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南北都动乱频繁，但不管怎样为何北朝总是强过南朝？
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基本上是沿着北朝日益强盛，而南朝步步衰败的趋向发展。最终，继北朝建立的隋朝灭陈统一了全国。为什么会出现北强南弱的局面，后起的鲜卑政权何以超越文明悠久的汉人政权，小编认为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之术。
一、南朝固步自封，积弊日久；北朝厉行改革，除恶扬善
南朝是继东晋建立的。自西晋以来，延续了100多年的司马氏政权存在很多弊端。南朝继承了这些弊端，而且在近200年中，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除宋初刘裕实行改革外，其他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投放于内部权力的争斗上，不仅在重大制度上无所革新和建树，而且对蕴含已久的社会弊端也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只要不危及权位，任何贪赃枉法的举动都可以包容。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荒淫腐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如梁时，梁武帝的弟弟萧宏贪敛了100多库房财物，但受封建史家推崇而颇有虚名的梁武帝，不仅不惩治，还赞扬他“生意大好！”由于梁武帝的纵容，梁朝出现了有名的“四尽” 郡守。陈时，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后主陈叔宝不理朝政，终日和朝臣们“从夕达旦”的酣饮赋诗，地方官便趁机搜刮，“征取百端”，“百姓流离，僵尸遍野……神怨民怨，众叛亲离。”正直的官员们预感到“东南王气，自斯而尽”。南朝就这样在逸乐中消亡了。
刘裕改革，带来了南北朝时期备受称道的“元嘉之治”。如果后来的执政者也能针对时弊厉行改革，南朝会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南朝君臣不思进取，不求振作，使西晋以来积累已久的社会病毒肆意蔓延，最终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北魏初期，统治具有很大的落后性。鲜卑族初入中原，刚步入阶级社会，距离封建社会还很遥远。畜牧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落后的奴隶制度也顽固地保存着。这种落后的，和中原先进的生产力极不适应。冯太后和孝文帝洞察时弊，果断地从、经济以及民族风习等方面彻底改革，除恶务尽。
实行均田制及与之相关的三长制、新租调制，将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变成均田农民，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实行俸禄制，杜绝了鲜卑贵族的任意勒索贪污，改善了吏制，缓解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孝文帝亲政的九年间，更施行全方位的汉化改革，摈弃了鲜卑族的落后官制，并通过尊孔崇儒，使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接受汉族文明。可以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彻底冲刷了自北魏建立以来的种种弊端，完成了鲜卑族由家长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使以鲜卑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融入先进的中原文明的主流。
北魏分裂后，东魏在河清年间进行了旨在增加收入的“河清改制”。但收效甚微。延及北齐，这个政权日益衰败。而同时的北周武帝却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改革府兵制，放免奴隶、杂户，强令僧尼还俗。由于周武帝的改革，革除了自北魏末年以来的流弊，使北周达到全盛，灭北齐统一了北方。纵观北朝，这个年轻政权从一开始就充满活力，后来又不断改革，吸收外族的合理成分，弥补自身的不足，使政权富有生命力。
二、南朝衰弱，北朝皇权日益强大
