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吉乌铁路的终点，是中亚的粮仓、中亚的油库，也是中亚的桶
中吉乌铁路的终点站是安集延。
中吉乌铁路线路示意图（物流启示录制图）
安集延所处的经济地理区域，叫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盆地，还被称为“中亚的粮仓”、“中亚的聚宝盆”、“中亚的天府之国”、“中亚的油库”、“中亚的桶”。本文就说说这个事。
先看大图：
费尔干纳盆地位置
再看小图：
费尔干纳盆地地理
如图所示，费尔干纳盆地被群山环绕，西北部是库拉玛山脉，东北部是阿赖山脉，南部是南天山山脉，西边是狭长的库贾恩峡谷。有点像缩小版的四川。
费尔干纳盆地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70公里，最窄处约15公里。盆地平原约2.2万平方公里，加之盆地周围山区，总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的宁夏，或“台湾+海南”。
费尔干纳盆地是鱼米之乡，主要农作物有棉花、小麦、大麦、水稻、玉米、苜蓿、水果、蔬菜、、生丝等。
费尔干纳盆地周围是山区，与山脉交错的地带，有大面积的草场，因而有良好的畜牧业。历史上的大宛汗血宝马，就产自这里。
我们看一下费尔干纳地区的水系图：
费尔干纳地区水系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从图上可以看到，费尔干纳地区河道纵横，水网密布。
其中，东北、东南方向有两条河，北支是纳伦河，南支是卡拉达利亚河，这两条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在纳曼甘汇合后，形成了锡尔河。
锡尔河由东向西沿北缘横贯整个盆地，年均径流量是336亿立方米。336亿立方米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鸭绿江的年均径流量（317亿立方米），或淮河的年均径流量（350亿立方米）。
我国主要河流径流量表（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上知名的灌溉农业区。
在苏联时代，为打造“中亚粮仓”，在盆地修建了大费尔干纳、南费尔干纳、北费尔干纳等大灌渠，将盆地周围山区流下来的大小河流连接起来，形成了庞大的费尔干纳水利灌溉网络。
因而，除纳伦河、卡拉达利亚河等少数河流外，其他河流大多已流不到锡尔河了。
费尔干纳盆地灌溉农业（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富地，除了水系，还要有丰饶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条件。
流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流，除了带来了丰富的淡水资源，还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及各种矿物质，使得费尔干纳盆地的土地非常肥沃，土层最厚的地方甚至达到了500-700米。
横亘盆地北部的恰特卡尔-库拉马山、费尔干纳山、塔拉斯山等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就如同秦岭之于四川。再加之日照时间长，全面有210多天的无霜期，在盆地形成了中亚无与伦比的农业气象。
有大面积肥沃的土壤，地势平坦，既不缺水，也不少温，可谓是实打实的“天府之国”。
做一个假设：如果费尔干纳盆地及周围山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一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度。
而现实是，这个地方分属三国，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看图：
费尔干纳盆地三国边界图，图中红色区域为“飞地”（物流启示录制图）
如图所示，乌吉塔三国的边境线在费尔干纳盆地及周围山区犬牙交错。其中：
吉尔吉斯斯坦的属地，从北东南方向将费尔干纳盆地三面包围，占据着盆地周边山地，以及山地与盆地结合处，也控制了水源。
塔吉克斯坦的属地，也就是费尔干纳盆地的苦盏地区，是扼守费尔干纳盆地的门户。从塔吉克斯坦内地进入苦盏地区，需要翻越库拉玛雪山，冬天遇到大雪封山，得需借道乌兹别克斯坦才能得行。
乌兹别克斯坦的属地，是费尔干纳盆地平原，是该地区的丰腴之地。从乌兹别克斯坦内地进入盆地平原，需要翻越南天山山脉雪山，同样，冬天遇到大雪封山，需借道塔吉克斯坦的苦盏地区才能得行。
除了交通上的不便，还有400多公里的未定边界，以及“飞地”上的难管。其中：
乌兹别克斯坦有4块飞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有1块飞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有2块飞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有1块飞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笔者注：2018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换地协议”，将吉尔吉斯斯坦的巴拉克“飞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等值土地划给了吉尔吉斯斯坦。】
费尔干纳盆地“飞地”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问题来了，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地缘的历史塑造是根本原因，现状边界的形成则源自苏联。
1876年，沙俄吞并中亚浩罕汗国，改名为费尔干纳省，由突厥斯坦总督府直接管辖。
1922年，苏联成立后，对中亚地区如何加入苏联，在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指导下，采取先成立自治后再加入苏联的方式。
于是，苏联主导了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工作，根据民族属性和生产方式，划分为5大族群。直到1936年，这5大族群才全部完成划界工作，并以5个斯坦国的名义先后加入苏联。
这样，原本统一的费尔干纳盆地，就被塔、吉、乌三所分属。
乌兹别克人长期从事农耕，就把盆地分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长期从事游牧，就把盆地周边山区分给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山区和盆地的结合处，既有农耕，又有牧场，则交错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为都是在大苏联旗帜下，塔吉乌三国的曲折边界线和交错杂居显得无关紧要，更多的是一种形式，就像同一个省下的市与市之间的行政区划。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这种形式上的问题遂转变为内容上的问题，并上升为国家、民族与利益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今。
前面所说边境线（边境冲突）、“飞地”（飞地纠纷），就是这种问题和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
但棘手的问题，还不仅如此。
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山区的总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约占中亚五国总面积的1.62%。目前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山区的总人口超1400 万人，约占中亚五国总人口的18%。
倘若按费尔干纳盆地来看的话，盆地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约占中亚五国总面积的0.55%。目前盆地总人口超1200 万人，约占中亚五国总人口的15%。
