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哲学：权衡轻重、知行一事、六经皆器
权衡轻重 清戴震的命题。戴震反对宋儒的“执理无权”论，指出：“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批评宋儒以经为“理”，以“天理”作为评价是非价值的标准，“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同上），不知轻与重的转化。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执理无权”在上的贯彻或体现，由是祸害天下。认为不能执著于理，而否定权变。并对“权”作出解释：“权，所以别轻重也。”（同上）分别轻重的“权”，其义有二：一是指度量轻重的标准。“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同上）二是指轻重的价值评价，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同上）权是根据外在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反应。戴震肯定权的价值和历史作用，其目的是要恢复汉儒主张的反经合道为权。
知行一事 清翁方纲的知行观。认为知与行互为前提，同王守仁“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知行合一说有所不同，指出：“知与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后能行，必能行而后能知，无二理也。”（《读李穆堂原学论》）把知与行的统一解释为知与行的互相促进，认为“知与行合言之”是指“策其行即所以励其知，励其知即所以策其行，故教易施而学易从也”。提倡知行统一说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日常原则的践履而避免空谈，说：“人必明乎知与行为一事，则一身一家之日用，无在非实学也。”
六经皆器 清章学诚用语。对孔子所编六经的意义的一种解释。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原道》）用“道不离器”的唯物观点来说明历史的典章文物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表现，以破除士人对儒学经典的迷信心理。
清代哲学：知觉运动、神明照物、文质互用、反经为权
知觉运动 清戴震用语。指一切生物都具有的对外界作用的反应活动。“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针对朱熹“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的观点，认为人与物、物与物所有的特点和本质，就是它们的性。“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同上）。人和物在既生后，所作所为，都是性所发生的作用。人与物、物与物之区别就在于“分于阴阳五行的成性”之不同，而知觉运动并不是人与物的共同本性。知觉运动由于“成性各殊”而其形态各有不同，“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同上）。进而提出人的知觉较之其他生物有类别的特殊性，即“人之知觉大远于物”：“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同上）人与物的区别在人有“知”。所说的“觉”相当感觉、感性活动，“知”则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但有知，而且能“扩充其知”，即人之理性禀赋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动物的感觉活动是各遂其自然本性，人心之知觉运动则能“明于必然”，“扩充其知至于神明”（同上），从而能把握仁义礼智，达到认识活动的最高境界。
神明照物 清戴震的认识论命题。“神明”指作为思想器官的“心”，“照”即察照、认识。意谓“神明”的理性之光，可以照察万事万物，从而使人获得对事物之理的认识。戴震继承荀子之说，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而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进于神明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精爽”相当感觉，“神明”则相当思维：“‘心之官则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称之。”认为神明反映事物“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失理少”（同上）。他强调指出，人的神明，乃是就人的思维能力本身而言。“神明者，犹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谓也。”（同上）并非在其理性思维器官之外，另有什么藏于其中的东西。认为人的“神明”，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今谓心之精爽，学以扩充之，进于神明，则于事靡不得理。”又说：“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同上）戴震的“神明照物”命题，强调了主体认识能力的作用。
文质互用 清吴德旋的命题。“文”指事物的文采、形式；“质”指事物的质地、内容。孔子最先将文质对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子贡主张文质并重：“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墨子有“先质而后文”（孙诒让《墨子间诂》）之说。《淮南子·本经训》认为：“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扬雄说：“无质先文，失贞也。”（《太玄经》）王充则认为：“夫人有文，质乃成。”（《论衡》）宋程颐说：“质必有文，自然之理”，“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程氏易传》）。朱熹认为：“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四书章句集注》）明清之际王夫之强调“文质不可分”，认为“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尚书引义·毕命》）；提出“因文以达质”、“集文以成质”（同上）、“文质相救而互以相成”（《读通鉴论》卷四）等观点。吴德旋则进一步提出“文质互用”，强调二者统一。指出：“忠信之谓质而简略非质，礼乐之谓文而度靡非文。文与质必相为用，然后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一书》）文与质二者，既不能偏重，也不能偏废。没有礼乐之文，必然损害忠信之质。坚持质不变而文随时而变的观点，认为“盖质者百世不可变”，“文则因其时，以斟酌损益之”（《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二书》）。提出“质先而文后”，强调内容或实质决定形式。指出：“质之不存，文将焉附也？质先而文后，此自古圣人不易之定说。”（同上）
反经为权 清焦循的哲学命题。“经”与“权”是标志常规性（常理）与变动性（权变）的一对哲学范畴。焦循作《说权》，将“权”从理欲角度上升为原理。认为：“法不能无弊，有权则法无弊。权也者，变而通之之谓也。”（《说权》一）不同意“反经不能合道”论，指出：“说者疑于经不可反。夫经者，法也。法久不变则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变则不善，故反而后有善；不变则道不顺，故反而后至于大顺。”（《说权》三）变是新陈代谢，变的形式是正反相互转化，如反寒为暑，反暑为寒，一寒一暑，是日月的顺行；若恒寒恒暑，便是不常的征兆。“故变而不失常，权而后经正。”（同上）所谓“权而后经正”，就是“礼减而不进则消，乐盈而不反则放，礼有极而乐有反，此反经所以为权”（同上）。“权反经以合道，此一阴一阳之所以神。权在阴阳迭用之中。”（《说权》八）这样，“权”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成为必然规律。所以“春秋寒暑，迭相为经，权在其中矣”（《说权》五）。只有反经而权，才不会不善而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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