东晋南朝时期，曾高度强化的一度中衰。皇权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鼎盛的门阀势力无疑对君权的旁落起主要作用。南朝时，士族虽由盛转衰，但仍腐而不朽。自汉魏以来几百年强固的庄园经济和的特殊保护，使门阀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占据高官显位却耻于实干，不谋其政，过着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 对这个僵化的寄生阶层，南朝的寒人皇帝奈何不得，既支配不了，又无力搬除，不得不继续承认其特权地位，容忍其寄生生活。这个在机构和社会上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寄生阶层，像一汪毒水侵蚀着皇权，使皇帝号令不行。如梁时，孝武帝召见门阀王僧达，他“傲然了不陈逊，唯张目而视”。可见，原本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天命皇权被削弱殆尽。
为行使皇权，南朝从刘裕起就避开士族而重用寒人典掌机要。但是，这些后起的寒门新贵又成了新的专权集团。一方面，人君周围出现了一批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的恩幸近习。如刘宋时，中书舍人戴法兴决断一切诏敕施为，以至民间误传他为真天子，废帝为赝天子；另一方面导致“宗王势盛”，专横跋扈，不听号令，甚至举兵反叛。恩幸近习权重和宗王势盛是导致皇权衰弱的另一原因。皇权被挤压于士庶两股势力的夹逢中，十分微弱。
北魏从一建立，王权就十分强大，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改革，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冯太后执政时，用前后四年的时间（太和七年－－－太和十年），推行均田制和与之相关的三长制、新租调制，完成了涉及土地、行政管理、赋税等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如果没有强大的王权作靠山，这些触动官僚地主切身利益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强有力的王权作依托，所以，均田制这个在南朝没有也不可能推行的制度，在北部中国却顺利推行了。同时，改革的成功又成倍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到孝文帝正光以前，“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自耕农的增加，为皇权的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孝文帝又进一步改革官制。由于三省等行政机构的设立，使“内外百官，屡有增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的极其混乱而不可统一的胡族旧制得到克服，加强了。而改革诸如服饰、姓氏、语言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民族习俗，没有强大的王权作保证，更是难乎其难的。所以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既是北魏王权强大的力证，又进一步强固了的根基。可以说，北魏建立后封建生产关系由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借助于强大的力量的支持。
东魏北齐也进一步强化。高洋执政时，“罢相国府”，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将丞相权力一分为二，削减了相权。西魏北周也进行了旨在加强皇权的改革。其中，宇文泰创立府兵制，到周武帝时，府兵经过改革，成为直辖于皇帝的禁卫军。纵观北朝，始终朝着强化的趋向发展。强有力的皇权是政局安定、政令畅通的坚实保证。
三、南朝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北朝历行均田，土地相对分散
江南大族早在东吴时，就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经过东晋到南朝100多年的发展，势力更加强固。南朝100多年，基本实行不抑兼并政策，纵容大族兼并土地，进而竞占山林川泽。谢混有“田业十余处”，混妻死后，还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孔灵符在永兴立墅，周围33里，水陆地265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为增加收入，南朝也曾颁布禁占山泽诏敕，如宋孝武帝颁布占山令，规定“官品第一第二品听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但是，这个法令的结果，没有使已广占土地的人交出非法占有的山泽，相反“先占阙少”的人户却可以借以“依限占足”。土地兼并没有因此而停歇，私人占有的山林川泽却从此合法化了。土地兼并的结果，使“贫弱者薪苏无托”，“庇大姓以为客”，严重影响了的财政收入，使政权根基不稳。