因此，费尔干纳地区是中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并且该地区人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过去十年人口增长了超30%。
为什么要强调人口呢？说两点：
第一点是人口导致的资源竞争。费尔干纳地区就这么大，人口越多，人口增长越快，人均占有资源就越少。
一是水资源。盆地的灌溉农田需要大量的水源，而水源基本都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属的山区，同时还涉及三国间的水库、拦截坝、水电站等设施争议。
二是矿产资源。目前，费尔干纳地区已探明至少56个油气田，很多都分布在盆地边缘构造带上，而这里正处于敏感的边境线。据前苏联地质部门的评估资料，费尔干纳地区潜在石油储量或超过30亿吨、天然气储量或超过10万亿立方米。
三是交通资源。主要表现在三国间人员和商品流通、借道过路费、通关便利性等方面。
第二点是人口引出的族群问题。费尔干纳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信仰各异。
人口基数大，区域又狭小，地理环境还封闭，加之资源、边界等各种矛盾，就越会形成族群对抗力量。这是其一，是内部。
其二，则来自外部，就是KongBu组织渗入，这里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给了其野蛮生长的土壤【不展开了】。
总之，边界与民族和宗教，结合交通、水、矿产和交通等资源竞争，与KongBu等一起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原本富庶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为中亚的“桶”。
最后，回到本文的开头，中吉乌铁路的终点站是安集延。那么，铁路通到安集延以后，该怎么走呢？这就说到了“安格连-帕普”铁路，下篇见。
进入西藏有多少条路，我们来一起数数…
进藏旅行路线全图
滇藏线与唐蕃古道
西景线也就是214国道，是指从青海西宁到云南景洪共3000余公里的国道！其中从云南到西藏昌都芒康县与G318川藏南线汇合的被称为滇藏线！从西宁经玉树到类乌齐与317汇合的被称为唐蕃古道，相传是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进入拉萨和亲走的路！
滇藏线蓝色线G214+G318
唐蕃古道蓝色线
丙察察与新藏线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的万里国道G219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全长超过1万公里！是中国一条顶级风景的自驾旅行路线！经过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
其中云南怒江丙中洛经西藏察瓦龙乡至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200多公里非铺装被旅者称为丙察察越野公路！
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翻越喀喇昆仑山之路被称为新藏线！从米林开始的山南，日喀则，阿里地区和进入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海拔较高！山南的塔日拉山口为最高海拔点5500米！
G229丙察察绿色线
G219新藏线绿色线/阿里南线
从上海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友谊桥！全程5000余公里，大家熟悉的此生爱驾318是指从成都出发到西藏拉萨2000公里的高海拔公路！
G318国道全程图
G318川藏南线
G109国道（即京拉公路）东北起北京西二环阜成门桥，西南止于西藏拉萨，全长3922公里。2009年通车。经过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和西藏8个省份。
大家熟悉的青藏线指从青海西宁起经格尔木，沱沱河，安多，那曲，当雄到拉萨近2000公里高海拔公路！目前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拉萨到那曲已开通高速！高速总里程1107公里！
作为西藏主要的运输主干道，青藏公路重型运输卡车较多，冻土起伏路面多，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海拔高，雨雪天气需注意行车安全！
青藏公路示意图
相对低调的一条进藏公路，但是风景和人文景观也是很哇噻的！国道317线起于成都，止于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镇，是西藏公路主骨架网“三纵两横六通道”中北横线的组成部分。全程3500公里，是川藏公路的备用路。
大家熟悉的川藏北线是指从成都起到那曲转入G109国道到拉萨的公路！全程2130公里！
G317川藏北线
从阿勒泰地区红山口岸，经乌鲁木齐，库尔勒，轮台，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到民丰穿越羌塘无人区到改则，措勤，萨嘎，到吉隆口岸的公路，目前民丰到改则横穿羌塘段进入验收阶段，在2022年底预计能开通！
G216民丰到改则段
克里雅古道的起点是于田县阿羌乡普鲁村，往南沿着库拉普河—克里雅河的河谷地带，翻越克里雅山口，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松西村！此路线为越野穿越路线，现在已经禁止穿越！此路线难度大，请勿盲目穿越！切记
后续将会陆续更新大西部六省（滇川藏、新青甘）自驾路书～
扎西德勒～～～
「阿拉伯国家与社会」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
内容提要
约旦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结构与现代结构在社会内部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传统部落与大家族势力通过攫取国家的权力，实现了权力在上层内部相对稳定的传递。部落成员依靠家族与部落势力，依据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中间阶层的地位，且实现代际地位传承。由于约旦存在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这一特殊群体，巴勒斯坦人在融入约旦社会的过程中面临地位落差的问题，这导致约旦的双重社会结构更趋复杂。约旦现代化与海湾国家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结构中各阶层间的流动开辟了渠道。然而，约旦国内外与经济环境导致中产阶层仍面临向上流动的困难与向下流动的危险，其中阶层向下流动的压力易引发社会震荡。
关键词
约旦现代化进程；社会结构；部落；家族
作者简介
孙慧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
李茜，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正文
图片来源：REUTERS
