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头的阿木，打小就被人唤作“傻子”。他反应总是慢半拍，说话也直愣愣的，像是溪水里一块没被磨圆的石头，硌得旁人心里不舒服。村里的精明人常把他当个笑话，看他扛着柴火，就有人故意喊：“阿木，你肩上那捆柴，是金子做的吧？走那么慢！”阿木会停下来，认真看看肩膀，再认真看看说话的人，嘿嘿一笑，念叨着：“柴……回家烧饭哩……”又继续慢悠悠地走。他爹娘早逝，孤身一人，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可那笑容，倒像是晒饱了日头。
那年头，老天爷像是把水缸倒扣在了别处，一滴雨也不肯施舍给这片干裂的土地。田里的苗蔫成了枯草，连村口那棵最老的槐树，叶子都打着卷儿，灰扑扑的。人心也像被日头烤焦了，焦躁不安。村里的粮食口袋眼见着要见底，家家户户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眼神里都带着刺，防备着别人，也防备着自己肚里的馋虫。阿木那点存粮，几把糙米混着野菜，更是撑不了几天。他坐在冰凉的门槛上，看着空荡荡的米缸，肚子咕咕地叫，像有只小青蛙在里面跳。
就在这当口，邻村更穷的赵家沟，饿死人的风声像乌鸦的叫声一样，呜呜咽咽地飘了过来。村里人听了，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自己都快咽气了，哪还管得了旁人死活？”只有阿木，那晚在破屋里翻来覆去，草席子硌得他生疼。他摸黑爬起来，借着窗缝透进来的一点惨淡月光，把他仅剩的那点粮食——三块硬邦邦的荞麦饼，小心地包进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里。天刚蒙蒙亮，村道上还不见人影，他揣着那个小布包，像个影子一样，悄没声儿地溜出了村子，朝着赵家沟的方向去了。
通往赵家沟的路，像是被谁用鞭子狠狠抽打过，坑洼不平，尘土积了老厚，一脚下去能呛得人直咳嗽。路边的树皮，早被剥得精光，露出惨白的树干。阿木走得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只能把裤腰带又勒紧了一扣。快到晌午，日头像烧红的烙铁悬在头顶，烤得人眼前发黑。转过一个长满枯黄荆棘的小山坳，阿木猛地停住了脚。
路旁的乱石堆里，蜷着个老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架子，衣服破成了布条条，勉强挂在身上。花白的头发沾满了泥和草屑，一张脸灰败得像蒙了层土，嘴唇干裂得翻起了皮，只有胸膛那一点点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几只黑黢黢的乌鸦在不远处的枯树枝上蹲着，哑着嗓子叫唤，翅膀扑棱棱的，眼睛贼亮地盯着这边。
阿木愣住了。他认得这老人，是邻村一个孤寡的老木匠，姓李，以前来村里做过活。前头刚走过去几个逃荒的同村人，他们瞥了一眼，脚步都没停，反而走得更快了，仿佛那不是个人，只是块碍眼的石头。阿木看着老人枯槁的脸，听着那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只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又闷又疼。他蹲下身，轻轻推了推老人的肩膀：“李伯？李伯？醒醒……”
老人喉咙里发出一点嗬嗬的气音，眼皮费力地掀开一条缝，浑浊的眼珠茫然地转了转，又无力地合上了。阿木赶紧解下腰间那个旧竹筒，里面还剩小半筒水。他小心翼翼地托起老人的头，一点一点，把清凉的水滴进老人干裂的嘴唇缝里。老人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阿木又把怀里那块包着荞麦饼的布包打开，撕下一小块饼，在水里泡软了，捏成糊糊，极其耐心地、一点点喂给老人。
老人勉强吞咽了几口，气息似乎稳了一点，但身体滚烫得吓人。阿木心一横，干脆不走了。他在附近寻了个能稍稍避风的浅石窝，费力地把老人半背半拖地挪了过去。又去寻来些枯草，铺在石窝里，让老人躺得稍微舒服点。白天，他守在边上，用布条蘸着仅有的一点水，一遍遍给老人擦拭滚烫的额头和手心降温。夜里，山风冷得像刀子，阿木把自己那件本就单薄的破夹袄脱下来，严严实实地盖在老人身上，自己则紧紧挨着老人，缩在冰冷的石窝里，冻得牙齿直打架。他带来的那点水和饼，几乎全喂进了老人嘴里，自己只靠嚼点苦涩的草根充饥。
就这么熬过了三天三夜。老人身上的烫终于退了，意识也清醒了许多。这天清晨，老人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年轻人，看了很久很久。他沙哑着嗓子，声音像破旧的风箱：“娃子……你……图个啥？就不怕……我讹上你？”
阿木正用一片大叶子接了点晨露，准备给老人润润嘴唇。听到这话，他抬起头，脸上还是那副有点迟钝的样子，眼神却干净得像刚下过雨的天空：“李伯……你躺着，没人管……会死的。”他顿了顿，像是在努力组织语言，“俺……俺娘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俺看见了……不好受。”他说得很慢，很笨拙，甚至有点词不达意，但那话语里的重量，却沉甸甸地压在了老人的心上。
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涌起一层水光。他挣扎着想坐起来，阿木赶紧扶住他。老人枯瘦的手紧紧抓住阿木布满茧子和泥土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好孩子……好孩子啊！老天爷……没瞎眼……”他喘了几口气，看着阿木那双纯澈得不掺一丝杂质的眼睛，像是下定了决心：“我老头子……没别的本事，年轻时跟着游方的郎中……学过点认草辨木的本事。这山里头的草木，哪样能救命，哪样能要命，我肚子里……还记着点谱儿。你……愿不愿意学？”
