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任继愈：“抱憾”的哲学大师
大智将启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其实，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与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级。任箫亭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弯腰，一直被嫡系视为“异己”。1945年4月，他被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
1935年秋，任继愈在颐和园乐安堂前留影
任继愈自己认为，父亲报考军校，其实还有冲出封建家庭樊篱的另一层意思。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违逆，婚姻不能自主，诸如此类。任继愈认为，父亲在那个环境下很受束缚，于是没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书香门第，选择离开家庭，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过任箫亭仍然喜欢读书，属于文武兼修的“儒将”。他迎娶的夫人、任继愈的母亲宋国芳，出自平原县一户乡绅家庭，她在50岁时开始学识字，后来竟能与远在他乡的儿子们往来书信。在父母的影响下，任继愈和几个兄弟自小就懂得学习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来，任继愈一家人在鲁南一带自立门户。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起家庭重担。这位坚强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爱，呵护着小继愈兄弟几个。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继愈得了重病，医生开了汤药。母亲给他喂药时，小继愈的脚不小心把药碗踢翻了，汤药泼了一地。母亲连忙趴到地上吮吸汤药，再变成乳汁喂给他。这件事任继愈终生铭记在心，直到他90多岁高龄时，还常常回忆，每每讲起，眼泪盈眶，他说：“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任继愈4岁入私塾，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问题时，小继愈知道，书本里有个神奇的世界，那里会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说，任继愈从小养成的那种刨根问底的习惯，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大家的基础。宋代理学家朱熹小时候也是如此，当他父亲用手指着天，告诉他上面是天时，朱熹马上问：“天上面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还想知道事物的本质和背后。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专注思考的学习态度、热烈执著的求知欲望，让小继愈日益养成了哲学家所需的素质和思维方式。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1987年1月，任继愈(左)在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右)家中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三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和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当时正是他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联大中文系的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邀请他们去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此后，任继愈和冯钟芸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六十年的岁月。
授业北大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偌大的总统号，只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教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成为他们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新成立的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依照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文，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讲授语法修辞。文学课则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诗、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祖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是不得了，曹靖华讲苏俄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各有所长。
当时的学术教学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沉醉其间。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任继愈感觉一下子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是从这一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1951年，任继愈与夫人冯钟芸在女儿任远周岁时合影
此时，任继愈和冯钟芸有了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女儿叫任远，儿子取名任重，“任重而道远”，任继愈不仅将自己的一生追求时刻铭记，而且也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了希望和祝愿。
这段时期，国家清明，生活稳定，任继愈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对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关系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对任继愈来说，这是个读书和研究的好时机。此时的任继愈年富力强，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课、开会、学习，往往是家人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孩子们好不容易看到任继愈回来，吃过晚饭后他又埋头去看书、写文章。当时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炉取暖，一开门，仅存的一点热气都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气逼人。为了熬夜工作，任继愈设计了一张小炕桌，他坐在床上，盖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边，头顶上方再拉过来一个灯泡，看书写字就不冷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撰写了不少课堂讲义，也完成了许多学术专著。
任继愈的教学和治学一样严谨。一个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作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把书稿先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绝不随便吹捧人。而在教学时，他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经常对学生说，他非常佩服司马迁，让大家都学习司马迁。他说，司马迁被汉朝统治者迫害，很惨，应该说汉朝对不起他，但司马迁写史尊重史实，写了汉代的繁荣、升平，并没有借机报复，歪曲、篡改历史。“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尊重历史。”
任继愈培养学生，注重思想方法等根本问题，曾有学生问任继愈，自己应该学习佛教的哪个派别。任继愈说：“我们去颐和园，都是先上万寿山、佛香阁，看了颐和园的全景，再去谐趣园、十七孔桥，对不对？没有一进门就往谐趣园跑的。学习、研究一门学问也是这样，首先要掌握这一学科的全貌，整个的历史，把基础打好，再去研究某一派别或某一断代。你现在不要忙着想什么宗派，先把基础的中国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经都多读几遍，弄通道教史、史等，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再考虑具体的研究方向。”
现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回忆说，“大家都有个重要印象：任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我觉得，任继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任先生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在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国图岁月
