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原来有这么多的不知道，看看出乎你的意料么
《全唐诗》是清康熙年间（1705年）编校的一本唐诗合集，历时一年多编校完成。收录诗人共二千二百多人，收录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共计900卷，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据资料整理，《全唐诗》中，去掉一些常见的类似之乎者也的虚词，写的频率最高的字是“人”字。其它经常用到的字还有如，日、月、天、山、风、云、春，这些字一般都用在写景的诗里。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独自坐在幽静的竹林里，时而弹琴时而长啸。密林之中何人知晓我在这里？只有一轮明月静静与我相伴。
《全唐诗》中出现最多的季节是“春天”。依次排名是，春、秋、夏、冬。在唐诗里，伤春、惜春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题材。
《城东早春》· 杨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早春的清新景色，正是诗人的最爱。绿柳枝头嫩叶初萌，鹅黄之色尚未均匀。若是到了京城花开之际，那将满城便是赏花之人。
《全唐诗》中出现最多的颜色是“绿色”和“白色”。在古汉语语境中的颜色，通常有红色系：红、丹、朱、赤、绛等、黑色系：暗、玄、乌、冥、墨等、绿色系：绿、碧、翠、苍等、白色系：白、素、皎、皓等，这些颜色在唐诗里运用最多的是绿色和白色。绿，碧，苍，翠，等大都用在写景诗里，这些字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诗人对寄情山水的诗句比较感兴趣，也透露出他们愿意追求内心平静清新闲适的意趣。
《白云泉》 ·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天平山的白云泉清澈可人，白云自在舒卷，泉水从容奔流。白云泉啊，你又何必冲下山去，给原本多事的人间在添波澜。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老朋友准备丰盛的饭菜，邀请我到他田舍做客。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一脉青山在城郭外隐隐横斜。推开窗户面对谷场菜园，共饮美酒，闲谈农务。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时，我还要来这里赏看菊花。
《全唐诗》中出现最多的感情是“悲绪”。按理说大唐盛世的诗应该有更多积极的情绪在里，但出乎意料的却是，悲，思，忧的情结在里交杂。
《山中》 · 王勃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长江向东滚滚而去，我也在外只留太久。故乡远隔万里，令我时时思念。何况秋风已经劲吹，山山飘零枯黄秋叶。
古人今人接力整理“全唐诗”:成为专家一辈子还不够
李白,网络图片
古人今人接力整理“全唐诗”
沈杰群
历经千年岁月积淀,唐诗之美仍在一代代延续与传承,感动后人。存世唐诗的体量究竟有多大?人们通常都认为,涵容了唐朝五代十国所有诗作、“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的清编《全唐诗》,当是唐诗的全部体量。
然而,现当代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传诵的“唐诗”未必真为唐诗,误收误传者甚多,同时也有许多唐诗遗漏、散落在外。
最早是何时何人起意收集、整理唐诗?清编《全唐诗》都是货真价实的“正品”唐诗吗?溯其源头,探其脉络,《全唐诗》的前世今生,其实也历经了一场漫长、动态的“接力赛”。古今之人跨越时空的接力整理,才让你读到“正品”唐诗。
迄今为止,这场接力仍在继续。
唐诗整理的前尘底色:宋初拉开序幕,明代人热血编校
唐诗的整理工作起源于何时?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中论述,要追溯唐代诗歌大规模整理工作的源头,“从宋初太平兴国年间编纂《文苑英华》起就拉开了序幕”。
罗时进指出,南宋的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以及明朝的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收录的唐诗超过4万首。吴琯编刻《唐诗纪》170卷,胡震亨编纂《唐音统签》1033卷,季振宜编修《唐诗》717卷,都对总集唐一代诗歌进行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明代人的整理,是后来成就清编《全唐诗》的重要基础。明代中叶之后,掀起一股刊刻唐诗的热潮,种类繁多的别集、总集相继问世。别集包括《唐人小集》《唐百家诗》《唐六名家集》等;总集则有《唐诗品汇》《唐诗归》《唐诗类苑》《唐诗纪》等。
明代吴琯所编刻的170卷《唐诗纪》,被学界认为是唐诗整理史上的一大关键典籍,在清编《全唐诗》编纂史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韩震军,在《〈唐诗纪〉作者吴琯的生平考辨》中论述,《唐诗纪》的成书时间在万历前期,“包括初唐诗纪六十卷、盛唐诗纪一百一十卷,收录作家572人,诗歌8362首(句),诗以人分,人以世次,同一人名下,诗歌分体排列”。
