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何会人亡政息？性格是，利益集团的反扑，关键是它
导语：从思想渊源、施政原则等角度，分析张居正为何会人亡政息，这三点不容忽视？个人性格是悲剧的，触犯利益集团遭到反扑，关键因素是它
“救时宰相”张居正为明王朝续命几十年，为何死后会落个“人亡政息”，差点开棺鞭尸的局面？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张居正改革，就要了解他为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张居正为政思想综合了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学术流派的精华，他兼收并蓄，博采百家之长，既有儒家、兵家、法家、理财历代变法学说，又受佛教思想以及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自主弃取，形成自成体系的改革理论。
张居正重视国计民生这与儒家思想中孔孟提出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张居正的“百姓安乐，家给人足，自可无虞”，在考察官员时“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以上考称职”，《请停止内工疏》中“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这些都体现了儒学民本思想对张居正的影响。
张居正行法治、重法令的思想与历史上的法家思想有相承之处，他提出行法治既不能喜新厌旧，更不能因循守旧，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让法令得以真正执行。对于兵家学说，张居正也有汲取，他在对东北战事中提出的分敌而制、疲敌而击之的策略都带有古代兵家思想的影子；张居正作为一代“钱谷宰相”，在经济改革中取得重大成就，这是对历代理财变法学说的娴熟利用。
张居正为政思想重要来源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对祖宗之法的汲取，他推崇明太祖之法，效仿明世宗时期法祖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佛学思想以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张居正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理论的认识上，在施政的举措上都有体现。张居正以儒家思想为本（以儒家的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思想为核心），法家思想为手段，糅合成一套实用、实效、实政为主要特点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与他的为政实践紧密相连。
张居正为政思想渊源极大地影响了其施政原则，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除了勇于任事精神和其它客观因素外，巧妙地借祖法施政也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那么，张居正的施政原则有哪些呢？笔者认为，张居正在整个施政的过程中主要恪守两大原则：
张居正上任伊始，受明神宗召见时，就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今国家要务，惟在恪守祖法”。张居正曾多次在论述中提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法典制度是最完备的，明朝二百年的腐败，是由于官吏所执行的“祖制”美意渐荒，实效罔获，才产生种种祸国殃民的弊病。
张居正认为，要想挽救明王朝命运，必须将“祖制”贯彻到底。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中，我们能看到朱元璋为政影子，在上，朱元璋强调法制，明确提出先治吏，对官吏使用酷治，张居正则主张重诏令，严肃纲纪；朱元璋强调对官员进行监督和考核，张居正则对官吏弄个考成之法；朱元璋裁冗释负，张居正则裁汰冗官。
经济上，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对全国土地及户口进行全面清理，张居正则推行清丈田亩；军事上，张居正的很多想法也跟朱元璋一脉相承，朱元璋军屯养兵，张居正则强调分兵屯田，张居正提出的整饬边备就是继承朱元璋的守备为本的思想，特别是朱元璋提出的以守为本，刚柔并济、以夷制夷的策略成为张居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张居正的改革和变法其目的与朱元璋一样，都是为了稳固明王朝封建政权，但张居正所谓的“恪守祖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将祖制贯彻到底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社会改革的需要，最祖制加以取舍，去伪存真。
张居正改革为了寻找支持，还坚持一种“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的为政策略；在明朝朝政体系中，君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朱元璋取消宰相，将决策权和行政权两者合一来谋求统治阶层的稳定，这一做法虽然不利于国家统治，却极大地加强了皇权。
明代内阁对皇帝的依赖性比任何前代都要大，所以，张居正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得皇帝、后宫贵妃、宦官的支持；于是张居正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协调宫廷和之间的关系，由此取得了皇帝、李太后和冯宝的支持。
为了取得神宗的支持，张居正协力维护其之间的关系，在神宗的教育上，张居正费劲了心思，通过经筵、日讲不仅让神宗学到知识，也密切了师徒关系。神宗既把张居正看成辅佐忠臣，又把他当作老师， 一直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也非常尊重和照顾，夏天命內侍为其打扇，冬天派人送毛毯御寒，听说张居正有病时，亲自为他调制药汤。总之，张居正与明神宗关系十分密切。
神宗生母李太后出身寒微，李太后对自己出身十分在意，张居正在确定两宫尊号上赢得了李太后的欢心，明神宗是庶出的皇帝，按照祖制，庶出的皇帝应该尊嫡母为太后，生母为太妃；而张居正为了满足李太后的虚荣心，力排众议，打破陈规，建议神宗尊嫡母为仁圣太后，生母李氏为慈圣太后，弄出了明朝祖制上绝无仅有的两宫并尊制，这一举动将李太后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中来。
张居正还将另一个重要人物拉入自己的阵营中，那就是宦官冯宝，冯宝司礼掌印，掌握章奏大权，张居正通过帮助冯宝在故乡建坊这件事，成功拉拢了冯宝；张居正取得皇帝、内宫、权宦的支持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坚持“宫府一体”政策是张居正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张居正改革虽然是不彻底的改革，无法破除封建制度的痼疾，但张居正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毕竟为明王朝续命几十年。那么张居正的改革为明朝带来哪些成就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张居正的改革让明朝真正成为一个统一整体，政令通常能够迅速在全国执行，这对于维护统治者的集权统一，国家安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张居正改革充盈了国库，扭转了明朝当局“私家日富，公室日贫”财政困窘的局面，他在地租、劳役等再分配过程中，让下层受益颇丰，让官僚、贵族等豪强势力的非法特权得到限制，使得国家逐渐富裕起来。
