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记与学术研究
马建红（法学博士）
前几天在读张中行先生《流年碎影》中的《图书馆》一文时，除了注意到先生“逃课”去图书馆读书的轶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的是张先生与那些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几乎都不用查卡片后再找书，而是大家都会去问一位站在卡片兼出纳室前面的半老的人。这位老人姓李，“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李姓老人不仅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百问不厌”的美德，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张先生说他出入图书馆四年，“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
笔者在读到这则故事时，一来羡慕张先生他们这些爱读书的，因为能在图书馆遇到这么一位和善而又热情为大家服务的管理员颇为不易，可免去找书之苦，节省时间去读书；二来也为这位李姓先生感到少许的遗憾，假如他并非工友出身，而是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凭借着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从事科学研究的话，或许他也会有著述传世，而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别人借阅图书的回忆中吧。记忆力好的人确乎是很适合做学问的，别人辛辛苦苦做卡片，写文章时还需要翻翻捡捡的时候，记性好的人却可凭借记忆将文章一气呵成，最后只需对某些拿不准的地方检查补充即可。不过，因好记性而凸显的博学是否就一定能做好学问呢？
这倒未必。读张先生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发散性地想起了前几年读过的王汎森先生的文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其中收录的《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一文中，曾讲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旧书店的老板。他说这位老板很有学问，因为王先生当时要找一本书，但这本书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老板就告诉王先生，说“还有很多本都跟它不相上下”，等到后来王先生对自己关注的那个领域有所了解之后，证明老板所言不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王先生很佩服精熟每一本书的旧书店老板，却并不能在大学里做教授，原因是他的博士论文没有写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把那篇博士论文写成一本“经典”，这自然也就永远写不完了。由于完不成那篇梦幻般的学位论文，老板当然也就没有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
王先生举这个例子后，建议学生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所取舍，因为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感兴趣的好书，“而且一旦看遍所有感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必要形成自己的“知识树”，在树上挂相关的东西，同时还要慢慢舍掉一些挂不上的东西，再随着自己的问题与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
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记和博闻固然是做学问的基础，但也不过是基础而已，只有在“博闻”的前提下做到“精专”，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
张中行先生《图书馆》里“有惊人记忆力”的李姓老人，没有成为学人，却也将自己的这一特长用在了为他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上；王汎森先生所认识的普林斯顿街上旧书店的老板，虽有广博的学问，却囿于追求卓越与经典，终至于连学位都没有拿到。
漫画/陈彬
博闻强记与学术研究
马建红（法学博士）
前几天在读张中行先生《流年碎影》中的《图书馆》一文时，除了注意到先生“逃课”去图书馆读书的轶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的是张先生与那些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几乎都不用查卡片后再找书，而是大家都会去问一位站在卡片兼出纳室前面的半老的人。这位老人姓李，“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李姓老人不仅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百问不厌”的美德，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张先生说他出入图书馆四年，“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
笔者在读到这则故事时，一来羡慕张先生他们这些爱读书的，因为能在图书馆遇到这么一位和善而又热情为大家服务的管理员颇为不易，可免去找书之苦，节省时间去读书；二来也为这位李姓先生感到少许的遗憾，假如他并非工友出身，而是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凭借着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从事科学研究的话，或许他也会有著述传世，而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别人借阅图书的回忆中吧。记忆力好的人确乎是很适合做学问的，别人辛辛苦苦做卡片，写文章时还需要翻翻捡捡的时候，记性好的人却可凭借记忆将文章一气呵成，最后只需对某些拿不准的地方检查补充即可。不过，因好记性而凸显的博学是否就一定能做好学问呢？
这倒未必。读张先生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发散性地想起了前几年读过的王汎森先生的文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其中收录的《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一文中，曾讲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旧书店的老板。他说这位老板很有学问，因为王先生当时要找一本书，但这本书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老板就告诉王先生，说“还有很多本都跟它不相上下”，等到后来王先生对自己关注的那个领域有所了解之后，证明老板所言不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王先生很佩服精熟每一本书的旧书店老板，却并不能在大学里做教授，原因是他的博士论文没有写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把那篇博士论文写成一本“经典”，这自然也就永远写不完了。由于完不成那篇梦幻般的学位论文，老板当然也就没有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
