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浩然正气存千古，包羞忍辱是男儿”，大丈夫能屈能伸
古往今来，翻看我国古典文籍，都会发现在我国文化史上教导读书人，需要讲究两个字“气节”。“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浩然正气的文天祥至死不屈，留下了铮铮铁骨。“精忠报国”的岳飞，一生征战沙场，却以“莫须有”罪名处死。但他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义留下的气节至今鼓舞着每一个人……
精忠报国
除了这些刚直的民族英雄拥有挺拔的脊梁之外，一些文人墨客也在历史上深受人们的敬仰。比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些先哲圣人所蕴含的气节值得每个中华儿女传承下去，他们形象地展现出什么叫做“大丈夫能伸能屈”！
但其实这几句话，出自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司马迁之手，司马迁更是将“大丈夫能伸能屈”阐释的淋漓尽致。
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从小就跟随父亲司马谈整理编纂史籍。后来先后跟随孔安国以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学习。可能当时年少轻狂，司马迁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父亲的鼓励下，司马迁背起行囊，开始漫游全国，走访了许多地方去当地采风，并且搜集了大量的风俗跟传闻。
后来汉武帝准备前往“泰山封禅”，不料司马谈此时身患重病，大限将至。司马迁连忙回家照顾父亲，司马谈临终告诉他自己的祖先其实是周朝的太史。为了振兴家族名望，司马谈一直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史书，亲手将这本书交到司马迁之手，并小心嘱咐他好好编纂，不能有丝毫纰漏。于是司马迁子承父业，继续担任“太史令”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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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太史令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朝中来报说李陵在前线投降了匈奴。李陵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好友，平时两人关系就走得比较近。这个时候，本就对匈奴咬牙切齿的汉武帝，听完这个消息以后自然勃然大怒，朝中众臣也纷纷对李陵“落井下石”。
只有太史公一个人仗义执言，对汉武帝说道：李陵这个人在家的时候对母亲很孝顺，在对自己的部下也很讲义气。即便这次也是慷慨赴国难，自己领了不到五千的兵力深入到匈奴大军的腹地，前方来报李陵也是击杀了数万敌军。
狱中司马迁
大家纷纷说他变节投降，单单纠结于这一点，根本不考虑在没有援助情况下前线将士的心情。穷途末路、弹尽粮绝也不过是想对匈奴诈降，以求将来“里应外合”，报效国家！
汉武帝听到太史公这样说，很明显就是在为李陵开脱。在众臣的怂恿下，刚愎自用的汉武帝下令给太史公两个选择，第一个便是“处死”，第二个则是以“宫刑”代死刑。毕竟对于史官来说，处以宫刑没有后人自然跟处死无异。
这对于一个正处于青壮年的男人来说，无疑比死还要难受！但为了父亲的“遗志”，太史公毅然决然选择了“宫刑”。更让太史公觉得难过的，则是以前那些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好友，此时都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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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自己的亲戚对他也是“不为一言”，狱中的太史公只能受人凌辱。最后连“议罪银两”都交不出一文的太史公，只能延期坐牢时间来赎罪。体会到人情冷暖的太史公，出狱以后，便立马着手自己手上父亲留下的“遗作”开始整理编纂。
公元前91年，从入狱前就已经开写的《史记》，历时17年终于大功告成。书中总共有130篇，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内容上既详细记载了历代帝王的政绩、各个诸侯的兴衰；又记载了许多历史上重大人物的言行事迹和礼乐、天文、历法、大事年表等等许多内容。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率先采用“纪传体”形式记录历史的写作方法，得到了后世史学家高度的赞扬。而且《史记》当中，文史结合，无论是叙事还是刻画人物，都能将一个个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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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跟太史公司马迁的身世遭遇有很大的联系，正如他自己写下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面对汉武帝的暴行，太史公司马迁并没有选择“以死明志”，而是将自己的志向化为纸上的笔墨，将自己的浩然正气留存天地间，深深影响着后世每代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懂得能伸能屈，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否卦六三：包羞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六三：包容或隐藏耻辱。《象传》说：包容或者隐藏耻辱，是因为六三所处位置不恰当。
羞，本义为进献。甲骨文和金文羞字均是以手持羊，以会进献之意。进献的物品为美味佳肴，故羞又引申出精美的食品义。进献表示臣服之意，故羞字又引申出耻辱、惭愧等义。《说文》“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广雅·释诂》“辱也”“耻也”。
苏轼
六三阴居阳位，不中不正，表示一个人处于不适当位置，象征着一个不称职或不道德的人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由于位置不当，就可能会遭受羞辱或必须隐藏羞耻，因为他的行为或地位与其真实品质或能力不符。这一爻告诫我们，要安守本分，不应贪图非分之想。如果一个人能力不足或德不配位，却谋求高位，最终可能会遭受羞辱。