张居正采取重新清丈全国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驿递等措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又注意改善蒙汉关系，使得千里长城沿线无兵患，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对于商品经济发展问题，张居正主张农商并重，两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特别是“一条鞭法”政策，既鼓励工商业发展，又使得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随着经营工商业人数的增多，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全盘带活商品经济。
张居正过人的才华，超人的胆识，抓住历史机遇，利用所能提供的所有便利条件，在明王朝的统治机构几乎解体，国库财政几乎濒临破产的前提下，发动了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挽救明王朝统治危机。
客观地说，张居正的改革，比秦国商鞅，北宋王安石变法取得的成功更大，张居正被称为皇帝的“肱股之臣”，明王朝的“救时宰相”，谁能想到，当张居正去世后，竟落个人亡政息，差点开棺鞭尸的局面。
在中国改革、变法的历史上，张居正是与管仲、李悝、商鞅、范仲淹、王安石齐名的人物，为何会遭到如此下场呢？请继续往下看：
张居正的一生可算是悲剧的一生，对万历皇帝忠心耿耿，为大明朝鞠躬尽瘁，奉献了最后一点光和热，然而到最后却落个惨遭清算，人亡政息的局面。造成这种悲剧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朝代背景原因，又有个人的性格使然；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将全身精力都投入到改革中去，一切以改革为先，有时操之过急，手段生硬进而忽视了对自身的约束和保护。
《明神宗实录》对张居正的盖棺定论“偏衷多忌，钳制言官，倚信佞幸。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由以上资料可知，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性格猜忌多疑，独断偏执，趋好逢迎给人一种贪恋权位的感觉；在改革过程中得罪权贵，触犯既得利益；当明神宗长大后，又有功高震主的担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死后所发生的悲剧。笔者认为，张居正人亡政息的悲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张居正身上有很多优点，他性格刚毅沉稳，办事雷厉风行，还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以及运筹帷幄的能力；但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性格中同时又具有独断专行，偏执狭隘，急功近利等性格特征，正是这些性格短板导致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最终落个人亡政息的结局。
当张居正身居要位，权力显赫之时，他成为众多官员争相攀附的对象；张居正收取官吏送给他的黄金也就罢了，居然还敢接收“与天子平起平坐”内容的对联，这真是飘飘然了。张居正回相为父亲送葬时，其排场之大甚至都超过了皇帝，这与他一项勤俭节约的形象是不相符的；张居正晚年更糊涂了，其生病卧床之后，竟下令举国为之祈祷，这些都是皇帝君王才有的待遇，这些后来都成为其大逆不道的罪证，成为万历皇帝清算的。真是性格偏执，还死要面子。
张居正为了尽快取得改革成功，显示出了急功近利的一面，这给万历新政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进行全国田地重新丈量时，张居正将丈量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这就出现了某些官员为了政绩而虚报丈量之数，这些又与需要上缴的税费相关，这就增加了当地百姓赋税负担。
此外，张居正还要求死刑犯达到一定数量，为了整顿空谈学风，他甚至一刀切地禁止私人讲学，严令拆毁书院，这些矫枉过正的做法，也是他死后遭到非议的原因之一。
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遭到无情反扑
明朝的社会积弊是由来已久的，这些积弊又与王公贵戚和豪强权贵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他们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张居正也深知其利害关系，但为中兴国家为己任，为了革除明朝积弊，对权贵的怨恨和阻挠毫不在意，甚至有种勇往直前的韧劲。
诚然，张居正要想拯救积重难返早已颓废已久的朝廷，要想镇住位高权重的豪强实力，必须采取雷厉风行，独断专横的手腕。
张居正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让达官显贵吃尽了苦头，考成法是专门吏治的，清丈田亩追回隐地，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对于达官显贵来说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当这些高管权贵利益受损后，必然会对张居正展开反扑性的抱负，而恰恰张居正在实行新政时卓有成效，后面还有皇帝撑腰，对张居正的政绩方面无从下手，只能从个人道德过失来做文章。
于是，万历五年的夺情，张居正被群臣痛斥为“忘亲贪位者”，其实在张居正父亲去世的丁忧期间，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举国百废待兴，其“夺情”也是皇帝特批的，背后有万历皇帝和李太后鼎力支持的，并不是张居正贪权不放。
明代以儒家的纲常为立国之本，无论什么原因，张居正丁忧期间“在官守制”是违背祖制和纲常的。这一次正是有皇帝和太后的支持，才将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全面打压下去，要么被降职免职，要么被廷杖后充军，总之所有官员都受到了严惩，他们虽然敢怒不敢言，却为后来的埋下了伏笔；当张居正得到皇帝支持，大权在握时，王公贵胄敢怒不敢言，当张居正去世，皇帝态度骤变后，最后清算的时候就到了。
笔者认为，张居正权高震主是人亡政息的关键所在。张居正个人性格以及得罪权贵使其在死后遭到打击报复，也不至于要开棺鞭尸那么惨，毕竟这些大臣和王公贵胄要看皇帝的脸色；张居正能有人亡政息那种结局，皇帝的态度是关键所在；造成皇帝倒戈的原因正是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的“威权震主”。
张居正改革能取得成功这与皇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万历皇帝由于年幼没有亲政能力，张居正则以内阁首辅兼帝师身份来协助皇帝工作；也就是说，张居正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宰相，他具有相当于摄政王的权力，将朝中重权揽于一身。