约旦的现代化建立在本国君主立宪政体与西亚地区部落文化的双重基础之上，在阿拉伯国家中具有典型性。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约旦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约旦社会逐渐从以部落和家族控制为基础和基本运作机制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约旦传统社会主要由部落构成，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社会等级较鲜明。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约旦现代化进程伴随外约旦酋长国的建立而起步，并在独立后实现了较快发展。中东变局检验了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成效。在此期间，约旦因其社会结构的稳定而未受到重大影响。因此，研究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演变模式、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阿拉伯国家关于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中，约旦学者哈尼•胡拉尼（Hani Hourani）的《外约旦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关于约旦社会研究，尤其是农村社会阶层分析的代表性著作。同一时期的约旦学者萨义德·贾瓦德（Said Jawad）的《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探讨了约旦农村社会结构导致的冲突问题。此外，苏莱曼·穆萨（Suleiman Mousa）的《约旦的社会变化》、纳伊姆·易卜拉欣·扎西尔（Naeem Ibrahim Zuhair）的《约旦当代社会事务》、·阿卜杜·凯里姆·胡拉尼（Mohammed Abdul Kerim Hulani）的论文《社会资本部落：对约旦社会部落忠诚的构成及其转变的社会学研究》都是专门研究约旦社会结构的重要文献。此外，埃及学者阿卜杜·法蒂勒（Abd Al-Fadeel）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及阶级构成》和艾哈迈德·穆萨·巴达维（Ahmed Musa Badawi）的《阿拉伯国家中产阶级的变化》都有一定的篇幅介绍约旦的阶级状况，也涉及约旦的社会结构变化。西方学者对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一般是运用西方学术理论着眼于某个问题进行探索分析，典型的有理查德（Richard F. Nyrop）的《约旦国家研究》一书。国内并没有专门涉及约旦社会结构的专著，《列国志·约旦》一书中仅就约旦工作人员等级作了介绍。李茜的博士论文《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有部分涉及社会结构的内容。综合来看，关于约旦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阿拉伯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对约旦社会结构的变化普遍不够重视。关于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补充与更新。
一、联盟框架下社会上层结构的稳定传承
在历史上，约旦曾经并不代表一方国土，而只是一条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为瓜分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共同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从地中海沿岸到波斯边境山区画了一条线，该线以北归法国控制，以南由英国统治。在新确定的中东版图中，英国管理外约旦和伊拉克地区，法国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共管巴勒斯坦。1921年，英国支持阿卜杜拉一世（Abd Allāh Al-Awal）在外约旦地区建立酋长国，并对其实行委任统治。在这一新国家的框架下，在共同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约旦社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约旦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与社会成员因对社会资源占有数量的差别而产生层化现象。王室、家族与部落依靠彼此间建立的联盟关系，优先掌握了社会权力资源，并在家族与部落内部实现了上层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稳定传承。
（一）约旦王室与部落联盟
英国利用约旦的地缘优势以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对英国而言，维护外约旦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其进行委任统治的首要任务。1921年，英国军官弗雷德里克·皮克（Frederick G. Peake）受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委托组建阿拉伯预备军；1923年，外约旦与预备军合并为阿拉伯军团；1926年，英国组建外约旦边防军。尽管如此，约旦地区仍不稳定，部落叛乱与家族冲突时有发生。1921年，库拉地区（Al-Kourah）爆发以谢赫库莱卜·舒莱达（Sheikh Kulaib al-Shurayda）为首的“库拉叛乱”；1923年，拜勒加省（Al-Balqa"）爆发以谢赫马吉德·阿德万（Sheikh Majid Al-Adwan）为首的“阿德万”；1926年，穆萨谷地（Wadi Musa）爆发大规模的部落与家族冲突。约旦本地部落与家族更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地理形势，阿拉伯军团和外约旦边防军在维护约旦稳定与安全方面力不从心。
为实现对外约旦的稳定统治，英国驻外约旦格鲁布（John Bagot Glubb）主张采取联合部落的方针，旨在说服部落势力加入维护约旦王室的队伍。当时，外约旦地区的主要部落有胡威塔特部落（Al-Howeitat）、哈桑部落（Bani Hassan）、阿德万部落（Al-Adwan）和萨赫尔部落（Beni Sakhr）等。在英国的游说下，约旦哈希姆王室与主要部落之间缔结了社会与契约。阿卜杜拉一世将土地分配给部落首领，使其成为拥有固定资产的大地主与特大地主，并给予其行政头衔。作为回报，部落首领宣布效忠王室。
这一时期，部落首领的行政职务仅是名义上的，他们的实际权力仍集中体现在以部落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部落权力上。英国实行委任统治时指导外约旦建立和完善军事、法律与行政机构，但却没有制定促进约旦经济全面发展的政策，英国的政策只是为了维持约旦社会的稳定。1938年，格拉布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上指出，外约旦的安全问题是其繁荣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的进入会削弱现有律法和秩序在维护稳定方面的作用。在此背景下，英国竭力维持约旦现代国家体系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维护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以保障王国的安全。因此，在建立稳定联盟的基础上，英国极力维持约旦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状态，约旦王室、部落层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基本保持不变。
（二）上层地位的稳定传承
1946年外约旦独立后的十年间，约旦王室虽仍在财政上依赖英国，但王室与部落的联盟已成为维持王室统治的关键。1948年阿以期间，约旦部落的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约旦一举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1956年约旦实现完全独立，哈希姆家族成为世袭的王室家族。王室家族与部落的联盟依旧，部落力量仍是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1968年3月，以色列兵分三路跨过约旦河，约旦进行了顽强抵抗，尤其是来自和王室结盟的部落与家族的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一直信守盟约，捍卫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约旦独立至今，社会上层经济基础的稳定保障了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整体而言，约旦现代化改革较为保守，实行循序渐进的方针，不借助土地改革、国有化等激进手段，王室始终与部落酋长、宗教阶层等保守力量保持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土地占有情况为例，约旦境内大地主与特大地主的人数一直较为稳定。1950年约旦占地2,000杜诺亩以上的大地主有117人；1975年约旦大地主人数有103人；2007年大地主人数有109人；2017年大地主人数为102人。