从1964年受命组建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待就是20多年。1987年，任继愈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被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从此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这一年，任继愈71岁。
任继愈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的场景
任继愈爱书，爱藏书，是出了名的。任继愈先生的家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贴墙而立的一排书柜。任继愈告诉造访过的人，这是清末一个藏书家的书柜。其弟子变卖了柜子里的藏书，最后连柜子也要卖掉，他便买了下来。任继愈爱书，对藏书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的都是他最珍爱的图书。然而，在任继愈晚年，书柜里的书却渐渐少了，每年都有一些书被他运走了。原来，这些书的新去处是任继愈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图书馆。他说：“我从念高中开始到北京，就没怎么回过山东，把它奉献给养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实一点。”任继愈还说，让书本给更多的人翻阅，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
现在的图书馆学界，有一种“图书馆消亡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不再似过去那样依赖图书馆，人们不利用图书馆或不到图书馆就可获取所需要的文献和信息，并且最终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对此，任先生有他个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国图书馆学报》专访时，任老说：“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即使国家消亡了，没有了，但图书馆会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样。因为知识总是有的，求知总是有的。”任继愈说，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他说：“图书馆作为收集、加工、存储各种图书、资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图书馆可以不受年龄、学科的限制，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起到解决知识匮乏的作用；图书馆虽然不直接创造财富，却间接培养创造财富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责任要比大学大，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深。”
国家图书馆的定位，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作为馆长，此一问题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任老在谈到他任馆长以来国图的发展变化时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馆偏重文献资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虑得少。我来之后，在努力扭转，越是稀见的东西，越要跟社会见面，不要锁起来。‘重藏轻用’的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善。”
他还身体力行了空前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依托国图的馆藏，整理古代文献。他历时十余年，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
2004年，看到世界范围内收藏的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出版，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却由于经费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关部门：“今我国力日昌，倘若国家对此项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尽我九旬老人的绵薄之力，使这个项目在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完成，还敦煌学界能完整使用资料的一个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陆续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主持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这就是一个以文化建设为己任的老人的拳拳之心。
在清理传统遗产的工作中，任继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从儒教，到佛教、道教；从哲学，到宗教，到自然科学，还有其他如文献学、民俗学等等。传统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任继愈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过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导。如今他刚刚上任时所担心的设备一流、图书馆的实力未必一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国图已然迈进了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
一个心愿
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任继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他的构想中，这部哲学发展史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4卷本《中国哲学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书，全部是他个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长，大约30万字。”任继愈计划着。举重若轻，不慕虚华，正是他的学者本色。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他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时行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部只有30万字却令人充满期待的大书。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在他的案头，总有看不完的书稿。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远把这些书稿排在更加优先要处理的位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无一不是鸿篇巨制。时间宝贵，任继愈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搁下。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撰写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任继愈，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十多年前，任继愈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纵观任继愈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
任继愈先生吊唁大厅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离世。他的遗照两边写着这样的挽联：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3期
作者：严青 郭改雲
贵州文化老人丨怀念任继愈先生
来源：【贵州广播-动静新闻】
我认识任继愈先生很晚，大概是在90年代后期，在社科院图书馆的奠基仪式上。
散会时，因为任先生眼睛很不好，需要人搀扶，我就扶着他慢慢走。那时，任先生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又曾是宗教所所长，在所里还有办公室。也就是一两百米的路，任先生和我简单的聊了起来。他知道我是杨向奎先生和张政烺先生的弟子后说：“怪不得，你跟他们两位念书当然好啦。”任先生还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书？拿一本我看看。”那时，恰好我的《清儒学术拾零》出来了，就赶紧送了一本到任先生的办公室。
没想到过了不久，任先生就给我写了封信，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编撰的《中华大典》，并且请我做其中《哲学典》下面的《儒学分典》的主编。任先生把班子的构成情况都告诉了我，其中，有很多哲学界人士。我答应了任先生的想法，去国家图书馆参加了几次会议。后来因为生病，才没有继续。此后，我和任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