北朝从北魏起就施行均田制，将国家掌握的公田进行有限度的还授。均田制在限制大族无限度兼并土地的同时，更使许多无地流民得到一部分土地。北魏以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调整并继续推行均田制。由于均田制的实施，使北朝增加了领民，扶植了众多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四、南朝皇家内乱迭起，北朝宫室相对安定
南朝立国170年，更换了4朝24帝。其中，在位不足7年的19人，不足3年的14人。帝位的频繁更迭，缘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寒门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
南朝皇帝出身寒微，以军将起家登上皇位。为避免重蹈东晋“门阀势盛”，君主“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的覆辙，南朝自宋起就重用寒人，特别加大皇族的权力。一方面，凡地方重镇必用宗室近戚任刺史。同时，又选用其中一部分人兼任录尚书事，参与朝政。重用宗室的结果，导致“宗室强盛”，彼此争权夺势，父子兄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皇宫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
宋文帝子刘劭做太子时，不到三个月就杀了父亲和叔父刘义恭的12个儿子。孝武帝在位十年，杀了叔父刘义宣15个儿子，又杀了2个哥哥、4个弟弟、7个侄子，武帝、文帝的子孙几乎被杀光。前废帝在一年中杀了2个弟弟和叔祖刘义恭及其4个儿子，并准备杀光余下的6个叔父。明帝即位后，先杀了哥哥孝武帝的15个儿子，又把仅有的5个弟弟杀了4个。无休止的骨肉自残，使刘宋的皇子皇孙极少能善终。据清人赵翼统计，刘裕的“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七八”。
齐时，皇家内讧更加火热。明帝因自己与皇族血统较远，为绝后患，杀了除高帝次子肖嶷以外的所有高帝、武帝的儿子，共42人。明帝的后裔也被宗室雍州刺史肖衍杀尽。为逃祸难，齐末，幽、兖、青、徐、冀、豫六州刺史献地降魏，拱手将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交与敌国。梁武帝的儿子萧绎为抢夺王位甚至不惜以割地称臣为条件，诱使西魏派兵助杀自己的叔父。目睹丑恶的皇家，江南编出一道鄙夷的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索。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南朝就在这种无休上的内部火并中自毁长城。因此，尽管陈时北朝发生了北周灭北齐的内部统一，这对陈北上是个好机会。但经过此前100多年的虚耗，陈已如朽木枯藤，纵然螳螂捕蝉，黄雀也无力在后了。北强南弱早已定局。
北魏立国149年，更换了11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平均时间，相当于南朝皇帝的两倍。北魏除末年爆发了异姓功遒尔朱氏发动的“将诸元歼尽”的河阴之变外，较少发生王室内部的骨肉自残，就连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孝文帝，在改革遭到破坏，太子元恂带头谋反时，也只是先将其废为庶人，继而用椒酒毒死，并没因此而大开杀戒，祸及宗亲。
北魏分裂后，东西政权立国较短，皇族内部相安无事。稳定的政局是国富民安的首要前提。南北朝时期北强南弱局面的形成，又一次说明了乱则退、安则进的道理。
毁掉孩子一生的，不是金钱，不是贪玩，而是自卑
三国里，最让人惋惜的人物莫过于袁绍。
出身于世族大家，拥有一手好牌，却频频出错，打得稀巴烂。
《习惯的力量》中，有这么一句话：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袁绍的失败，很大部分源自于他的性格。
一个人的外在无论多强大，也无法掩饰他内在的欠缺。
在知乎里，有一个网友这样评价他：
“袁绍是很孤傲的，他的傲气，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卑。”
也正是由于骨子里的自卑，造就了袁绍最后的悲剧。
豪门庶子的自卑心
世人皆知，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豪门大家，有着深厚的。
陈寿在《三国志》里记载：
“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
单凭势倾天下这四个字，就能看出袁绍的家庭绝非一般小家族。
这样的家世，袁绍又怎会自卑呢？
其实，在大家族里，袁绍有一个令他自卑的身份：
那就是他的母亲是袁家的奴婢，他是个家奴所生的庶出子。
他自小被父亲过继给伯父袁成，可见对他的极为不重视。
在古代礼法森严的观念里，嫡庶有别，在袁氏这样的门阀家族更是如此。
从亲弟弟袁术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在家的地位。
袁术曾嘲讽袁绍：
“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
