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童子科：启蒙“考试”先驱，唐朝式父亲的“望子成龙”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才的需要长久的时间，所以历来父母都认为培养孩子得要从娃娃抓起。启蒙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往往一个考试就能显示出孩子被教育水平的高低。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选官制度。"童子科"常常是科举制度下的英国子科目，是统治者为选拔人才和巩固统治而设立的。
我，生于唐朝初，是一个男孩的父亲。就像其他父亲一样，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榜上有名，在这个唯"试"是举的时代，不考试是不行的。孩子的教育就要从小抓起，国家也从孩子中选拔人才，我得好好培养我的孩子，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我的父亲告诉我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就有了"童试"。西汉建立之初，丞相萧何在制定法律时就明确规范："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意思是太史可以对学童进行考试测验，凡是能背诵九千字以上的学童可以录用为史官，并且对于那些六经成绩突出的学童可以拜尚书御史等职。
南朝梁天监设置"童子奉车郎"，如岑之敬十六岁拜为童子奉车郎、庾质八岁拜为奉车郎。这里的"童子奉车郎"、"奉车郎"是由汉代童子郎发展而来。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车郎以及奉车郎是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进行的，由世家大族把持着。这时的童子科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
唐初，面临的是隋朝末年大动乱之后的混乱局面，王朝刚刚建立 ，需要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巩固统治是当务之急。统治者提出要在道德教化方面继续发挥"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下降，儒学一直萎靡不振。这种局面不仅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不利于大一统的局面的形成。为此，唐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扶持儒家思想。在全国"广设庠序，益招学徒，旁求俊异，务从奖擢"，尤其是对那些家庭出身好且有读书天赋的儿童，予以奖励。在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下，童子科正式设立。
好在大唐王朝设立了童子科，我的孩子也有机会金榜题名，不过听说设立了不少规矩。我前往集市打探童子科的消息，只见人群纷纷扰扰，不少人在谈论童子科。我上前去询问一位儒雅书生什么样的儿童可以参加童子科，他告诉我："行为举止需不足迹疏狂，亏损礼教，受到科罚，入清流者均可参加贡举，应试者为儿童。非僧道胥吏和工商杂类就可应举; 身份方面: 国子监和诸州郡县，乡贡均可应试"。
童子科的考试年龄一般指三岁以上成丁之前。又有三尺童子、四尺童子、五尺童子、孺子、竖子等称谓，也就是未成年的儿童。童子科成型之前，对应试年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有记载的普遍在七岁至十三岁之间。
唐初，应考童子为"十岁以下"。《旧唐书·杨炯传》中记载："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时年十岁"。此外有李景由"上元二年或三年中第，年龄约为十二三"岁。从史书上看唐朝初年对童子科的年龄限制并不是十分严格。
唐宣宗大中十年，唐放松了童子科的应举年龄，变为"实年十一、十二已下"。这是因为荐送过来的童子"多年齿已过，伪称童子"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唐代童子科的应试方式在唐高宗时期成为常科科目后，与其他的常科不同的是，存在贡举和推举两种方式。
唐朝科举制的设立为广大提供了一条入仕条件，特别是下层。当时的人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被奉为真理，渴望金榜题，历史上通过科举入仕的大多为成年人。其实自童子科设立以来，因为入仕提供了另外一条途径。刘海峰在他的《唐代教育与制度综论》中就《新唐书》、《旧唐书》中有本传及附传的官员研究后得出结论: 唐代官员由入仕的人数为 634，占总数的35．1% ，唐代由童子科入仕的人数为32人，相对其他科目来说占比例较小。但在唐代由童子科入仕者占中童子科总数的 59.6%，在此基础上，由其它方式入仕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这也就说明当时中童子科后，大多人还是以此身份入仕。