阿木愣愣地看着老人，似乎没太明白。老人叹了口气，指着石窝边一株不起眼的、叶子细长的小草：“娃子，你拔它一片叶子，放嘴里嚼嚼。”
阿木依言做了。一股清凉微苦的汁液在口中弥漫开来，喉咙里火烧火燎的感觉瞬间被压下去不少，连带着昏沉沉的脑袋也清醒了几分。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叫‘蛇不见’，被五步蛇咬了，嚼碎它敷上，能保一时半刻的命，给郎中救人腾出空儿来。”老人又指着不远处崖壁上垂下来的一簇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蔓，“那个，叫‘穿心莲’，治高热惊风，最是霸道，可量大了也能要命……”
日头爬上山梁，金色的光驱散了晨雾。在这荒凉的山坳里，一个濒死的老人，一个被唤作“傻子”的年轻人，一个用沙哑的声音细细地讲，一个用他那并不灵光的脑袋，却异常专注地听、看、记。那些深藏在山野间的草木精灵，那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智慧，在这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最质朴的传人。
阿木跟着李伯，在山里一待就是大半年。李伯把他肚子里那些压箱底的本事，像倒豆子一样，一股脑儿全倒给了阿木。认药，采药，炮制，配伍，治些常见的头疼脑热、跌打损伤……阿木学得慢，但他有个笨办法——一遍记不住就十遍，十遍不行就百遍。他像块干透了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他认得山里的每一条小路，记得每一种草木的模样和脾气。李伯看着他采药时专注的侧脸，看着他为试验药性把自己弄得满手是泡也不吭声的倔劲儿，常常会露出欣慰又复杂的笑容。
后来，李伯在一个平静的清晨，安详地走了。阿木把他葬在了向阳的山坡上，坟前种满了李伯最喜欢的草药。他背起李伯留给他的那个磨得发亮的旧药篓，里面装满了炮制好的草药，独自下了山。
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己那个几乎被遗忘的村庄时，一场凶猛的“传人瘟”正像野火一样在村里蔓延。大人孩子高烧不退，上吐下泻，浑身起红疹，村里的土郎中都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祠堂里躺满了呻吟的人，绝望的气息笼罩着整个村子。
“阿木？傻子回来了？”有人看到他，惊讶地喊了一声，声音虚弱。没人指望他能做什么。
阿木没说话，默默地放下药篓。他走到一个哭得快要背过气去的孩子身边，那孩子浑身滚烫，疹子通红。阿木仔细看了看孩子的舌苔、眼睛，又摸了摸脉。然后他转身，从篓里飞快地挑出几样晒干的草药：几片巴掌大的叶子，几段褐色的根茎，还有一小把白色的干花。他手脚麻利地把它们捣碎，用温热的米汤调和了，小心翼翼地喂给孩子喝下去一点，又把剩下的药渣敷在孩子的手心脚心。
起初没人信他。可到了下半夜，那孩子惊厥抽搐的症状竟然真的慢慢平息了！高烧也退下去不少！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又哭又笑，对着阿木就要下跪。这一下，整个村子都轰动了！祠堂里那些原本绝望的眼神，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齐刷刷地、带着难以置信的期盼，聚焦在这个曾被他们嘲笑的“傻子”身上。
阿木成了最忙的人。他沉默着，背着他的药篓，穿梭在弥漫着病气和草药味的祠堂和各家各户之间。看诊、配药、煎药、敷药……他几乎不眠不休。他认得清每个人细微的症状差别，配出的药方子似乎总比旁人更灵验几分。那些曾经嘲笑他“慢”、“笨”的人，此刻都眼巴巴地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感激。那个曾笑话他柴火是“金子”的汉子，病得最重，阿木守了他三天，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汉子醒来，看着阿木熬红的双眼，嘴唇哆嗦了半天，只挤出一句带着哭腔的：“阿木兄弟……我……”后面的话，被汹涌的眼泪堵了回去。
瘟疫的乌云终于被驱散。阿木累得瘦脱了形，可整个村子的人，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傻子”这个称呼，再也没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带着敬意的“阿木先生”。
村东头那间破败的老屋，如今被修葺得干净亮堂，门口挂着一块朴素的木牌，上面刻着三个端正的字：“回春堂”。每天，这里人来人往。有本村的乡亲头疼脑热来找他抓药，也有外村人慕名而来，求治疑难杂症。阿木看病的规矩很特别：家境宽裕的，看着给几个铜板；实在穷苦的，捎带手帮他劈一捆柴，或是带一把自家种的青菜，也成。他说话依旧慢，但每个字都像他开出的药方一样，实实在在，让人心安。
夕阳把“回春堂”的影子拉得老长。阿木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坐在门槛上歇息。晚风带着田野的香气吹过来，很温柔。他看着远处自己曾艰难走过的山路，看着山坡上李伯长眠的地方，眼神平静得像一汪深潭。
村里顽皮的孩子偶尔还会学大人当年的口气，指着某个反应慢的人嬉笑：“看，傻子！”总会有大人立刻板起脸，严肃地呵斥：“胡说什么！阿木先生告诉过我们什么？人心里的那杆秤，称的不是伶俐，是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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