袁术称他这个哥哥，为家奴。
可见，庶出子袁绍的童年，是被鄙视的童年，也是被“正牌少爷”袁术看作是“家奴”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袁绍总有一股近似扭曲的好胜心，他拼命的努力，想去证明自己。
不受关注的孩子，格外的会讨好人，年少时的袁绍亦是如此。
在长辈眼里，他事事妥帖，深得喜爱。
年纪轻轻不到二十岁就当上了县长，比常与公子哥们田猎游玩的袁术可谓强了很多倍。
袁绍特别会利用世俗的力量，他乐善好施，为己攒得美誉。
郭嘉曾说过他的心思：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於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
汉朝特别注重礼孝，父母过世，袁绍在家守孝六年，此孝举亦为他赢得不小的声誉。
守孝后，袁绍退隐洛阳。
然而，他的野心又怎会真的尽于此。
说是隐退，却暗中却结交何颛、张邈等党人和侠义之士，足见其欲成大事的野心。
这世间总有人会嫉妒你的成就，声名鹊起的袁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当时的宦官就指责他不听呼召，养就死士，有预谋之意。
在叔父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到何进手下去当差。
公孙瓒还因此嘲讽袁绍：
“母亲出身那么低，你怎么还敢这么努力，不想着谦虚呢？”
袁绍极尽心思攒得的声誉，却因为他庶出子的身份，而被世俗看成一种罪过。
此事在《后汉书》中，也有记载：
“《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
袁绍的童年，即无父母疼爱，身份还遭世人诟病。
这无疑给袁绍的性格造成了很大伤害，也成了袁绍内心深处自卑的根源。
命运被性格主宰
诸葛亮说：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弘扬志士气概，就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
袁绍虽然名声在外，但自身却缺乏十足的底气。
从袁绍最初的谋政手段，就可以看出他的小格局和不自信。
幼帝刘辩在位，宦官摄政，朝野混乱，袁绍向何进献策：
“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
对付区区外戚和宦官，就要动用四方的力量，可见袁绍底气不足，缺乏果敢。
反观曹操的观点，则令人佩服：
“宦官之祸古今皆有，只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一小吏便可将其付之牢狱。但招军勤王，则是引虎狼之计。”
事实证明，董卓除宦后，改扶刘协，权侵朝野，祸害更甚于宦官之祸十倍。
其实，在董卓入京还没站稳之际，鲍信就向袁绍建议乘其长途劳顿，突袭擒拿。
但袁绍胆怯不敢做，而错失良机。
董卓大权在握后，袁绍也只敢对其愤怒一吼，拂袖而去。
之后，他就把朝廷颁的符节挂在上东门上，便逃去了冀州。
事实上，以当时袁绍的名望和家族实力，董卓并不敢把他怎样。
而且，在袁绍逃走后，董卓怕他纠集势力反扑，还特意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位。
袁绍的性格不仅让他错失良机，也为他以后的大业埋下了伏笔。
常言道，成大事者，不拘泥于小节。
果敢善断之人，方能成事。
袁绍的频频失误，跟他的好面子和刚愎自负的性格不无关系。
官渡之战，田丰向袁绍进言，曹操善用兵，不一定能打下他们，不如作持久之计，而后必能获胜。
袁绍却觉得田丰是在说自己用兵不行，比上曹操，人傻钱多只能耗着。
所以，他就把田丰下了牢狱。
结果，官渡之战大败，十万兵马尽没于大河之南。
战败后，有人觉得田丰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田丰却说：
“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
果然，袁绍回到邺城后，因为怕人说他不听田丰劝，而嘲笑于他，就下令杀了田丰。
可见，袁绍的内心不容许自己的颜面有一丁点儿的受损。
其实，田丰早就看穿了袁绍，他的性格终会断送他的大业。
一位名人曾说：
“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
袁绍的一世野心，就是被他不善断的性格所主宰，而付之东流。
为幼子，弃天下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童年的伤害，是一个人此生难以愈合的伤口。
袁绍这个曾拥兵天下的人物，也不例外。
一生戎马，建功立业，其实就是他内心渴望的缺失。
袁绍一生都在追逐被认可的路上，内心深处的渴望就是那份来自于家庭的爱和关怀。
在面对江山和家庭关爱这道选择题上，袁绍选择了后者。
他对家庭关爱的渴望，远胜于他对江山的重视。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刘备杀了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要策应袁绍。