皇帝年幼，张居正代行皇权，正是借助于皇帝的力量对抗朝中反对改革的势力，以及权势的豪强贵族；不管张居正虚张声势也好，还是狐假虎威也好，总之，张居正背后有皇帝支持，代表是皇帝的力量。
随着万历皇帝年龄增长，君与臣的矛盾逐渐增多，当皇帝希望从国库取财用于自己享乐时，张居正又表现出了刚正不阿的一面，他劝谏皇帝要勤政恭俭；而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骄奢淫逸的需求越增长，越对张居正不满。
当皇帝成年后，态度改变时，一旦不支持张居正，那么他就会失去所有一切优势；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里，一旦主子不喜欢你，就会有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自身的命运可想而知。
当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亲政，皇帝要急于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改变早已形成的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局面，收回自己的全部权力；皇帝首先步步为营，先对张居正权力同盟宦官冯宝以“欺君蠹国”之罪抄家；冯宝倒台后，之前反对张居正的官员贵胄迅速集结，联合扳倒张居正。
面对稳操政权，急于想控制朝政局面的万历皇帝，以张四维（新任内阁首辅）为首的曾受张居正打压，在改革中利益受到触犯的豪强贵族，展开迅猛而激烈的反扑，群起而攻之，对张居正进行了异常残酷的清算，这就是张居正人亡政息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明史》、《明神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张居正传》、《明会典》等
真理！毛跟黄炎培说了一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1945年7月4日 (农历五月廿五)，毛与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来监督，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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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鉴史启新程丨窑洞对
2021年秋天，总来到陕西榆林考察调研。
在杨家沟旧址，总提起一件史实：毛早在延安时期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叫们引以为戒。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郭沫若依托大量史料潜心月余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剖析了明末李自成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该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毛以此提醒党员干部“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陕北高原上，几孔窑洞里留下的延安整风运动重要手稿、“甲申对”和“窑洞对”的故事，诉说着我们党坚定不移进行从严治决心。
2021年6月30日，中国百年之际，一座高235厘米、宽286厘米、深145厘米的青铜雕塑《延安窑洞对》在延安纪念馆正式落户，也将人们的回忆带回那段窑洞时光。
1945年7月，造访延安的人士黄炎培对毛讲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听后，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来监督，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012年12月，刚刚当选总不久的，在登门走访派和全国工商联时，专门谈到了延安窑洞里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这段对话。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2021年11月11日，在十九届六中上，总给出新解：“毛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来监督，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
中国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史。
“现在这里面的8条，精简会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讲、反复抓……”2021年6月18日，在刚刚开馆的中国历史展览馆参观时，总在“八项规定”展板前停下脚步、仔细察看，并坚定指出“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
我们党来自、植根、服务，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党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破题，坚持从局做起、从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十年来，在以为核心的党坚强下，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打了一套自我的“组合拳”，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力度之大、成效之巨，中国历史未有、世界历史罕见”“大以来，感受最深的就是党反腐力度空前之大”“相信今后的反腐态势依旧是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在国家监委网站留言板上，不少网友写下了他们对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际成效的切身感受。
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我们党赢得了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勇于自我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一个多月前，总在主持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以伟大自我引领伟大社会、以伟大社会促进伟大自我，总带领全党全国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总监制丨钱蔚 王姗姗
监制丨 张鸥
制片人丨兴来
主编丨宁黎黎
编辑丨杨彩云
视觉丨江雨航
校对丨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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