在王室与部落联盟的框架内，社会结构中的传统部落上层势力逐步向现代国家体系渗透，部落层人员的身份逐渐向国家高级人员转变，社会上层结构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侯赛因国王（Al-Ḥusayn Ibn Talal）逐步完善了约旦民族国家构建，使部落层的合法权利越来越依赖于权力，进而使部落民众对部落层的权威认同更多地来源于赋予他们的权力。随着约旦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原有部落经济衰退，部落必须抢占权力以在新经济形式中赢得先机，并将这种权力在部落的大家族内部传递以维护其长久利益。
部落与大家族的上层地位能够得到稳定的代际传承。部落层子弟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源，并借助其出身及门第跻身于各部门担任要职。法耶兹家族（Al-Fayez）是萨赫尔部落的主要家族之一，米斯高勒·法耶兹（Mithqal Al-Fayez）是该部落的重要首领之一，他与阿卜杜拉国王建立了联盟关系；其子阿基夫·法耶兹（Akif Al-Fayez）由王国部落协议主管成长为约旦资深家，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与侯赛因国王关系密切；阿基夫·法耶兹之子费萨尔·法耶兹（Faisal Al-Fayez）也多次担任要职，并于2003年至2005年担任约旦首相一职。法耶兹家族三代人与哈希姆王国三代国王均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其经济利益与哈希姆王室命运结为一体。自约旦独立以来，有十多位内阁大臣均来自哈桑部落，哈威塔特部落在部门担任高级职员的人数则更多。在约旦现代体系发展进程中，王室与部落联盟之外的一些有名望的大家族同样在代际传承中一直占有相对稳定的权力与社会地位，如马贾利家族（Al-Majali）、里法伊家族（Al-Rifai）。
（三）上层地位传承的现代工具——政党和议会
政党是现代约旦国家体系中部落与大家族权力合法传承的工具。阿卜杜拉国王要求部落联盟的成立政党参加议会以支撑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政党有马吉德·阿德万的约旦党（Hizb Al-Sha"ab Al-Urduni）和米斯高勒·法耶兹的约旦团结党（Hizb Al-Tadamon Al-Urduni）等。侯赛因统治前期，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i）的祖国党（Hizb Al-Umma）和法莱哈·马达哈（Falah Al-Madadha）的国家联合党（Hizb Al- Ittihad Al-Watani）是约旦王室统治的忠诚支持者。部落与大家族的政党在国王授意下参加议会。在1951年至1958年的议会中，126名议员中有86名来自声势显赫的大家族。
议会是约旦现代化进程中部落与大家族的另一个有效实现地位传承的工具。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新兴政党增多，因此感到统治受到威胁。自1957年起，约旦实行了为期30多年的党禁政策。1967年至1989年约旦国民议会众议院从未进行过普选，其只在1984年举行过一次补选。在此期间，部落与大家族借助其号召力以及与王室的密切关系，通过把持议会攫取权力，维护其既得利益与地位。由此，议会成为部落与大家族控制政权、传承地位的有力工具。在1989年至1998年的三次议会中，虽然议会成员名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家族声望与社会地位是成为国会议员的首要影响因素。因此，即使在党禁政策结束后，部落与大家族成员仍能跻身于议会之列，活跃在约旦上层社会。以里法伊家族为例，萨米尔·里法伊曾分别于1951年、1955年和1958年三次担任首相并兼任内政大臣；他的儿子扎伊德·里法伊（Zaid al-Rifai）曾分别于1973年和1985年两次组建，并于1997年至2009年担任参议院院长；他的孙子萨米尔·扎伊德·里法伊（Samir Zaid al-Rifai）曾先后担任内政大臣，并于2009年至2011年担任首相。
阿卜杜拉二世上台后，虽多次对议会加以改革，但始终未改变部落与大家族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局面。纵然经历了中东变局的冲击，在2013年的议会中，37个家族仍赢得议会约60%的席位；其中，16个家族赢得了70个席位，仅哈桑部落就占据了13个席位。2016年，约旦议会实行比例代表制，但仅有6.4%的候选人来自党派联盟，却有43.5%的候选人来自部落联盟势力。
综上所述，部落与家族通过政党与议会等现代工具实现了权力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维持了社会上层结构的相对稳定。
二、约旦中产阶层的发展与代际传递
约旦的现代化进程由国家主导，未经历自下而上民间力量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层面都没有发生深层的变革或激烈的阶级。在此基础上，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部落成员的原有地位得到延续，并发展成为约旦现代中产阶层。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海湾经济的带动，约旦中产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
（一）传统部落成员向中产阶层转变
约旦传统社会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式。传统部落民可分为贝都因人（游牧民）、农村人和城市人，其中，贝都因人占绝大多数。农业资源贫乏的特殊地理环境造就了阿拉伯人重商抑农的文化传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较少且地位较低。约旦传统社会结构呈现明显的上下分层，即极少数的上层统治精英和绝大多数的下层被统治者。约旦社会中原有的中产者规模小、人数少，主要由乡村中的中富农、城镇中的手工业者以及城乡行政体系中的管理人员组成。
约旦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的稳定，推行游牧部落民定居计划。约旦在部落聚集区建造供水设施，为游牧部落成员分配相邻土地；派出农业专家指导耕种，免费提供种子；在水源区为游牧民修建房屋，以小型村庄吸引牧民定居。一方面，在王室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分给部落大量土地；部落将土地在部落与家族内部进行分配。另一方面，鼓励小部落的游牧民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阿加尔买部落和阿巴达部落。由此，约旦社会出现一批新的富农。
富农是约旦社会结构中较为稳定的中产阶层。约旦学者对富农的划分标准存在差异，如萨义德·贾瓦德（Said Jawad）将占地在200杜诺亩至1,000杜诺亩的人界定为富农；哈尼·胡拉尼（Hani Hourani）将占地在300杜诺亩至2,000杜诺亩之间的人界定为富农。划分标准各异导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农在约旦农村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1950年，拥有200杜诺亩至2,000杜诺亩的土地所有者为5,556人，其所占耕地比例为38.7%。
为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约旦在农村建立了合作社，向合作社提供农用机械与生产工具。这些合作社基本掌握在富农手中，他们充分利用合作社的机械设备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依托先进的管理方式与的贷款支持，经营现代化的家禽养殖场，从而成为约旦社会结构中稳定且延续性较强的中产阶层。