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
此时，田丰对袁绍说：
“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
然而，袁绍只因为小儿子生病，一句孩子生病了，不能战，而回绝了田丰。
面对如此无大局观的袁绍，田丰只得气冲冲地退去，直呼：
“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
袁绍听说了田丰的言论后，则恼羞成怒，自此疏远田丰。
可见，袁绍所谓的大志，远不及自己内心深处对家庭关爱的奢求。
因为，那也正是袁绍童年的渴望。
相对于袁绍极尽心思的童年，曹操的童年则是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的。
这也造就了，曹操的豪爽和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
反观曹操处理家国之事的态度，就知道他为何能取得成就的原因了。
曹操曾一度钟爱小儿子曹植，并有意于让他即位。
而在曹植司马门，他确定曹丕为继承人后，就不再改变。
甚至，曹操在临死前几个月，还将杨修除掉。
他的动机之一，就是继续剪除曹植的党羽，为稳固大业而放弃儿女情长。
袁绍则不然，他晚年废长立幼，却没有为幼子做好托孤的长远策略。
他死后，导致儿子们四分五裂，大业成空。
正是袁绍内心深处的自卑，局限了他的长远眼光，也为袁氏家族的命运做了抉择。
袁绍终其一生的追逐，始终没有战胜童年卑微身份给自己性格造成的影响。
在他傲气、自负的强势外表下，不过是他对童年自卑的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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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
空招俊杰三千客，漫有英雄百万兵。
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
更怜一种伤心处，家难徒延两弟兄。
这是罗贯中对袁绍的评语，一句凤毛鸡胆事难成，写破了袁绍厉色面具下的卑微。
卢梭说：
“自信心对事业简直是一种奇迹。有了它，你的才干便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才能，也不会抓住一个机会。”
袁绍一生的机遇，终是被他的自卑性格所连累，命运也因此而被主宰。
王与马共天下，陪司马家东山再起的是王家，陪其日落西山也是王家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诗作《乌衣巷》中这两句是极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东晋历史演变方向的。东晋的历史其实就是王谢之家背后的门阀破产的过程，最后皇权那只小燕子飞入了刘裕那样的寻常百姓手里。
东晋的门阀始于“王与马共天下”，然后先后经历了王导家族、庾亮家族、桓温家族、谢安家族四轮接棒。其过程演变非常有趣，权力的家族式交接非常不牢靠，基本上变成了董事会的成员谁手腕硬、实力强，谁就可以掀翻前任，自己当老大，皇帝这个品牌创始人一直靠边站。
东晋的权力圈是反常规的，它认圈层却不太讲究门第、家族这个核心小圈子。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东晋这艘破船正值风雨飘摇之际，亟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大才当舵手，以保证这艘破船上其他利益群体的安全。
但是，东晋门阀这种封闭式的内部选拔游戏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个难以为继的巨大BUG，那就是人才断层的问题。内部通婚久了，很多就变成了近亲繁殖，导致了后来人在生理上出现退化。然后，世家子弟承平已久，见识和能力上也慢慢跟不上了。
举个例子吧！主政东晋的大才们出生时间分别为：王敦266年、郗鉴269年、王导276年、庾亮289年、庾冰296年、庾翼305年、桓温312年、谢安320年、桓冲328年。这些门阀英才之中，除了最小的桓冲外，其余全部经历了江左最后一次大乱——苏峻之乱（327年）。王敦、王导、郗鉴、庾亮这批最早的南渡高门，全都经历了永嘉之乱，全都在血与火中淬炼过。庾氏兄弟和桓温的第二梯队则在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亲身感受到了胡马南渡的危机和王敦苏峻逼宫的江左混乱。
这些苦难经历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和吹捧的财富，但对一个人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锻炼心志来说，确实不可或缺。有这些经历的人，在社会经营活动中会更加务实一些，而那些从小生活在温室中的富二代、官二代则容易没有危机感、紧迫感而变得极致的虚头巴脑。比如王家子弟王羲之等等就只能搞点文艺沙龙，真让他们去实干兴邦，那基本上会是害人害己。