根据韩震军的考证,吴琯,字孟白,徽州歙县人,寓居白下,曾游学南雍。吴琯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写作欲旺盛的“原创型选手”,一生撰著较少,但确乎是一位颇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热血”编校者,为保存古籍善本立下了赫赫战功。吴琯与俞策、谢陛、陆弼等人于金陵共同校刻过《古诗纪》156卷、《唐诗纪》170卷、《合刻山海经水经注》58卷,同时辑编有《古今逸史》55种223卷等。
韩震军认为,明代吴琯编刻的《唐诗纪》成书时间较早,“在唐诗搜集、校勘、辨伪等方面,为清修《全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着发凡起例的意义”。
于宋初拉开序幕,又幸得明代若干人的一腔热血,唐诗的整理,因而在清朝以前奠定了相当理想的时代基础。
清编《全唐诗》:“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既博且精者矣。”
在最后真正“荣幸”成为清编《全唐诗》底本的,则是明末清初胡震亨、季振宜的成果。
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唐音统签》,奠定了其在明代研究唐诗学者中的巨擘地位。胡震亨的《唐音统签》1033卷,以天干为纪,共分十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作为第十“签”的《唐音癸签》,33卷,则是胡震亨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
著名藏书家季振宜,则足足耗费了10年的光阴,将唐诗编纂成《全唐诗》,共717卷160册,收入1859位作者的42931首诗。
不过说起季振宜,他的运气略显不佳——10年心血差点被粗糙的历史砂石掩埋,并且随之险些被掩埋的,还有钱谦益的一番苦心。
段晓春在《季振宜〈全唐诗〉流传经过新证》中提到,康熙御制《全唐诗集序》云:“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搜补缺遗。”其中,“内府所有全唐诗”语焉不详。段晓春指出,直到后来内府秘籍公之于众,“‘内府所有《全唐诗》’实为钱谦益、季振宜所递辑,且为‘御定’《全唐诗》之重要工作底本的事实始大白于天下”。
季振宜的编本,是在钱谦益的残稿本基础上补辑而成的,这一点为很多人所忽视。佟培基在《近三百年〈全唐诗〉的整理与研究》里指出:辛亥,清帝逊位,武进陶湘受命整理故宫图书,在殿本书库发现了一部《全唐诗》,他著录说:“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康熙年季振宜据钱谦益稿本重编,墨格写本,季振宜有序,一百二十册,原藏太极殿……至此这部内府所藏的《全唐诗》才渐露面目。”
坐拥前人整理编校的良好底子,再踩在明末清初这几位“巨人的肩膀”上,唐诗的整理史,终于走到了重大转折点,迎来了自信登场的清编《全唐诗》。
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里有较为清楚的叙述:至清康熙四十四年,在扬州天宁寺开馆编修唐诗,以胡震亨、季振宜二书为基础,再加采补校订,编成《全唐诗》900卷。“此书收诗49403首……其搜罗之广,数量之巨,确是空前的,康熙誉其‘大备’,《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既博且精者矣’。”
《全唐诗》是康熙的“大手笔”,为了编校、刊刻《全唐诗》而临时设立了扬州诗局,编校人员由皇帝钦定,康熙命江宁织造曹寅刊刻《全唐诗》,分校者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在籍翰林,包括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潘从律等10人——被称为“扬州诗局十编臣”。按照曹寅奏章的说法,此乃“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
等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唐诗》全部刻成,“装潢成帙,进呈圣览”(《全唐诗进书表》)。康熙四十六年,康熙为全书作序,题额为《御定全唐诗》。
收诗近5万首,这个令人咋舌的数字,是圣上的得意功绩,也无疑成了清编《全唐诗》至高价值的注脚。
重编《全唐诗》:需做“加减法”才知存世唐诗的真实数字
在相当长时间里,清编《全唐诗》堪称阅读和研究唐诗的最主要文献,亦成后人窥探一个气象万千朝代的最佳窗口。
清编《全唐诗》是历史长河里的明珠,不过自诞生之日起,它也注定是一项遗憾的艺术,标志着后人必须步履不停进行补充研究、重编工程的开始。
在上世纪40年代,闻一多提出改编《全唐诗》的学术设想;1956年,他的学生李嘉言在《光明》上发表了《改编〈全唐诗〉草案》。
一直致力于重编《全唐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曾在《存世唐诗知多少》一文中写道:唐诗流传过程中歧互传误的情况很严重,而由于成书仓促,清编《全唐诗》弊病颇多;需要做一番“加减法”,方可知道存世唐诗的真实体量。
