己排演节目，积极参演。“企业文化的蓬勃发展，激发了员工的生活热情，提升企业向心力，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也增强了。”
1991年大年初八开工日清早，威力洗衣机厂醒狮队伍开启拜年活动。
◆中山日报新媒体中心
◆策划、统筹：米朵
◆文+/记者 廖薇 通讯员 陈琳琳
◆图+/中山市档案馆馆藏、毛础岳提供
◆图片设计/蔡文强
◆编导+/ 廖薇
◆视频制作+/实习生 唐雨澄
◆编辑：廖薇
◆二审：张鹏
◆三审： 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
诸葛亮人物志·中篇：季汉国柱与托孤重臣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出使江东，其游说孙权时“激将法”与“理性分析”并重（“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被裴松之批评为“夸大其词以求速效”。现代学者方诗铭指出，诸葛亮真正贡献并非“舌战群儒”的文学渲染，而是促成孙刘平等联盟：不同于鲁肃“借荆州”的单向依附，诸葛亮坚持刘备“领荆州牧”的合法身份，为后续“跨有荆益”奠定法理基础。
赤壁战后，诸葛亮默许周瑜分南郡给刘备的暂时性妥协，但始终强调“刘表旧部归附”的正当性（江夏太守刘琦尚存）。这种“法理优先”的思维，与孙权“实力至上”的逻辑形成根本冲突。台湾政治学家朱言明认为，诸葛亮的外交本质是“儒家礼法包装的现实主义”，其巧妙性在于既维持抗曹统一战线，又为未来博弈保留。
诸葛亮与法正、刘巴等共同制定《蜀科》，宣称“刘璋暗弱，威刑不肃，遂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实则隐含对益州本土豪强的压制。他一方面严惩彭羕、来敏等狂士，另一方面破格提拔李严、王平（出身低微者），形成“以客制主”的权力平衡。但过度依赖荆州集团（如马谡），埋下“后继无人”的隐患。
2. 经济政策的双重性
- 战时管控：盐铁官营、锦官城垄断蜀锦贸易，使蜀汉在最小疆域维持最强军备。史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袁子》），但亦造成“民贫国虚”（《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
- 技术驱动：改良连、木牛流马，甚至派遣工匠越境学习魏国冶铁术（蒲元“淬火法”）。日本科技史家薮内清认为，诸葛亮的“工具理性”远超同时代政治家，近乎“东亚最早的军工复合体实践”。
诸葛亮虽自诩“澹泊明志”，却深谙象征政治的力量：
- 上疏公开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以塑造清廉形象；
- 北伐前作《正议》檄文，将曹魏篡汉比作“王莽、董卓之续”，强化蜀汉合法性；
- 对李严“罢官不杀”的处理，既维持法纪又不失儒家宽恕之道。这些行为被法国汉学家侯锦郎视为“法家手段与儒家修辞的完美缝合”。
1. “攻心为上”的南中治理公元225年南征，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传说虽存疑（《汉晋春秋》孤证），但其“不留兵、不运粮”的怀柔政策确有效果：
- 经济层面：开盐井、教织锦，将叛乱部落纳入蜀锦产业链；
- 文化层面：吸收叟兵组建“飞军”，通过军事协作消解族群对立；
- 政治层面：令大姓出金聘“恶夷”为部曲，制造地方势力内部制衡。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指出，这种“以经济整合替代军事镇压”的模式，在西南边疆治理史上具开创意义。
2. 北伐的战略迷思
- 地理困境：蜀道补给难题迫使诸葛亮发明“分兵屯田”（第四次北伐），但秦岭气候导致“军粮屡断”。数学家华罗庚曾推演：“若木牛流马载重300斤，需8万民夫往返三个月才能供给10万大军”——后勤消耗远超国力极限。
- 战术创新：首次北伐时声东击西（扬言出斜谷实攻祁山），第四次北伐以退为进诱杀张郃，展现其“战场感知力”（克劳塞维茨术语）。但街亭之败暴露其用人僵化：过度依赖纸上谈兵的马谡，忽视魏延等宿将经验。
- 目标争议：诸葛亮在《后出师表》称“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后世王夫之痛批其为“侥幸之师”（《读通鉴论》）。现代战略家钮先钟则认为，北伐本质是“攻势防御”——以攻代守延缓曹魏灭蜀进程。
3. 渭南对峙与“克复中原”的幻灭五丈原屯田期间，诸葛亮赠送司马懿巾帼妇饰，司马懿却借使者之口探听其饮食起居。这场“心理战”的结局极具象征意义：当司马懿断言“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宣告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现实政治消磨的必然。美国传记作家黎东方评价：“他以理科生的精密设计战争，却低估了人性的混沌——司马懿宁愿背负怯战之名，也要用时间杀死对手。”
4. 军事遗产的辩证性
- 治军艺术：诸葛亮首创“八阵图”模块化战术，使蜀军能以少制多（《三国志》：“止如山，进退如风”）。冷兵器专家周纬指出，其阵法融合了先秦车战与骑兵机动，堪称“中世纪野战工事典范”。
- 技术短板：蜀汉连射程仅50米（据出土文物测算），远逊于曹魏“霹雳车”（配重投石机）。过度依赖单兵装备，缺乏攻城器械创新，导致“野战不败而城池难克”。
- 将领培养断层：除魏延、王平外，蜀汉后期出现“人才真空”。陈寿批评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实为资源匮乏下的无奈——他不得不事必躬亲，抑制了将领自主性。
刘备临终“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言论，历来争议不休。学者田余庆认为，这是刘备为约束诸葛亮而设的“道德枷锁”——通过公开赋予“取而代之”的合法性，反而彻底堵死了权臣篡位的可能性。诸葛亮以“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回应，实质将君臣契约升华为宗教式使命。 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总揽军政大权，却始终维持象征性尊重：
- 出师北伐必称“奉诏”（尽管刘禅仅批“惟相父自裁”）；
- 保留李严中都护职位分掌部分军队，避免绝对独裁；
- 临终前将军权交予杨仪而非嫡系姜维，维持派系制约。这种“独裁者的自我约束”，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看来，体现了“儒法二元结构的巅峰运作”。
白帝托孤
诸葛亮撰写《申子》《韩非子》等简写本教导刘禅（《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却同时要求其“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这种矛盾教育导致刘禅一面依赖相父，一面滋生逆反心理。景耀五年（262年），刘禅怒斥提议为诸葛亮立庙的向充：“周孔之德，尚不专祠，何得越礼！”，暴露了被压抑的君权反弹。
诸葛亮执政的十二年（223-234年），是理想主义在现实铁壁上反复碰撞的悲壮实验。他既试图构建一个“赏罚严明、士民勤业”的法家乌托邦，又无法摆脱“汉贼不两立”的儒家枷锁。英国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指出：“他像古希腊悲剧英雄，因坚守原则而走向毁灭——若放弃北伐养民生息，或与东吴彻底分割荆州，蜀汉或许能续命更久，但那将不再是诸葛亮。”
（中篇完，下篇将解析“千古一相”的文化符号嬗变、历史评价争议及其现代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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