随着国家发展政策的引导，约旦社会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约旦社会逐渐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传统部落民向现代公民身份转变，约旦的社会结构亦随之发生变化。部落及大家族的层过渡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上层统治精英；传统部落民成为约旦现代社会的中下层公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也有一些不从事农业劳动的部落民依靠与层的亲缘与血缘关系进入机关、国家安全与管理部门工作。与此同时，约旦现代国家行政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为部落民一跃成为中产阶层提供了机遇。
在部落民身份与地位的转变过程中，部落地位与家族名望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部落民身份的转变与其在部落内部的等级密切相关，部落内亲缘与血缘关系构成影响部落民身份起点的主要因素。时至今日，家族和部落势力仍然作为较为稳定且有力的因素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地位。整个阿拉伯社会，尤其是马什里克（Al-Mashraq，即“阿拉伯东方”）地区保留有较浓重的传统部落情感；除了悠久的阿拉伯文化传统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社会中产阶层产生的基础不是由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深蒂固的血缘与宗亲关系。
（二）中产阶层的发展
中产阶层是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力量，其力量壮大为约旦社会的稳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体系，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实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现代化政策为部落民及其子女提供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机遇，提高了中产阶层的素质与能力。同时，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约旦中产阶层提供了获得高薪的机会。国内外发展机遇使得约旦中产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约旦自上而下行政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为中产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游牧民向中产阶层的转变夯实了内部条件。1952年1月1日，约旦开始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并取消了中学生的学费。1962年，约旦建立国内第一所大学——约旦大学；2003/2004学年，约旦共有21所公立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157,766人。2017/2018学年，约旦公立大学本科在校生人数达134,779人，私立大学在校生人数达67,222人。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中产阶层的数量，而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为约旦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约旦赴海湾工作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大多从事中产职业。以1985年为例，约旦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约33%的人拥有大学文凭，约32%的人拥有高中文凭，80%的人从事社会服务、公共管理和商业贸易工作。截至2018年，约旦在海湾国家的侨民中83.8%的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平均年收入为73,438第纳尔。
约旦现代化进程虽屡次受地区势的冲击，但国内形势总体保持稳定。随着约旦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层的经济收入不断增长，队伍持续壮大。约旦社会经济委员会依据家庭收入、支出以及所占社会财富与资源情况，发布了题为《2008年中产阶层评估》的政策报告。报告显示，约旦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41.1%，其中67%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40%的家庭拥有私家车，46.6%的人享有社会保障，86%的人有医疗保险。
（三）中产阶层的代际传递
传统部落成员完成向现代公民身份的转变后，化身为中产阶层的部落民及其子女十分重视其中产地位的代际传递，并将教育作为完成代际传递的重要支柱之一。约旦中产阶层曾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受益者，却深知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以2008年为例，中产阶层家庭基本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40%以上，而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7.75 %，高于当时全国5.1%的平均水平。一般的中产阶层家庭年度教育支出为630.3第纳尔，而富裕的中产阶层则超过1,106.7第纳尔。由此可见，为实现其子女中产阶层身份地位的延续，中产阶层对教育的投资相当可观。
中产阶层极力维持其地位及代际传递，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如私立学校费用提高、大学生就业困难、结婚成本上升等。私立学校的学费以每年10%～30%的速度增长，导致不断有学生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2013年，约3万名学生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与此同时，只有约1万名学生从公立学校转入私立学校。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方面，以2012年和2013年为例，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员占拥有同等学力总人数的15.9%和17.8%。在结婚成本方面，2014年约旦男方家庭结婚的平均花费在1.5万至2.5万美元不等，还不包括房子和家具、家电支出。
中产阶层代际传递困难由多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是因为约旦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抵抗外部经济动荡冲击的能力弱；其次，缺乏保护与培养中产阶层发展的有效政策；最后，约旦目前的教育体系无法在中产阶层代际延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就是青年失业率较高。中产阶层代际传递困难构成社会中层向下层流动的压力，并对约旦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三、巴勒斯坦难民向约旦国民的转变及其身份落差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大部落、大家族与王室联盟攫取了上层社会资源，部落成员依靠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中产阶层的地位。然而，由于巴勒斯坦难民的大量涌入，约旦社会结构的变化显得更为复杂。1948年和1967年两场中东后，巴勒斯坦难民涌入约旦，导致约旦人口结构的变化，随之引发了约旦社会关系的变化。伴随约巴关系经历合作、冲突、修复和正常化的不同阶段，约旦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难民到公民的身份转变，并出现身份落差。
