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被称为“国际政治采访之母”，她这样看待爱情：“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直到43岁那年，她在一次采访中遇到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
帕纳古里斯34岁，脸上有疤，目光灼热，并不高大，却结实有力。他手捧玫瑰花，前来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他：“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帕纳古里斯做了回答，但法拉奇说：“人应该像你那样。”
毫无意外，这两个灵魂里有电和火的人开始同居。她甘冒生命之险帮他转移，帮他筹款以竞选议员，但他对生活琐事满怀怨愤，不屑于解决自己的困窘。他曾要她送自己一辆小汽车，要她一小时内准备好一艘游艇。他听到法拉奇怀孕的消息后，先是沉默，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和法拉奇商议，按照AA制分摊打胎的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在一次争执中，帕纳古里斯踢了法拉奇的肚子一脚，导致胎儿流产。这次流产，让法拉奇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但是，她始终和他在一起。
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战士之爱。她明白他的伟大与猥琐，愿意以灵魂去拥抱他的灵魂。
1976年5月1日，帕纳古里斯在一场有预谋的车祸中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时，法拉奇依靠每天60根香烟度过艰难时期，并开始写一本以帕纳古里斯为主人公的纪实小说。三年多后，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书出版，题为《男子汉》，也有译者将它译作《人》。
晚年的法拉奇在政治态度上变得保守，但战士作风始终没变。在最后那次乳腺癌手术中，她坚持要看从自己身上切除的肿瘤组织，并大声咒骂它。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处，一定有两道飒飒电光，以忽而碰触忽而迸开的姿态，走向宇宙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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