苏轼《留侯论》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其中“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每次都读得我热泪泉涌。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伊尹太公之谋，荆柯聂政之计，勾践之困于会稽，楚庄王伐郑，淮阴破齐，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功或成名的重要原因，无不具有“能忍”的过人之节。苏轼结论也振聋发聩，“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能忍，小混混也能做皇帝；不能忍，大英雄也只能别姬自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吗？苏轼本人也包了多少羞啊？！正如余秋雨在《黄州突围》篇里所说：“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把绳索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司马迁
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杜牧赴池州刺史任，路过乌江亭，写了首咏史诗《题乌江亭》，议论楚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的假设性推想：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假如项羽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诗中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还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
屈原
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司马迁遭到宫刑，司马懿乐呵呵穿起女人衣服......大英雄有几个没有受过奇耻大辱呢？所以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内心的痛苦，同时，也表明了不计个人得失，以先贤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
所以，“包羞”不一定是坏事。“忍辱”也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佛家六度核心奥义，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看你有没有本事熬过那段难熬的境地，进入新的更高的境界。
项羽过江东也不会有好下场，王安石的诗中早已说明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杜牧的诗说出了无数人的遗憾，千百年来，每当提起西楚霸王项羽之死，总有人感慨道：“要是当年项羽过了乌江就好了”。
这一观点随着《史记》中项羽末路英雄的人设塑造，愈发深入人心，似乎只要项羽踏上了乌江畔的那艘小船，一切就都会不一样。
项羽若是不自刎，是否有机会翻盘呢？
公元前202年，乌江畔。
二骑楚军如流星飞电，马不停蹄地冲向乌江岸畔，在他们身后，是五千名精锐的汉军追兵。
刘邦早已承诺，斩杀项羽者，赏千金、封万户侯。
这份丰厚的奖励调动了汉军的积极性，五千追兵人人怀着杀心猛追项羽，只盼着项羽一死，他们便能拿着奖赏衣食无忧的度过余年。
这场追逐赛很快就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这时双方人马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他们已到达乌江旁，而双方却都没有船只。
眼看着双方即将迎来一场决斗，据说，一位乌江亭长却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虽然历史上的项羽早已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我们不妨按照杜牧的思路假设项羽上了船，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按照最理想的情况，项羽人品爆棚克服了重重阻碍，成功回到江东。那么此时项羽会发现，“卷土重来”的美好理想，永远与他此时的惨淡现实透着格格不入。
当初项羽之所以能振臂一呼，率八千子弟渡江出征，因为他占着三个有利的条件：
第一，暴秦无道，。
项羽起兵反秦，同时还打出了为楚国复仇的旗号，可谓是师出有名，符合天下人心，这是项羽占了天时的有利条件。
然而，等到项羽败退乌江时，暴秦的统治早已被推翻了，天下大势已变。
为楚国复仇的旗号自然无从提起，而刚刚夺取了大半个天下的刘邦并没祸害江东百姓，因此即使项羽回到江东，也很难在接下来的楚汉之争中占据天时了。
第二，彭城位置，四通八达。
彭城周边便利的水利运输条件让江东地区物阜民丰，从而为项羽起兵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从来不仅仅是两军厮杀，而是经济实力、人才储备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大比拼。
项羽能够与刘邦争斗多年烧钱无数，靠的就是江东。
不过，当项羽乌江战败时，江东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江东了。
据史料记载，直到文景之治时，江东地区还因为远居一隅，在史书上留下了“地广人稀”的记载。
不难看出，项羽时期的江东没有经过汉初的休生养息，只会更加人烟稀少，这也就是说当初项羽能够完成楚汉之争，实在是拼尽了江东的所有资源。
因此，如果项羽真的重回江东，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根本无法支撑一支足以与刘邦抗衡的。
同时，江东的地理优势在于河道发达，便于运输粮草发展商贸，但是它本身也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如果项羽想要固守江东的话，那江东的地利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项羽占据了人和。
众所周知，项羽起家的本钱是项梁攒下的，江东子弟之所以愿意追随项梁渡江西征，这既是因为项梁自身的威望，也是因为他尊奉楚王凝聚的人心。
不过，这份无形资产却在项羽手中被玩坏了。
当初自诩为正义之师的江东子弟们悲伤地发现：
项羽屠咸阳、烧宫室、坑杀降卒，是为不仁；违反“先入咸阳者王”的承诺，是为不信；杀子婴，弑义帝，是为不忠；赶走亚父范增，是为不义。
江东子弟的三观让项羽弄崩溃了，人心也就跟着散了。
更为重要的是，项梁项羽起兵之初，曾得到江东闽越政权的大力支持，然而等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时，拥有原始股的闽越政权首领却连个诸侯王的影子都没见到。
项羽这种参股却不分红的行为彻底得罪了人。
东闽越政权，等到楚汉相争时，原本支持项羽的闽越政权迅速倒向了刘邦阵营。
由于闽越政权控制了江东地区，因此如果项羽兵败后重返江东，其结果无异于自杀。
正因如此，北宋的家王安石才会看着杜牧的《题乌江亭》微微一笑，然后挥毫写下《乌江亭》，旗帜鲜明地表示项羽兵败乌江时已经天时地利人和尽失，即便过江也很难翻盘成功。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宋·王安石《乌江亭》
同样明白眼前形势的还有项羽，于是项羽只得在乌江岸畔与汉军展开一场生死决斗，然后在“天亡我也”的哀叹中自刎而死，成就了一段悲剧英雄的传说。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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