（一）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政策
1950年，阿卜杜拉国王宣布约旦河东岸与西岸合并，合并后的20年间，巴勒斯坦人在约旦领域拥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基本上都担任文职。国防部与一直掌握在约旦人手中。约旦河东岸与西岸合并之后，约旦高级职位中不乏巴勒斯坦人的身影。以大地主和大人物为首的巴勒斯坦人占约旦议会上下两院50%的席位。侯赛因·哈利迪（Hussein Al-Khalidi）、艾哈迈德·图甘（Ahmed Toukan）和卡塞姆·里马维（Qasim Rimawi）等家都是巴勒斯坦裔。侯赛因·哈利迪曾担任耶路撒冷，后成为约旦参议院议员，并于1957年4月担任约旦首相。艾哈迈德·图甘在1950年至1972年间先后担任约旦文化大臣、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副首相等职位，并于1970年9月担任首相。卡塞姆·里马维曾于1962年至1980年间两次担任大臣，1980年7月曾担任约旦首相。
1970年“黑九月”发生后，约旦开始对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此后20年间，约旦不断收紧巴勒斯坦人申请国籍政策。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单位工作的人员日益减少。此外，所有1948年之后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多是出于避难，在权利方面，他们受到国籍、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1988年，侯赛因国王宣布约旦脱离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与行政关系。此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参政人员更少，生活空间受到挤压。
1988年至今，约旦中巴勒斯坦裔的比例与人数一直受限。为安抚巴勒斯坦人的情绪，约旦倾向于任命对约旦国家认同较高的巴勒斯坦后裔担任行政职位。1989年至2010年间，约旦籍巴勒斯坦议员所获得的席位仅占议会上下两院总席位的15%至20%。2011年10月和2012年4月的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均占6人。到2012年10月，阿卜杜拉·纳索尔（Abdullah Al-Nsour）内阁成员中仅有3名巴勒斯坦裔约旦人。2016年，巴勒斯坦裔在和议会中的比例均有所改善：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增至7人，在议会中占比由上届的15%增至25%，获得32个席位。他们多担任环境、旅游等文职职务，且绝大多数在约旦出生、成长，对约旦的国家认同感较强。
（二）巴勒斯坦难民向约旦国民的转变
多次阿以产生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而约旦是接收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从1948年至1961年，受、经济等因素影响，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有38万之多；1967年“六五”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掀起新一轮移民潮，1970年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增至90万人，1982年增至110万人。目前，约旦官方数据显示，约旦行政区内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共计2,275,589人，占近东救济工程处登记巴勒斯坦难民总人数的39.1%；约旦十大巴勒斯坦难民营共有396,006人，仅占境内登记难民人数的17.4%，其余82.6%分布在另外三处难民营（哈桑难民营、马达巴难民营和索赫纳难民营）及约旦各主要城市。难民营外的巴勒斯坦难要集中在安曼、伊尔比德、扎尔卡这三大城市。
巴勒斯坦人从难民向国民的转变过程，伴随着约旦现代化发展的整个进程。约旦的发展政策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就业与生存机会，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社会服务、商业贸易、行政管理等行业，逐渐融入约旦社会，以实际行动推动了约旦城市化的发展，成为约旦社会结构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难民从整体上改变了约旦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扩充了中下阶层。以中产阶层为例，涌入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不乏医生、工程师、药剂师、律师、教师及手工业者。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并非都拥有约旦国籍，可分为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裔约旦人。1950年合并约旦河西岸后，阿卜杜拉宣布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拥有约旦国籍的约旦公民。1954年颁布的约旦《国籍法》规定，凡是在约旦连续居住满15年的居民均可申请约旦国籍，但同时要求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由于巴勒斯坦人回归故土的愿望依然强烈，起初居住期满后主动申请约旦国籍的人并不多。当巴勒斯坦人深感回归故土无望，为获得国民待遇而提出申请约旦国籍时又受到政策的限制。1973年以后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多只持有约旦护照，但无约旦国籍。
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具体人数和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70%，也有学者认为只占10%，官方数据为42%。从入境时间上看，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1948年前迁入约旦境内者，他们较早地融入约旦社会，拥有同约旦公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第二类是1948年后迁入约旦境内者，他们依据迁入之前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居住在城市或难民营；第三类是1967年后从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迁入约旦境内者，在法律上，他们属于流离失所的约旦人。其中，第一类与第二类巴勒斯坦难民大多已于20世纪50年代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登记入册。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第一类巴勒斯坦人与约旦部落成员类似，在家族势力与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作用下，或跻身于社会上层，或转变为社会中下层，竭力实现阶层的传承与上升。第二类和第三类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则与约旦的政策息息相关。