上述这些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国之重器，真正的国之重器，是需要在时代的大潮和纷繁的考验中历练出来的，舞文弄墨、游山玩水、酗酒扯淡、曲水流觞是整不出救世大才的。
谢安和桓冲，其实是门阀出品的最后一批尾料，严格意义上只能算半个国之重器。谢安是赶上了时势的尾巴，桓冲则是跟着哥哥桓温灭蜀、北伐，在一次次历练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与见识，这哥俩因此才勉强跻身门阀大才的行列。但他俩相对于前面那些大神来说，成色依然不足，所以没法独担大任，得搭伙过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桓温之死标致着东晋门阀开始没落的真正原因，谢安和桓冲时期，其实就是门阀时代的一点余音了。
东晋的生态拐点其实是淝水之战。因为战胜了北方强敌前秦了，让一直悬在东晋头顶上那把国防威胁的利剑彻底解除了。没有了外部威胁，东晋内部之间的团结一心就失去了必要条件，门阀和皇权之间因为生存解压，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和心思去窝里斗了。而且淝水之战后，谢安背后的站台老太太皇太后褚蒜子走人，失去后台的谢安立马怂了，主动交权以求自保。
也就是说，淝水之战后，东晋的权臣色彩主动剥落了许多。比如谢安的女婿王国宝（出身太原王氏）一看他老丈人没啥指望了，便主动投靠了皇帝司马曜的弟弟司马道子，后面更是竭尽所能地在皇室和谢家之间制造摩擦和误会。
385年四月，在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俩兄弟的试探和紧逼之下，正处人生巅峰的谢安主动申请出镇广陵，让出了中枢权力。四个月后，谢安过世，司马道子更进一步以骠骑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属于谢安的所有权力收了过来。
谢安死后，其侄谢玄也开始主动交权。387年春正月，任命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替谢玄镇彭城，谢玄转镇淮阴。在淮阴谢玄患病，多次上梳解甲归田，后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回大后方当地方官去了。
没多久，自388年春正月开始，谢玄、镇豫州的猛将桓石虔、谢安弟，尚书令谢石相继去世。389年，镇荆州的桓石民过世。
至此，门阀的时代正式落幕，因为高门大姓之中再也找不出能挑大梁的人物了。
那么代表皇权的司马家到此算得上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吗？并没有！因为司马家的皇帝自从东晋明帝之后，也属于烂泥扶不上墙系列产品。尽管得益于特殊的时代与朝局，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兄弟几乎是躺赢的拿回了已经旁落了八十多年的皇权，但这哥俩除了喝酒在行外，其他能力都十分感人，让他们拿回皇权，并不是指望他们带领东晋走上一个新高度，而是让你们司马家的人亲手亡了东晋的江山。
当然，老天还是对司马家和东晋安排了一个首尾呼应的剧本。东晋立国之初，王与马共天下，你们司马家在江左的东山再起是王家人陪伴的，现在到了门阀时代的尾声阶段，你们司马家马上要彻底凉凉了，老天也会安排王家人陪你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的。只不过，东晋一生一死的两群王家人并非一家人，前者是琅琊王氏，后者是太原王氏。
关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起源，咱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是秦朝将领王离的子孙在秦朝灭亡之后，外出避祸逐渐衍生出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两个庞大的王姓分支的。
太原王氏最早的飞黄腾达是出现在曹魏时期，当时的太原王昶是曹丕的班底成员，后来又效忠了司马家，并在淮南三叛中有着较好的卖力表现。
王昶的儿子王浑因此成为了司马炎的铁杆嫡系，并在西晋灭吴的国战中立下大功。
到了王浑的儿子王济这一代，王家见风使舵地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王济不仅娶了司马炎的妹妹常山公主，成为了皇亲国戚，还成为当时的扯淡高手，即玄学名士。
看上去太原王氏的家族腾飞轨迹非常完美合理，但是史书有很多事情是不会告诉大家的。太原王氏在扎根太原期间犯了一些严重的路线错误，最严重的就是跟异族匈奴屠各部刘氏结交过深。讲白了就是充当了刘渊家族的保护伞，然后让屠各匈奴对太原王氏家族进行利益输送。
比如刘渊的母亲去世时，时任司空（正）的王昶居然高规格送去真挚的慰问。这相当不寻常，要知道监管匈奴部的护匈奴中郎将不过是个比两千石的四品官，一个被监管的异族部落首领，得有多大的面子能让三公的这么特殊关照呢？这就是太原王氏给屠各匈奴站台的表现。