唐朝对于考中童子科者的授官情况又不尽相同。但大多都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考中后直接授予官职的，比如刘晏就是登第后便被授予官职的，他在唐代宗时期主管国家财政，改良榷盐法，用常平法解决漕粮运输问题，可谓是功卓著。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小的，而且仅限于童子科考试及第者的一小部分。
第二种情况是成年后在授予官职，如裴耀卿"少聪敏，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俄补相王府典签"、"张士陵，年八岁已通《古文尚书》《论语》，登春官上第，既冠，调补郑州荣阳县尉"。第三种情况是中举后未见授官，而后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后再授予的。如王丘，而且并非所有中举者都能入仕，尤其是大历三年后，童子科中举者只有赐予出身一种奖励。
国家重视儿童培养总归是一件好事，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可不能把孩子培养成只追求名利官职的人，我深受父亲的教诲。现在童子科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到书院读书，也不管读什么书，每个人都在追求官职。
童子科是设立之初是统治者为了重振儒家思想，从小培养学习儒家思想的人才，巩固其统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激励了古代儿童教育的发展。唐代童子科的产生与唐朝历代皇帝、大臣重视儿童教育是分不开的。唐初重视培养儿童是与唐所需各类人才缺乏有关。唐高祖颁发鼓励士大夫教习童子的诏令，充分体现新王朝对培养人才的重视，这种风气也为历代皇帝所仿照。
童子科的设置完成了国家的教育，为儿童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但童子科也存在弊病对儿童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一，应试者多假报年龄，舞弊严重。其二，考试简单，专重背诵，不能满足对人才的需要，而且所选人才都成不了大器。其三，童子科易助长急于求官的浮躁心理，影响了学风和士风等说法。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自从饶州地方出现了神童朱天申兄弟以后，远近四乡争相效仿，人们不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天赋，喜不喜欢读书做官，不顾其客观条件，便从五六岁起，就要他们识字背经书，束缚了孩子爱玩的天性，不让孩子接触书籍以外的东西。有的文人则借机捞取钱财，替人家训导幼儿，孩子往往被整的像木头人，对有些孩子的精神无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也是童子科设立所带来的一些不能忽视的负面影响。
看事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既要 看到其正面作用，也要看到其不足。但总的来看，童子科对童蒙教育而言，好的作用还是占主导的。正是由于童子科的出现促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与此对应的培育儿童的教学类型。唐 朝时期，对儿童教育和童子科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教学类型主要是: 乡学、家学、寺学、私人讲学和书院等。
童子科作为唐朝科举考试中的一类，弥补了科举考试其他科目及第者主要是成年人的不足，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才华出众的人才，也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培养儿童学习儒家经典同时也加强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但是童子科毕竟是由科举制衍生而来，童子科由于考试内容与方式单调、呆板，同时也是因为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所以不能完全做到把才能优异的儿童都选拔上来，这些弊病对于我们今天的儿童教育以及启蒙教育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新唐书》
《唐会要》
《文献通考》
《登科记考》
他是南宋骨头最硬的大臣，上书斥赵构请斩秦桧首级，震动天下
南宋绍兴八年十一月，一个编修官上奏疏请斩王伦、秦桧、孙近，南北两朝为之震动。