陈尚君解释,所谓的“减法”,“一是指《全唐诗》因体例不善而引起的重复收录,如乐府诗既据《乐府诗集》收在书首,又在各人名下收存,谐谑、诗词也有不少重收;二是指同一首诗分别收录在二或三人名下,不免重复统计;三是唐前五代诗多有误收。三部分合计,大约要减去四千首左右。”陈尚君的《全唐诗误收诗考》,考证《全唐诗》中误收非唐五代的诗有600多首。
罗时进也在研究中提及误收严重的现象。他表示,该问题在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中即已存在。“《全唐诗》编臣补遗七卷,误收之作亦复不少,如补遗六之郑露乃南朝梁陈间人,吴黔乃北宋时人,皆非唐诗所应收。近年蒋寅、陶敏、王兆鹏分别考出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集中各有数十首元明人诗误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曾提到,清编《全唐诗》出现了一个叫牟融的诗人,名下作品有69首。莫砺锋幽默地表示:“仔细分析、解读,写一篇三五万字的硕士论文是够了。如果真的花了大力气研究,我就要向这位同学致以深切的慰问。因为唐朝,没有牟融这位诗人,这是明朝人造的假古董。”
误收、重收的“假古董”,必当剔除;而陈尚君所说的“加法”,是指清编《全唐诗》遗漏了大量唐诗,“从乾隆末开始之各家唐诗补遗,至今大约已超过八千首。加减合计,保守估计约是五万三千首,最多是五万四千首”。
据媒体报道,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一大批学者,都致力于增补“正品”唐诗,加上徐俊校订敦煌遗诗,现已增补唐诗逾7000首;而佟培基、陶敏、陈尚君等学者,“对《全唐诗》互见误收诗之考证,剔除误收诗逾2000首”。
接力长跑:走近唐诗容易,成为唐诗专门家一辈子还不够
1960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了《全唐诗》。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点校说明作者名字为“王全”。事实上,“王全”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位先生的“合体”——“王”,是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全”是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傅璇琮,“璇”谐音为“全”。
彼时,那篇点校说明就指出了《全唐诗》的缺陷,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等,王仲闻与傅璇琮明确道出他们的心声:“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旨在辑补中华书局版《全唐诗》(包括日本学者的《全唐诗逸》)收录的不足之处,原则上与《全唐诗》不重出,为唐诗研究者提供新见之诗人与诗篇。
《全唐诗外编》由四种唐诗补遗之作合编而成:王重民《补全唐诗》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
之后,中华书局请陈尚君对《全唐诗外编》进行完善工作,加入其《全唐诗续拾》,于1992年合版为《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工作负责人。著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唐代文学丛考》《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等。
陈尚君从1981年起就开始作唐诗的搜罗考证。《全唐诗补编》是他在1982年至1987年间的著作,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补编》全书三册,共收诗6327首,句1505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1600多位,其中新见者900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钱锺书也曾阅读并批点过《全唐诗补编》。
光阴逐水流,初心不改。陈尚君经常公开表达现今的工作重点和心愿:致力于《全唐诗》的校订新编,重新写定全部唐诗文本,即完成《全唐诗》的新本。
2017年的一场文化讲坛中,陈尚君说:“走近唐诗很容易,即便专门一些的知识传授,其实一节课也可以说完,至于要真正成为唐诗专门家,大约一辈子还不够。明年是我读研,也就是走向唐诗专业研究道路四十周年,虽然没有像样的成绩,但至今仍然沉浸其间而乐此不疲。”
唯有持续做好“加减法”,才能知晓存世唐诗的真实数字。然而,“加减法”背后意味着一条艰辛长路。古人今人的接力整理,造就了《全唐诗》跨越时空的意义,帮助后人读到原汁原味的“正品”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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