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
又比如到了王浑这一代，王浑跟刘渊处得跟哥们一样，还把自己的儿子王济推荐给刘渊当自己人。然后父子俩多次在司马炎面前举荐刘渊，先是建议利用五部屠各的力量去收东南，后是建议让五部屠各去平西北边患，但都由于朝中其他势力阻挠而失败。
太原王氏为何这么极力推荐并州屠各呢？大家去看看王家人的消费标准就知道了，想一想他们的钱从何而来就更加明白了。
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太原王氏喝着国家的精血，却一直稳居庙堂之高。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司马家内部就差没有把脑花给打出来了，太原王氏也开始分头。一头是通过刘渊的匈奴屠各部下在了成都王司马颖那里，一头是通过幽州刺史王浚（同样出自太原王氏，王昶堂兄王机之孙）下在了东海王司马越那里，最后司马越成为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当初跟刘渊一条裤子的王浑这一支算是彻底被官方打成右派了，而站队成功的王浚那一支开始风生水起。
可王浚这货也是一个野心家，起势之后便打算自立，结果快速被打倒。
此时看上去，太原王氏似乎做错了所有选择题，前景堪忧。但是，世家大族那些玩家从来都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他们永远都会保留后手的。王昶的另一个儿子王湛，也就是王浑的弟弟，人家这一支抢先南下去开辟另一个根据地了。
在两晋混社会，会扯淡永远是第一敲门砖。而太原王家在扯淡这方面也算得上是家学渊源的，所以很快就闯出了名号。王湛的儿子王承弱冠之时就被扯淡界的绝对权威人士王衍比作了名士南阳乐广。然后王承这位太原王氏的玄学后起之秀在司马越败逃下邳的关键时刻南奔司马越幕府，成为了危难时投票的原始股名士。这就是太原王氏日后在江东政权混圈子的入场券。
司马越败亡后，王承南渡归于司马越的分支司马睿政权，并因能力和辈分被推许为东晋第一名士，在王导、庾亮等人之上，为中兴第一。
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
但是，这么牛的王承却因为走得太早而并没有托举起整个太原王氏。王承去世时，他的儿子王述年仅15岁，又没有桓温那种冲天大才，所以东晋早期的门阀更替全没有太原王氏什么事。
直到354年，51岁的王述终于在桓温废殷浩的时候，靠着家族门楣熬到了帝国前台，成为了扬州刺史。
然后，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再接再厉，在阻止桓温篡位的大事中狠狠地露了一下脸。
王坦之的儿子便是谢安的女婿王国宝，这货最后成为东晋灭亡的重要见证人。父亲救了东晋一命，儿子在东晋灭亡上送上一程，也算是两清了吧。
另外，太原王氏还有一支也挤进了东晋政坛，那就是王昶侄儿王默那一支。王默的两个孙子王峤和王讷也南逃到了江左，同样发展成了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在王讷的儿子王蒙这辈儿时开始渐渐冒了出来——345年，司马昱进入后颇为倚重有玄学造诣的王蒙和刘惔，虽然两年后王蒙英年早逝，但其女王穆之仍然成为了晋哀帝司马丕的皇后。王蒙的儿子王蕴随之被东晋朝廷重用，其闺女后来成了司马曜的皇后。
也就是说，随着东晋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80余载时，世家大族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太原王氏。王坦之那一支有保住司马昱遗产的不世之功；王蕴那一支则成为了皇后家族。太原王氏成为了跟皇权结合度最高的世家大族。王蕴那一支抱住了皇帝司马曜的腿，其子王恭、王爽全都是保皇党；王坦之那一支则随后抱住了皇弟司马道子的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认了司马道子当老大，闺女成了司马道子的王妃。
按理说，太原王氏这两支分两个阵营紧密团结在皇权周围，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毕竟司马曜这俩兄弟已经开始躺赢地拿回了皇权。
但是，大家还记得司马家的人有啥基因毛病吗？那就是跟鲜卑的慕容家一样，都是过不得好日子的人。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两兄弟之前因为皇权旁落，俩兄弟苦哈哈地团结一心，一内一外地专心光复皇权，哥俩的感情处得还不错。但是，一旦他们正式收复皇权之后，俩兄弟便开始闹矛盾了。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个阵营出现裂缝后，分头的两支太原王氏自然也被裹挟进了内斗之中。
司马曜在收复皇权之后，感觉到了胜利者无比的寂寞，于是使劲的泡妞和喝酒来弥补空虚，把政事都推给了乖弟弟司马道子。但司马道子也是一个大酒鬼，你喝我也喝，你泡我也泡，凭什么你享受生活而我要去干活？所以司马道子就把很多事情甩给了自己的小弟们。