（三）巴勒斯坦难民的身份落差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在向约旦国民的身份转变过程中权利受限，社会地位明显出现落差。约旦主流政党并不主张巴勒斯坦人参政，也不主动吸纳他们。约旦著名社会学家哈尼·胡拉尼指出，在实践层面，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确实受到一定阻碍，一些政党与其他势力垄断且不鼓励巴勒斯坦人参与。
获得约旦国籍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长期未获得权。国民权仅局限于拥有资本或纳税者。约旦市政法规定，个人必须通过缴纳土地税或市政税获得权，须连续缴纳12个月且平均每月缴税额不少于1第纳尔；如财产所有权属于多人，则每人均须单独缴纳个人份额。由此，许多背井离乡的约旦籍巴勒斯坦人因财产问题被剥夺权。随着约旦化的发展，约旦于1986年修订了与纳税金额挂钩的法。至此，拥有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才真正获得这一权利。
巴勒斯坦难民在融入约旦社会过程中，其社会地位出现落差已成事实。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逐渐由宽松至收紧，引起巴勒斯坦人对沦落为约旦二等公民的担忧。约旦多次表示境内已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愿接受他国的巴勒斯坦难民，为此，约旦多次关闭与伊拉克的边境。近年来，约旦跟踪与局开始撤销非法获得国籍的行动，此举引发巴勒斯坦人的广泛关注。2004年至2008年间，有2,7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取消约旦国籍。对此，约旦官方纳比勒·谢里夫（Nabil Al-Sharif）解释说，这是为了贯彻1988年与约旦河西岸脱离的系列决议，确保巴勒斯坦人留在他们的领土上，粉碎以色列驱赶巴勒斯坦人离开国土的阴谋。
2013年10月，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塔希尔·马斯里（Taher Al-Masry）在参议院完成后被免除参议院院长一职，此事被指责为对巴勒斯坦人及巴勒斯坦裔约旦人的歧视。2014年12月，约旦众议院副院长哈利勒·阿提亚（Khalil Attia）表示，要对巴勒斯坦裔高级官员保持警惕，建议跟踪与局扩大工作范围，更直言不要让巴勒斯坦裔约旦人担任高级职务。类似触动了巴勒斯坦裔约旦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引起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担忧，并引发约旦境内大批没有获得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的骚动与抗议。2019年11月，约旦首相·拉扎兹（Omar Al-Razzaz）重新组阁。截至目前，官方介绍和新闻媒体尚无提及内阁成员中巴勒斯坦裔的信息。无论是新内阁中确实不存在巴勒斯坦裔成员，还是官方有意回避或淡化这一身份标签，都无法掩盖巴勒斯坦难民融入约旦社会中的身份落差问题。此外，巴勒斯坦人融入约旦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使约旦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难民身份的转变对整个约旦社会结构和稳定的挑战，是约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难题。
四、约旦社会内部的阶层流动与结构变化
在现代社会，造成阶层分化的社会资源构成不仅仅是土地、资本、权力等传统因素，市场、科学技术、人的管理能力、知识等无形资源也作用于社会阶层分化，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不同阶层地位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由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约旦社会结构与分层趋向多元化。原有社会阶层中的平民与部落普通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与此同时，原来的中产阶层在经济压力下也出现向下流动的现象。
（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约旦传统部落社会内部等级严明，部落框架内等级划分的基础是亲缘与血缘关系，部落等级向上流动渠道闭塞。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部落生产方式在的引导下发生改变，现代社会阶层逐渐取代传统部落等级。虽然部落与家族层在现代化过程中攫取了社会上层的权力，传统部落民借助血缘与宗亲关系优先占据了中间阶层的生产资料与现代职业，但现代阶层划分的基础已悄然发生改变。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社会阶层的因素主要有建设、农业与工业现代化生产、市场与商品贸易、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等。这些因素为约旦社会阶层的流动开辟了渠道。
第一，参军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约旦的现代化源起于军事，社会阶层的流动最先出现在。1916年阿拉伯大号召了许多底层农民和游牧民参军。由此，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和正式职业，有些人还晋升为军官，这激发了更多的底层民众通过参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二战期间，英国面对军事上的巨大压力招募了不少军官和大批士兵。1928年至1945年间，约旦人数增长了5倍之多，底层民众通过参军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
第二，手工业工商者等小资产阶级出现。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约旦的小商品贸易培养了一批新阶层。1950/1951财年，约旦全国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品贸易与手工制作企业共计5,569家，其中1,391家属于零售商，277家属于批发商，2,297家属于杂货商，1,317家属于手工业者。这些小商人与手工业者多是来自农村与城市边缘的社会下层人员，他们与部落、大家族上层的关系较疏远，没能从传统关系中获得土地或职位。大进口商和批发商攫取大部分利益，他们只从商品销售中赚取小部分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们仍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
第三，赴海湾国家智力输出者成为小资产阶级或新中产阶层。20世纪70年代，海湾石油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也需要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约旦低教育水平与低技术工种的社会下层人员依靠出卖苦力劳动赚取丰厚报酬，这使得约旦侨汇收入大幅增加，下层家庭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他们回国后，往往会在本地进行投资，于是从海外雇佣工人转变为国内个体私营业主，成为小资产阶级。同时，海湾国家中有大量的约旦籍工程师、教师、医生等高级技术与专业人才。这些人或出国前已经是中产阶层，或回国后凭借其高收入成为新中产阶层，是伴随经济能力提高实现向上流动的阶层。