王先生举这个例子后，建议学生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所取舍，因为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感兴趣的好书，“而且一旦看遍所有感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必要形成自己的“知识树”，在树上挂相关的东西，同时还要慢慢舍掉一些挂不上的东西，再随着自己的问题与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
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记和博闻固然是做学问的基础，但也不过是基础而已，只有在“博闻”的前提下做到“精专”，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
张中行先生《图书馆》里“有惊人记忆力”的李姓老人，没有成为学人，却也将自己的这一特长用在了为他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上；王汎森先生所认识的普林斯顿街上旧书店的老板，虽有广博的学问，却囿于追求卓越与经典，终至于连学位都没有拿到。
漫画/陈彬
好记性是如何炼成的？漫说作家的博闻强记
博闻强记，亦作“博闻强志”或“博闻强识”，意思就是腹中诗书见闻多，而且记忆力惊人。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爰古爰今，代不乏才，天公抖擞，多降奇贤。自民国至当下，学者作家，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者，亦不胜枚举，仅举例说一说。
汪曾祺
戏文都装在脑子里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师徒情深，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成“乡情小说”高手，以风俗画的手法表现故乡高邮地区的旖旎景物和风土人情。其新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凝思昨日与今天之间，追忆故乡独特习俗，以清丽散淡的笔墨，呈现诗意之美。其《故里杂记》等，又将笔触转入市井生活的描绘，其间寄寓与文化相关的悠长恬淡的人生和质朴的人性。
不错，汪曾祺的小说避开了当代主流文化，但呈现出了普通劳动者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他们美而恒久的人性价值。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如他自己所说：“我守住了‘京派小说’的遗风流韵。”
汪曾祺也是位博闻强记的作家，他曾到我家四合院做客，见我书房除落地窗外，三面书柜堆满了书，他问，老弟藏书这么多，读透过几部？在我踌躇如何回答之际，他很认真地说：“我家藏书不多，但都认真研读过，不少我可通本背诵。”说着，不紧不慢地背诵起他恩师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那是沈从文第一次回乡时，重温“那个业已消失的童年梦境”、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之下构成的散记。
船上站着的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的人，“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汪先生背诵的《一九三四年一月日》，我读过，也能记住些，但汪先生背诵之精准，令我望尘莫及，惊为天人。
坊间传说，汪先生能将他写的《沙家浜》剧本只字不落地背下来，这件事《十月》副主编张守仁也跟我说过。我曾向汪先生求证，先生淡然一笑说：“自己写的东西，岂有背不下来之理。”接着他轻描淡写地说，他一生很喜欢京剧，且把京剧的儒雅、趣味乃至语言风格带到了小说里。
他与京剧众多名角甚为熟悉。“”前，《芦荡火种》（《沙家浜》前身）的导演迟金生和主演赵燕侠找到他，希望他帮助写几段有分量的唱词。写了几段后，大家都非常满意，后来他成了《沙家浜》主创编剧。一天正要排戏，不料打印的剧本不知所终，大家十分着急，汪先生说没啥，都装在我脑袋里。他给大家把剧本流畅地背诵一遍，排演中有演员唱词忘了，他脱口说出。这让导演、演员见识了老头儿的捷才和超强记忆力。
王蒙
重写小说不在话下
在王蒙自传《半生多难》中，王先生写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情景，其中还有一段写了与我“谈得来”，一起去香山春游等文字。相处日久，我发现年轻的王蒙不仅深谙小说之道，有真才实学，而且博闻强记。
他讲鲁迅散文《雪》，浸透了鲁迅的悲怆与伤痛、孤独与奇绝,说那是鲁迅以雪自况自喻。讲课时引经据典，特别是不断背诵鲁迅相关的文章，让听者莫不豁然贯通领悟。闲聊时，中外名著的片段，都会如泉涌般流淌出来，我说先生记性真好，他会以王蒙式的幽默说：“抱歉，一不小心，它们就溜达出来了。”
青年王蒙
一次，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同住一间大炕。这盘能睡半个排人的大炕，成了类似文学会所的地界儿，大家休息或傍晚时都聚在这儿，听王蒙背诵他尚未出版的《青春万岁》的片段。至今我还记得，他扬起手，朗声背诵：“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把我们带进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
他背诵自己的诗《错误》，用诗阐述黑格尔“杂多与统一”的命题；有同学没读过给那篇他带来苦难、几成齑粉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会一字不落地背出来，大家听得出，小说以清雅委婉的笔墨，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
“”结束，王蒙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继续孜孜于探索人心的秘密，其作品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大放异彩。我有幸在《当代》编发了他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命运史和心态史的“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这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实际上带有自传色彩，与他的《王蒙自传》互成犄角、相映成趣，成为他四十年生活命运的写照。
但神奇的是，王蒙一生从不写日记，所有纷繁丰富的生活素材，都依靠记忆。王蒙说，这些烙印在大脑中的记忆，曾是痛苦战栗的折磨，然而他将之变成一种宽恕、一种温存。他说，记忆是“对生与不生的唯一证明，是对自我和存在的唯一证明，是对苦和甜的唯一回应的抚平”。
王蒙的博闻强记是有了名的，我亲历的不少。“”前，王蒙的《青春万岁》交给我社。一九七九年要出书时，书稿却找不到了，百般无奈，王蒙只好重写，写了几万字，我兴冲冲告诉他，书稿在仓库找到了。拿重写的与三十年前的原稿相对照，几乎完全一样，见证者莫不惊骇。
一次我让王先生写个短篇，先生兴致勃勃用当时时髦的电脑写了，我去拿时，先生焦急地说，小说让电脑吞了。见我着急，安慰我说，我重写，不会影响《当代》排版。第二天我拿着重写的文稿到印刷厂去排版，过了一天，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在电脑丢失的那篇又莫名找到了。我取回，与排出的清样一对，天哪，一字不差！
更有奇者，有一天与先生同去美术馆看画展，我特别喜欢一幅写意画上的长题跋，于是准备抄写，先生拉我就走说：“我只要瞄上一眼，就记住了。”果然，到先生家，他把那题跋顺手写给我。第二天又陪秦兆阳去看画展，顺便核对，竟一个字不差。就博闻强记来看，王蒙不就是当代的王粲么？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品读
文字：汪兆骞（有删改）
监制：张力
编辑：陆琪
流程编辑：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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