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取长补短
“取长补短”这一成语,意为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也泛指在同类事物中吸取这个的长处来弥补那个的短处。
典故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的孟子在宋国睢阳说的一段话。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被人称为“亚圣”。春秋后期开始礼崩乐坏,二百多年中,为争权夺利,诸侯父子兄弟相互残杀,弑君有109次之多。诸侯之间为了争霸,混战不止,生灵涂炭。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二》),想用他的“仁政”学说游说诸侯,达到天下大治,于是便学孔子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到齐、晋、宋、薛、鲁、滕、魏等国游说。
公元前323年,67岁的孟子听说宋国要实行仁政,便谢绝齐国的挽留,带着弟子们到宋国来了。当时孟子对帮助宋国以“仁政”而“王天下”充满信心。他的弟子万章问他:“宋国是个小国,而今将要实行仁政,齐、楚两个大国很厌恶它,如果因此用武力对宋国进行征伐怎么办呢?”孟子以商汤王和周武王成就大业为例,认为称霸诸侯不一定必须大国,小国也可以。他说:“依靠实力又假借仁义的名声称霸诸侯,这必须大国才能够办到;而以德来实行仁政从而使人顺从,称霸天下就不必要大国,小国也能办到。商汤仅依靠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仅依靠方圆百里的土地,因为实行仁政,深得民心,使诸侯归顺。依靠实力迫使人家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不过是因为实力比不上罢了。依靠仁德来使人服从,人家就会真心实意地顺从了,好比是七十多位弟子归顺服从孔子那样。”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jiàn)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这段话说的是:滕国的滕文公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到楚国去,当时孟子正在宋国的都城睢阳。滕国世子路过宋国的时候,就去会见孟子,向孟子请教之道。孟子就给他讲人性天生善良的道理,句句都提到古时候的圣君尧帝和舜帝,向他说:“从古至今,不管是圣贤还是百姓,本性都是善的,圣贤能够做到的,普通人通过努力也可以做到。像尧舜那样治理国家,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之后,滕国太子就离开睢阳,到楚国去了。从楚国返回的时候,滕国太子又到睢阳来见孟子。孟子觉得他去楚国时向他说的话他可能不相信,便向他说:“太子难道怀疑我的话吗?道理就这么一个罢了。过去,成覸(亦称“成庆”。春秋时齐国的勇士)对齐景公说:‘他是条汉子,我也是条汉子,我怕他什么呢?’颜渊(孔子的弟子)说:‘舜是什么?人呀。我是什么?也是人呀。有作为的人也能像他这样。’公明仪(复姓公明,名仪,鲁国贤人,曾子的学生)说:‘文王是我的榜样,周公如此说,不会是来欺骗我们的吧?’现在你滕国的土地,长短折算下来,也差不多有方圆五十里了,仍然可以治理成一个好国家。《尚书》上说:‘如果药力不能使病人头晕目眩,那病是治不好的。’”
孟子向滕国太子说的意思是,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必须像尧舜那样施行仁政;尧舜能够办到的,其他做国君的人只要努力,也能做到。当时诸侯国的国君大都不愿选仁政,孟子觉得要让滕国实行仁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教导滕国太子实行仁政要下决心,就像治病一样,害怕药力会让自己有一个头晕目眩的过程而不吃药是不行的。勉励他发挥地区优势,以仁政来治理天下。孟子话中的“截长补短”后来演变为成语“取长补短”。
这一成语被人们广泛运用。例句:“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毛《整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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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谱|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大连市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关家村关向应故居旁边,有一棵百年国槐,这是关向应少年时和父亲一起种植的,现在每年来此瞻仰的人络绎不绝。正如这棵百年国槐一样,关向应献身、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字和亭,满族人,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家屯一户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上海,进入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后改名关向应,志在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
青年关向应生活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痛切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的腐败,民族的屈辱,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创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于屠(涂)炭,家庭,拼死力与国际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1924年底,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其叔父的信中,关向应抒发了自己报效祖国、献身的宏伟抱负。1925年1月,他加入中国。
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调回国,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工作,为恢复当地的党团组织作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1月到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红三军委员。1934年,在枫香溪会议上,关向应严肃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机关,停止肃反,建立黔东根据地等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出来,也让贺龙真正认识了这位派来的政委,贺关二人相互了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党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120师委员。他与贺龙等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1937年10月,120师在关向应与贺龙的指挥下,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汽车队,粉碎了日军两条交通补给线,对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紧张繁重的工作,关向应积劳成疾,但他始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艰苦的环境中拼力工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不息。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因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4岁。毛写下“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不死”的挽词。
“关向应青年时代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代表了炎黄子孙不甘屈辱、争取自由解放的高尚品质。他走上道路后,孜孜不倦地追求马列主义,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严于律己的品格与善于团结他人的风范,始终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关向应纪念馆宣教科负责人谷金丽说。(记者 白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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