在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后，朝野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岳飞、韩世忠、李纲等人都是主战派，坚持北伐，而赵构、秦桧等人则是主和派。
绍兴八年之时，赵构屈己求和，金国使者携带诏书前来讲和。岳飞不同意议和，上奏说金人不可信赖，和好不能依恃，宰相谋划国家大事不当，恐怕会让后世讥笑，和议后又三次不接受朝廷诏命；韩世忠就更激烈一些了，不仅连上十几道奏章，还在洪泽镇设伏兵想要杀掉金使张通古。不过，岳飞和韩世忠等人的奏折，终究只是以低姿态说金人不可信，劝说赵构不可议和。
而当时的编修官胡铨却不同，他以决死的姿态上了一篇震动天下的奏折——《戊午上高宗封事》。
对于这一篇石破天惊的奏折，评价是无比高的。朱熹评价为：“可与日月争光，中兴奏议，此为第一”；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谢枋得更是评价为：“肝胆忠义，心术明白，思虑深长。读其文，想见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三代以上的人物，那是属于圣人的，胡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上的又是怎样的一篇奏章呢？
在南宋时期，有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四人为中兴四名将。
同时，南宋初还有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四人并称为四大名臣，都是主战派。
胡铨字邦衡，是庐陵人，1128年的进士。当时是由宋高宗赵构策问进士，他以赵构的论题洋洋洒洒的答了一万多字。
按照胡铨的文采和能力，他是第一当之无愧。不过，胡铨的策对言语太过耿直，比如说现在的宰相、枢密、参政不如晏殊、韩琦、杜衍、范仲淹等人。因此，胡铨遭到了别人的忌恨，宋高宗赵构就把他抑置到了第五名。
在前期之时，胡铨做过一些官，但也并不显。到1135时，胡铨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以贤良方正而闻名，但也没有太多事迹描述。不过，这一年时出现了一件大事，亡辽破宋的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死了。
金太宗去世后，完颜阿骨打的嫡孙完颜亶登基，也就是金熙宗。在金熙宗即位后，金朝贵族斗争激烈，号称金朝开国第一功臣的都元帅完颜宗翰被削除兵权。两年后，完颜亶又诛杀了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并株连他的一些亲信，完颜宗翰也是气愤而死，金朝内部动荡不已。
也是在这一年（1137年）时，宋徽宗身死的消息传到了临安。赵构任命王伦出使金国，迎奉回徽宗的梓宫，并让他询问金国左副元帅完颜昌：贵国既不占有河南土地，与其交给刘豫，还不如归还我朝。
此时的金朝由完颜昌、完颜宗磐、完颜宗隽等主和派把持朝政，完颜昌也是废除了齐政权，并废刘豫为蜀王。在见到王伦后，完颜昌也是同意和议，让他回去告诉赵构，同意归还徽宗棺椁和太后，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并派了张通古、萧哲为诏谕江南使。
到1138年时，金国使者在王伦的陪同下前来临安和谈。这个消息一出，朝野震动，张焘、晏敦复、魏矼、曾开、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方廷实等人都说金人不可信，但赵构依然坚决议和。不过，金使十分傲慢，以“诏谕江南”前来册封南宋。这就是把赵构当成儿皇帝，赵构虽然也觉得欺人太甚，但依然坚持和议。
赵构和秦桧卑躬屈膝与金使议和，金人的傲慢无礼，引发了全国军民的义愤。韩世忠、岳飞、赵鼎、吕本中、张九成、冯时行等人都是不同意和议，上奏反对劝说者众多，而尤以胡铨的奏折最为惊人。
胡铨只是一介书生，他上这封奏疏时就没想着要活，言辞极其激烈。
在这封奏疏之中，胡铨实际上连宋高宗赵构也是指责了的。因金使要屈膝下跪，胡铨极其不能忍，怒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相比赵鼎、岳飞等人劝说的奏折，胡铨这一段已经是责斥了。宋朝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赵构所坐的皇位是宋朝祖宗的皇位，堂堂大宋朝的天下，又怎么能沦为金人的天下，成为金人的臣属呢？只要你赵构一下跪，祖宗之灵就要为夷狄所污，大宋百姓将成为异族臣民，官员将成为陪臣，士大夫都将改穿胡服，而且豺狼永不满足，又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一样来对待我们呢？
到这里还只是激烈，最后几句则已经是怒火燃烧之句了。三尺童子最是无知，但是指着猪狗让他们下拜，他们也会大怒；现在的金人，就是猪狗，童子都不向猪狗跪拜的羞耻之事，我堂堂大国又怎么能做呢，你赵构真的忍心去做吗？
更为重要的是，还是胡铨的三连斩，斩王伦，斩秦桧，斩孙近。
