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总统，还有中国香港特首及其属下各司长的年薪都在数百万甚至一千多万港币，而越南国家主席的年薪才六千元港币，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只会认为这个国家贫穷，但我却觉得这里存在另一种奥秘。
其实，这些国家与地区的首脑人物中最为富有的仍然是越南，而不是香港的特首，更不是美国的总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西方或者说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的财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年薪虽然是天文数字，但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联想到美国总统住在白宫里每天还要交房租与伙食费，出行的专机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用车的时候只有公事才算是公费，多带一个家属都要算自己的费用，这样算起来即使年薪在一千万以上也不算富有，一年下来也不会有多少结余。难怪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在当了八年总统之后，卸任的时候却欠下了八百万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以至于从总统宝座上退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份工作挣钱还债。
别看越南的最高领导才只有年薪六千港币，但是，他却要比美国这样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富有。在一个没有基本的财产法律保障制度和明晰的个人私有财产权的国度里，这里的官员是父母官，为民做主，拥有这个“家庭”的一切甚至这个家庭成员的生命。有谁还用对已经属于自己的财产分得一清二楚呢？在这里不会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也不会有账目清楚的政府财政预算，人们非常不情愿地纳着税，但没有人会去过问也没有人（除相关的官员外）有权过问这税到哪里去了，用在什么地方，用得合理不合理，因而人们的纳税意识之低也到了无以描述的地步。在这样的国家里逃税是正常的，有时还是有本事的表现。这里的人也很爱国，但是大多时候只是在口头上，现实中没有多少人会当真。在这样的国家与地区，人们不会在金钱面前讲平等，更不用说在法律面前讲平等了。当每个人手里都拥有一块钱的时候，这对不同身份的人来说差异是非常惊人的，省长可以用它买到一栋别墅，市长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轿车，而老百姓却只能买到两个馒头，如果在饥荒的时候甚至连两个馒头也买不到。
在这里，除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外，越是高尚的人越普遍耻于谈钱，钱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拜金主义。人们以热衷于读圣贤书和谈高尚的道德始，以当官发财终，一旦做官，他们就不会在乎这仅年薪六千港币的待遇，也不会在乎这是六万还是六十万港币，但是他们会很在乎这个“官”字里权力的成分，因为这里的官阶都是讲究含金量的，这意味着他们在实际占有方面，将是一个无限公司。
这里的官员一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低工资；另一方面却是含金量极高的待遇，只要这个官阶不被取消，或者官阶的级别不被取消，这种待遇就可以一直相伴终身甚至福荫子孙。这些人即使一分不拿也已经在过一种超级量的生活。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力说明了这权力之内的社会资源都无偿由他来负责支配。因而悄悄地这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产业：权力产业，有了买官卖官的市场。
这里公私不分，财务混乱，没有公共财政预算，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制度，缺少数字与技术化的管理手段与组织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一旦做官，工资就成了无聊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要靠这个数字来确定他一年的收入，并且要靠这个数字来申报家庭财产，以确定他是否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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