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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大德齐聚江西上饶论禅:多角度阐释我国佛教中国化

中新网上饶7月30日电 (朱莹)29日至30日,第二届博山论禅·上饶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共200余人,围绕“曹洞宗禅文化”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多角度阐释我国佛教中国化。

图为30日,第二届博山论禅·上饶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式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举办。主办方供图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上千年的碰撞与融合,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圣凯介绍,佛教中国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呈现出一个从域外文明逐渐转化为本土文明的过程。同时,作为汉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传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展示了一种全球文明史的视野。

“这意味着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及其传统的确立,是佛教文明在中华文明传统中转变与融合的体现,兼具宗教史与全球文明史的双重意义。”圣凯说,江西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江西实践,深刻体现出其特有的江西特质,其内涵至少有禅宗文化、江右哲学、红色文化,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

图为第二届博山论禅·上饶佛教中国化研讨会的佛教造像文化艺术展。主办方供图

江西省佛教副会长、新余市佛教会长、崇庆寺住持释道云表示,江西佛教始终是佛教中国化道路上坚定不移的积极践行者和前行者,“此次研讨活动聚集了教内外众多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动佛教中国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多的成果。”

上饶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斌介绍,上饶佛教文化发展至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千百年来,上饶佛教以禅宗、净土宗为主,形成了禅宗门派曹洞宗的博山法系,“上饶佛教界要充分挖掘好、梳理好上饶佛教尤其是博山曹洞宗法系历史,引导佛教界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二级巡视员林剑卫在致辞中指出,此次研讨会是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有益探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佛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发挥佛教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由上饶统战部、上饶市民宗局指导,上饶市佛教、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广丰区佛教、博山能仁禅寺承办,广丰区委统战部、广丰区民宗局支持。开幕式前,还先后开展了庆祝中华成立75周年书画展、稼轩文化砚台展、佛教造像文化艺术展、原创佛教音乐会《博山禅境》等活动,编印了《第二届博山论禅·上饶佛教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74篇,多形式、多维度展示了我国佛教中国化发展历程。(完)

「学术中国·文学」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思想中的东西之辨

谭桂林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鲁迅研究、中外诗学比较研究;

  代表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等。

  以后,中国开始迈出自己艰难的现代化步伐,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知识者的共识。向西方学习过程本身,在客观上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论辩也就由此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东西之辨主要在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纯粹的保守派和维新派基本退出思想文化界的论争,这种思想文化论战主要是在职业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这种特点保证了思想文化论战的自由与学术性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文化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自觉地以东方文化代言人与研究者的姿态出现,把中学与西学的论战转化成一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想交锋。

  现代佛教文化界对现代文化思想中的东西之辨的独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认识东西文化各自的特性与优劣。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谈论文化以新旧为标识,佛教界提出“东方文化”概念,既突破文化研究中的新旧之藩篱,也突破谈论中国文化即以儒家为代表的窠臼。佛教界的东西之辨的特色表现在:首先,佛教界的文化论者运用佛法的循环史观破除直线进化论的新旧之执,认为西洋文化未必新,而东方文化也未必旧。其次,从佛法阐释学的中道思维出发,指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实质上并无差别,超越了过去论者常持的东方文化是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这一思维定式,甚至也突破了以体用二分法来看东西文化的视域障壁。再次,从佛法的业感缘起思想出发,坚信各种文化的优劣长短因时因事而产生转化。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佛教界文化论者的宏大理想不仅要振兴东方文化,而且要催动东方文化参与世界新文化建设,谈东方文化之目的在于用东方文化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进而促其发展。这些设想显示出现代佛教界充分的文化自信,标示着在经历过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后,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上的东西之辨正在进入中西互用的自觉阶段。

  第二,如何才是对待东西文明的正确态度。佛教界批判胡适的文明态度是一种主动出击,显示出佛教文化界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胡适的比较式的文明评判,是现代思想界文化观念论战中典型的东西之辨,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上的基本观点。由于佛教思维一向以中道自是,对于东西文明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公允平和。他们认为,精神的文化和物质的文化,根本上原来无分别。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有应该反对的,而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他们反对用体用二分法来看待东西文化,提出了“彻底国民性的文化”的主张,并认为彻底的文化是无时代性的,不增不减,常常时,恒恒时,适应国民生活方式的需要。他们批评胡适的西洋文明观,认为现时代对西洋近代文明要取一种“的反对态度”。

  第三,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界积极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充分表达了现代佛教界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观点和方案的设计思路。佛教界阐论的基本特点是,其一,不满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没有实际问题的深入讨论,认为文化建设唯一要做的是埋头实干不计成败。其二,既不完全赞同全盘西化论,也不认可“中国本位文化”论,认为西方已为生存竞争文化所累,而中国本位文化则错在胸怀狭隘,退守自封,缺乏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以引领世界文明的眼光。他们批评“中国本位文化”含有“国家主义”或“中国主义”以及“中学为体”的意味,认为文化建设必不可忘了“中国”二字,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固为必须,但同时亦不可忘记了“现代”二字,故对于的现代科学文化,也要适当地选择采用。其三,佛教立场鲜明。参与讨论者最终都会得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路径在于振兴佛教文化的结论。其理由有三,首先,佛法传存中国者最为完备,与中国历史文化礼俗习尚早已互相渗透。其次,佛教文化无我、去欲,能止一切恶,生一切善,适宜于作国民道德文化建设的基础。再次,佛法非科学非哲学非宗教,但又融贯科学哲学,与科学合,也与新思潮合。所以,王恩洋认为世界今日要“克全人道而尽人性”,应“由此而进求佛法”。许季上主张弘扬真言密教文化,以此“创设泛亚洲之新文化。而为全世界现其曙光”。太虚则希望人们将佛教中的大乘思想掘发阐扬出来,融摄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

  总而言之,东西之辨是现代文化理论与实践上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佛教文化思想的积极参与赋予现代文化的东西之辨以独特的思想元素和思维路径。佛教文化思想对东方文化研究的倡导,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东方文化的功用与未来可能性的预判,以及对佛教文化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不仅体现了现代佛教自身改革振兴的内在力量,而且在儒道文化遭到新文化的极大冲击而萎靡退守之际,通过积极的进攻和世界文化蓝图的建构,显现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韧性与自信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谭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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