王伦就是宋金议和的使者，得到赵构特别优厚的赏赐。胡铨很直接的指责，王伦就是一个市井无赖，宰相没有眼力才推荐他出使金朝，他却专门干欺诈的勾当，以此欺骗皇上，还招来敌使要诏谕江南，就是要让我大宋朝成为刘豫那样的儿皇帝，天下人无不切齿痛骂。现在王伦又说只要君臣下跪，徽宗灵柩能回来，韦太后和宋钦宗也能回来，简直是无稽之谈，屈膝就不能再伸，只会让国势衰落不能振兴。我们现在形势正好，为何反要屈服呢，王伦这样的诡诈小人帮助金人，天下人无不想要吃了他的肉以泄愤，我以为：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王伦是第一斩，但胡铨认为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矛头直指第二个人物——秦桧。
在1138年时，秦桧再度拜相，一意议和。胡铨直言秦桧凶狠固执，是要让赵构当儿皇帝石敬瑭，他身为宰相却要让中原的百姓归入异族之乡，他就是个天大的罪人。
紧接着，胡铨矛头再指向秦桧推荐的孙近。在秦桧任相位后，孙近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的副宰相。
胡铨直斥孙近是附和秦桧才担任了参知政事，不敢发表一句自己的意见。秦桧说议和，孙近就说议和，秦桧说皇帝应该跪拜，孙近就说应该跪拜，简直就是个应声虫。胡铨也表示自己曾去问过孙近几个问题，他却都回答不上来，只会说御史台、谏院侍从已经讨论了，简直是滥竽充数。就孙近、秦桧这样的人，胡铨认为也该斩杀了。
最后，胡铨再次表示与秦桧等三人不共戴天，恳求将三人斩首示众，再拘留敌使责斥他们的无礼。
如若不然的话，胡铨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就是说宁愿去投东海而死，也决不苟活于议和后的小朝廷。
胡铨上的是密封的奏章，但却被传了出去。
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章一出世，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宜兴的进士吴师古看到后拍案叫绝，立即刻版付印无数，四处散发。南宋的官吏军民争相传诵，无不拍手叫好，一时间朝野沸腾。后来，岳飞后人岳珂也称赞胡铨“直声振天壤”。
北方的金朝也听说了这封石破天惊的奏书，花费千金求购他了这篇奏书。在读完这篇奏书后，金人也是大为震惊，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实际上，胡铨上奏书后就在等死了。胡铨是个刚直的人，但他不是个莽夫，他知道赵构不是个大度的人，知道秦桧奸诈凶狠，这次上奏书他早已豁出这条命了，他只是要搏一把。
对于胡铨这样一个小小的八品编修官，杀他还不是很轻易。但是，在这件事上，赵构却犹豫了。
宋朝的皇帝很少杀大臣，尤其是上书的臣子不得妄杀，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定下的规矩。赵构即位后曾杀过两人，太学生之首的陈东和布衣之士欧阳澈，这两人曾伏阙上书请留李纲，言辞极为激烈，闹的动静极大，最终被斩首示众。不过，赵构第二年就后悔了，为两人平了反，对他们进行了封赠，恩赐他们的家人。此时对胡铨这个更为激烈的求死者，赵构到底还是没下杀手。
秦桧为人阴险凶狠，认为胡铨狂妄凶悖，对他起了杀心。不过，秦桧党羽范同说了一句话抑制了秦桧的杀心，他说这样事过不了半年就冷了下来，杀了胡铨，反倒成了他冒死进谏的忠名。秦桧也是明白这个道理，再加上又有不少官员营救，最终只是将胡铨贬到了广州去监管盐仓，刊印奏书的吴师古也是流放袁州。
胡铨这一次离朝，并没有离开是非之地。1142年，罗汝楫再次弹劾改为威武军判官的胡铨，他再被贬新州（广东）；1148年，新州守臣再弹劾胡铨诽谤怨恨朝廷，他再被贬到吉阳军（海南）；1156年，秦桧死后，胡铨才被移到了衡州；1161年，胡铨才准许随意居住。
这一切，也说明了范同说的是对的，再热的事过不了多久就会冷却了。而且胡铨被贬后，“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少有交谈者都受到牵连，像那朝士陈刚中写信问候了他一下就被流放，王庭珪写诗送别被流放，张元干写诗送行被抄家入狱。不过，王庭珪到贬地后，人们争相迎接犒劳，而且他坚信用不着几年后公正评议，朝廷定会将胡公重新召回。
正如王庭珪所说，终有之时，胡铨必然会被召回。到1162时，宋孝宗即位，胡铨还朝任职，而且二十年的流窜并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屡次耿直的议论朝政，一如既往的反对议和，但却是深受宋孝宗恩宠。
到1180年，耿直一生的胡铨因病去世，终年77岁。在弥留之际，胡铨仍口述遗表期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则愿学习唐代名臣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
胡铨的一生，正如王庭圭为胡铨写的诗中所说：“百鍊不屈刚为肠”，“男子要为天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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