过了几年后，任先生又让《中华大典》编撰办公室和出版社来找我，希望由我来主持其中的《典》。《典》的难度很大，它是“类书”，走的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的路，难度极大。由于身体原因，最后我还是没有接这个工作，但是我还是看了一批样稿。
《中华大典》系1990年5月由批准的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它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了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数据。而它的编撰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总结。
我的《乾嘉学术编年》是任先生给题签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每况愈下，但还是为我写了题签。到《中国学案史》在出修订本时，也希望由任先生题签。但是，由于他刚做完手术，体力不支，就采取了集字的办法。其中，“案”字任生没有写过，所以风格略有差异。任先生一直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我帮助，我永远感激他。
后来，在《任继愈文集》的发行仪式，也是缅怀任先生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最后我说，“我讲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是说任先生给我们留下崇高的人格和不朽的精神。今天我这个发言要是有个题目的话，就叫作‘永远的’”。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长期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
陈祖武，生于1943年，贵州贵阳人，全国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员、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专长为清代学术史，个人专著主要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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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jrtt
鉴往知来 关心社会——任继愈先生
【光明书话】
作者：周 贇（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
任继愈先生是中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奠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始人，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典籍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厥功至伟。
任继愈（1916年4月—2009年7月）
然而，他不搞“纯学术”。
任先生果真不搞纯学术吗？当然不是了，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先秦哲学无“六家”》、《庄子探源》（五篇）、《宗教学讲义》、四译《老子》等，都充满了学术洞见。不搞学术，怎么能称为学者？但任先生认为，学者搞学术的动机不是以纯粹的弄清问题为宗旨，而应带着历史使命感去搞。
比如说，他在宗教研究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用历史说明宗教”，目的在于讲清神灵信仰的来龙去脉，告诉人们，宗教信仰原是基于现实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不是基于神灵。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神必须崇拜，什么神不可以崇拜，从来都是上的胜利者说了算的。在殷商卜辞中有一片记载了周文王祭祀纣王太甲的事，然而周灭殷商以后，周人便抛弃信仰殷商的祖先，而信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神的尊荣与否，到头来还是人赋予的。
然而揭示这一道理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是要我们懂得，宗教总是伴随着思想的羁绊，神权总是和家长制若即若离，且虚幻不足以寄予希望，还让人不自由。任先生希望所有人都要敢于直面生活，敢于斗争，做一个独立的人。所以说，他是带着觉悟大众的使命感在做学术的。他赞许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的重要出发点，即冯先生的使命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无时不处在被瓜分的屈辱中。冯先生就是为了呼应当时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的救亡图存之主张而写作的，是为了觉悟大众。
任继愈先生也把觉悟大众看作自己的使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觉悟大众？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过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过去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提出了群体的认识。掌握真理，不能只限某一两个先知先觉的哲学家，社会改革不是少数哲学家的事，而是群众自己的事。群众愚昧，不自觉的环境下，孤军奋战，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又说，“少数先知先觉讲出了很有道理的道理，如果不被群体接受，没有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不能算数。……认识真理不是一个人的事，是群体的事”（《社会科学的作用》，见《任继愈文集》（卷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今日哲学认识到唯一可以称为超越前人的是哲学认识的群体化。化个人智慧为群体智慧，化个人道德修养为群体道德修养。”“只要发扬集体认识的力量，化个体智慧为群体智慧。发挥群体智慧，坚持不懈，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人·自然·社会》，见《任继愈文集》（卷10））。所以说，觉悟的大众才更有力量，只有这样一股力量得以凝聚，社会的整体进步才有可能实现。任继愈先生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一文中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批判宗教神学的‘救世主’思想，批判封建神权和家长制观念，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只有生活在高度的空气之中，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才会以主人翁的精神来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他认为，没有知识的人，喊不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遑论建设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了。
说到底，不搞纯学术，是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他认为，社会科学就没有“纯学术”“伟大的史学家要鉴往知来，关心社会；伟大的文学家，要关心的疾苦，同共命运；伟大的哲学家，要关心社会，‘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的家，以‘平天下’作为理想；伟大的军事学，要反侵略，维护和平，反对非正义”（《社会科学没有“纯学术”》，见《任继愈文集》（卷9））。任先生曾在《悼念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转引汤先生的话，“若不是遇到全中国的解放，真可算糊涂过了一生。我自以为‘为学术而学术’，哪里有这回事？自以为超，哪里能超得了？还不是为反动派帮了忙”！老一辈学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学术都有她的社会性、性，不论你是否意识到，它都在那里。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便会积极利用学术这个工具，努力开发出她在学术领域以外的正面价值。
在上我们常说，“要相信，要依靠”“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然而那必须是觉悟的，不能无知的。任继愈先生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身到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工作中，穷一生之力促进社会大众觉悟，帮助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任继愈著李申周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104周年诞辰，又逢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一书，我们缅怀先生，重温先生的思想，更要立志学做先生那样的人，要把学问做好，更要把做好的学问用来觉悟社会大众。
《光明》（ 2020年05月16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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