第四，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的建立与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打开了社会下层与社会中层之间的流动渠道，现代教育与进程的推进巩固了社会中层的地位，并疏通了社会中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渠道。教育在实现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约旦优秀的中产阶层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非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甚至以参议院议员身份跻身于社会上层，如法齐·穆奇（Fawzi Al-Mulqi）、哈利勒·萨利姆（Khalil Al-Salem）、哈马德·法尔汉（Hamad Al-Farhan）等。然而，约旦民众通过议会途径实现扩展的成效不大，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大家族与部落势力在参议院中占据几乎一半的席位。约旦政权的延续与部落、大家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约旦一般选择通过压制反对派，削弱反对势力，优先满足部落与家族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
（二）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压力及影响
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约旦经济整体依赖外援、侨汇与旅游。居民收入受到国际环境、周边邻国局势及国际油价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中产阶层。因此，约旦中产阶层地位比较脆弱，容易出现向下流动现象。
第一，通货膨胀引发社会阶层向下流动。依靠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约旦社会下层人员可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但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国内经济压力的增加，导致社会阶层出现向下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经济危机与地区势的影响，约旦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中产阶层出现向下流动趋势。自2005年起，约旦出现了高通货膨胀。2013年约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但通货膨胀率达5.6%。
第二，约旦中产阶层处于萎缩状态。2010年，由约旦国家统计局、计划与国际合作部共同合作，依据家庭收入、支出及所占社会财富与资源情况，发布了《2010年中产阶层》研究报告。报告数据显示，约旦中产阶层处于萎缩状态，由2008年占居民总数的41%下降至29%，减少了12%。2012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委托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对约旦中产阶层开展调研，研究结果同样显示约旦中产阶层正在减少。由此可见，约旦中产阶层确实面临向下流动的危险。
社会中层向上流动困难与向下流动的风险引发了约旦社会的动荡。2009年夏，约旦街头就出现游行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活动都被定义为社会暴力，如码头工人、教师运动和退伍运动。在中东变局初期，约旦中产阶层首先于2011年1月组织了约有3,500人参加的抗议游行，参加者主要来自兄弟会、工会和一些反对派政党；同年2月，约旦又爆发由行动阵线以及其他19个政党联合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次活动有约7,000人至10,000人参加。随后，首都安曼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约有5万人参加。约旦中产阶层是游行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要求限制食品、燃料价格，提高工资待遇以及解决失业问题。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约旦中产阶层因顾虑失败后遭受损失或成功后既得利益难保而最终退缩。
第三，部落与家族势力仍是约旦政权的稳定支持者。2011年10月，数千名萨赫尔部落成员聚集在王宫前，举行支持国王的游行；与此同时，其余部落及部落均表示对国王效忠。依托稳定的社会结构，约旦基本平稳渡过了中东剧变的冲击，这表明约旦政权具有一定的韧性与稳定性。
近年来，约旦为维护社会稳定，努力发展经济，抑制通货膨胀。但约旦经济增长率并不高，难以依靠现有经济增长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此外，约旦国内民众对部落与大家族上层通过买卖选票、伪造选票等方式操控的质疑不绝于耳，约旦社会结构面临进一步改革与调整。
五、结论
在约旦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在向现代社会结构渗透的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等级与阶层的匹配与平衡。通过王室与部落联合，传统部落与家族层成为现代社会上层，并实现了上层权力的内部传承。传统部落民依靠家族与部落势力，依据亲缘与血缘关系，获取了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却在身份地位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困难重重。巴勒斯坦难民在向约旦国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身份与社会地位出现落差，使约旦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在约旦的现代化政策与海湾石油经济发展的带动下，社会中下层向上的流动渠道被打开。然而，约旦制度发展有限，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社会中层向下流动的风险日益增加，且中产阶层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使其难以放弃既得利益与社会地位，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
总体而言，约旦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利用了传统社会的力量，构筑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借助教育和外部经济环境，壮大了中产阶层的力量。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变化对世界上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稳定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因社会结构受传统因素影响显著，约旦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阶层处于向上流动机会不足与向下流动压力增加的困境，使社会蕴藏着潜在危机。因此，约旦社会结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约旦王室与需在维护王室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推进的发展与进步，妥善处理巴勒斯坦人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及国家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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