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从眼角看到他的表情在变化。从一个老人到斥责和教育我，我变得愤怒，然后焦虑，然后沮丧和悲伤。
我的“青春期”
我的青春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从杨一元正式离开我和妈妈的那天起。杨一元是我的父亲，但是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想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对杨一元的所有感觉，这个词根植于血液和基因，根植于血液和骨恨之中。
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杨一元和他的初恋重聚了。从那以后，他晚上就没有回家。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已经睡着了。模糊中传来敲门声，接着是妈妈和谁在客厅说话的声音。我本能地警觉起来，蹑手蹑脚地从卧室门后往外看，是杨一元。杨一元说:“请。”妈妈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已经好几年没提起离婚了。你为什么突然提到它?你告诉我真相，也许我会考虑。”
这次轮到杨一元沉默了。空气太重了，以至于结冰了。最后他叹了口气，“她怀孕了。她快40岁了。这是她最后的机会。”
一周后，在晚餐时，我妈妈突然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对我说，“我爸爸和我离婚了。好吧，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成年人，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没有像我妈妈期望的那样强壮和成熟。相反，我突然从一个公认的好男孩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少年:厌倦了学习，厌倦了回家，甚至厌倦了思考。唯一仍然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玩网络游戏。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才15岁。
在我母亲的眼里，我过去很有礼貌和理智，帮助她做家务，努力学习，这是她赖以生存的一切。但是现在呢?我妈妈哭着问我，“你怎么了?”我想回答她，“没什么，青春期。”
死亡无法改变的事情
杨一元听说过我。离婚后，他从支付生活费转变为直接用银行卡存钱。我清楚地告诉妈妈，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因此，当我看到杨一元在学校门口威严地盯着我时，我冷着脸从他身边走过，视而不见。杨一元经常来，但他不主动说话。我能从眼角看到他的表情在变化。从一个老人到斥责和教育我，我变得愤怒，然后焦虑，然后沮丧和悲伤。
大爆炸的时候到了。那天，当高中第一年的期末考试报告单出来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妈妈建议我重读这个年级。我知道有一天当我妈妈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会准备好坐在客厅里哭，骂，甚至打我。
是杨一元推门进来的。第一句很熟悉:“请。”
我玩弄他的表情:“这位伟大教授的儿子被要求重复等级，所以我觉得我丢了脸。”
杨一元握紧拳头，额头青筋毕露。我不怕他。我几乎和他一样高。虽然我有点瘦，但我相信我不会输给他。
杨一元的手慢慢松开了。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向门口走去。他走到门口，转身说，“在你眼里，我有多难忍受并不重要。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女人自始至终爱我。他们爱我，因为我很优秀。我的无能只在于我没有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但是看看你。你甚至没有我的一半。你进了我进的大学吗?将来会有女孩爱你吗?因此，不是你不想承认我是一个父亲，而是我根本不想承认你是一个儿子。”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就走了。我疯狂的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提前结束了。
两年后，我以超过20分的成绩考入杨一元的母校。报到那天，杨一元来了。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冷冷地说话了。这就是我几天来的想法，我特别对他说:“不要表现出优点，不要说我因为你的挑衅而努力学习，最后进了大学。你错了。我上大学是为了长大，与你无关。我18岁了。从今天开始，我妈妈和我都不再需要你的钱了。我将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今后请不要打扰我们。”
杨一元痛苦地闭上眼睛，在身后留下一个存折。他步履蹒跚，脚步散乱。
我撕碎了我的存折。
大学期间，我申请了学生贷款，努力争取奖学金，放学后做了两份工作。我的状态只能用“绝望”这个词来形容。虽然我很累，但我不后悔。
然而，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这些都是无法形容的症状:例如，我觉得我尿频尿急，但在厕所里感觉不舒服。没有女朋友，但总觉得身体虚弱，全身特别是腿虚弱;我坐立不安。我的膝盖、手和脚都感觉到了和杨一元当年一样的颤抖。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环顾四周，肾内科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年轻男孩。我几乎羞于想逃离医院。我躲在医院外面的花园草坪上，我妈妈拿出了结果。她的脸上满是担忧。我的心越来越紧。她说，“没关系，这不是身体器官的问题。医生说这可能是由心理疾病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然而，你父亲说心理疾病引起的问题更难治愈。”
我一听到这个，就非常生气:“你跟那个人说了我的病什么?”
妈妈的嘴颤抖了几次，但她没有说出来。
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妈妈的苦心，因为找心理医生治疗太贵了，一小时200元。
幸运的是，给我治病的医生非常和蔼可亲。他很快诊断出我的疾病、焦虑和许多身体症状，如尿频、尿急、虚脱等。是由焦虑引起的。他说疾病的起源与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有关。焦虑通常来自负面情绪，如内疚和自责。
杨一远留下的阴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把血和骨头还给你
如果心理学家是对的，他的意思是我的身体疾病是由我内心的焦虑引起的，而我的焦虑是由下意识地对我对杨一元的态度感到内疚引起的。如果这种债务感能够消除，焦虑就会消失，身体也会健康。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面临一个彻底消除我的负罪感的机会。杨一元病了，这不是小病，是尿毒症。只有一种治疗方法——肾脏替代疗法。
谁给他捐了肾?他是孤独的。据说他的初恋，不，应该说他现在的妻子是愿意的，但是这场比赛并不成功。
我妈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敏感地盯着她的眼睛:"妈妈，你要给他捐肾吗?"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睛像海一样深，我看不清楚。当我心痛时，我脱口而出，“不，你应该恨他。即使我必须捐赠，也应该是我。”
妈妈眼中闪过惊讶:“真的吗?你想去吗?”
是的，这是一个惊喜。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妈妈仍然比和她住在一起的儿子更爱那个出轨的男人。
手术前，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的杨一元就在我旁边。他温柔地叫我“儿子”,声音哽咽得像个老人。我的心疼了一会儿，眼睛也疼得肿了起来，但我忍住了，头转向另一边，没有看他。
我告诉自己我在还债，我把骨头和血还给给我骨头和血的人。从那以后，我将会放松，自由和自由。
医生的心理分析确实非常准确。手术后，虽然我失去了一个肾，但我明显感觉好多了，困扰我的症状减轻甚至消失了。当然，这与我不住在学校，我妈妈每天在家照顾我有关。此外，我继续服用医生开的治疗焦虑的药。
今年毕业后，我成功地申请了一份合资企业的工作。工作的第一天，该单位为新来的人组织了一次体检。
b超检查时，医生犹豫了一会儿，问我，“你做过肾移植吗?”
我“嗯”了一声，医生笑了:“看来你恢复得很好，抗排异药也不需要吃太多，移植到你体内的这个肾脏和你的身体功能很协调，应该是献血者的肾脏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出院的。
当我到家时，我打开了藏在床头的母亲的手提箱。里面是一大圈药瓶标签。原来每次我妈妈撕下抗排异药的标签，用抗焦虑药的标签取而代之。我还找到了一份我从未见过的手术协议，但与我两年前的手术有关。
协议规定杨一元自愿为儿子提供健康的肾脏。以下是他的签名。我的名字是由我母亲签名的。突然眼泪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那天，我才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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