于是乎，以王国宝为首的马仔们开始有了弄权的机会和空间了。他们买官卖官、制造冤假错案、奢靡腐败，迅速把东晋的生态搞得乌烟瘴气。
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王国宝们就是这样的妖孽。东晋的立足根本是啥？是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去抵御外敌求生存。你得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行，你这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地使劲折腾、内耗，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
随着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等一众马仔越搞越离谱之后，皇帝司马曜也开始变得不开心了。双方第一次矛盾大爆发就是因为王国宝鼓动朝臣联名上奏请求擢升司马道子为丞相，并加殊礼以示尊崇。这是很明显的得寸进尺，司马曜自然不会同意了。
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
时任护军的车胤说加殊礼是周公才配享受的待遇，所以当场就投了反对票。司马曜顺势表态，把司马道子的支持者训了一顿，然后表扬了好车胤，把这事给否了。
俩兄弟闹掰了之后，司马道子集团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后来王国宝又让司马道子的宠臣袁悦之请僧尼支妙音写信给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陈淑媛，走后宫的门路为王国宝再次升官。
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宜见亲信
司马曜再用诛杀袁悦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帝知之，讬以他罪杀悦之
此时此刻，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两个皇权的保卫者虽然出现巨大矛盾，但依然没有到失控的程度。真正使得东晋政局开始失控的时间是389年，这一年，桓家的最后顶梁柱荆州刺史桓石民死了，早已不对付的司马曜和司马道子在抢夺军权上又开始新一轮的掰手腕。
司马道子先拔头筹，运作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这位王忱是司马道子王妃的兄弟，王国宝的弟弟。
转过年，390年春正月二十六，青州兼兖州刺史司马恬过世。司马曜于二月初二就迅速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王恭是皇后的兄弟，司马曜在抢占军权上又扳回一局。
司马道子不甘落后，又于同年八月把党羽庾楷运作成了豫州刺史去镇守历阳。
这俩货一来一往地搞起军备竞赛，你一招我一招，开始变得没完没了起来……
时间慢慢来到392年十月，荆州刺史，司马道子的舅子王忱死了，司马道子本想让自己的亲信王国宝去接这个位置。但是司马曜却先下手为强，先是在王忱死的同月用郗恢（郗鉴孙，郗昙子）替下了打了好几次病退申请的朱序做雍州刺史镇襄阳，然后紧接着又出“中诏”（绕过尚书台由宫中直接发出的帝王亲笔诏令）这种很少使用的皇帝直接任命的权力，将荆州刺史给了殷仲堪。
这俩兄弟之间这种毫无节操的争权为东晋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因为这种为了争权而争权的人事安插最终激活了东晋的葬送人——桓温之子桓玄。
东晋走到这一步，司马家自己不争气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在这背后，世家大族的人才断层才是根本原因。谢家、桓家因为人才断层被挤出东晋的核心权力圈后，太原王氏那些德才皆不配位的王国宝们开始了各种小人得志，这让原本就没啥容错空间的东晋，随时随地都有翻船的可能。
所以，不管是人也好，组织也罢，在虚弱的时候要尽量少折腾。也尽量不要让那些没经历什么风雨、见过多大世面的官二代、富二代去掌控权力，像太原王氏王国宝这种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他得势之后不瞎折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人性的欲望所决定的，谁不想呼风唤雨？谁不想一人之下？至于后果是什么、自己能不能稳得住场面这些事情，他们压根不会考虑，也基本上考虑不明白。
凡事皆有因果，你们司马家的东晋，兴也是因为王家人，亡也是因为王家人，尽管不是同一个王家人，但至少也算是在形式上闭环了。安心等待命运的宣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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