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脸谱
文丨梁实秋
01
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的活人的脸。
旧戏脸谱和麻衣相法的脸谱，那乃是一些聪明人从无数活人脸中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公式，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可以不管。
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那意思承认人面不同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不能不叹服人类创造者的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窍，但是部位配合，变化无穷，比七巧板复杂多了。
对于什么事都讲究“统一”“标准化”的人，看见人的脸如此复杂离奇，恐怕也无法训练改造，只好由它自然发展罢？
假使每一个人的脸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一律的浓眉大眼，一律的虎额龙隼，在排起队来检阅的时候固然甚为壮观整齐，但不便之处必定太多，那是不可想像的。
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大致分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
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沉。
02
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筋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个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我永不能忘记那永不长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
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
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
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有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
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做石膏像来看待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还想再看？
03
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
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Dr. Jckyl land Mr．Hyde）那不是寓言。
误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司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
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弯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
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04
不要以为脸和身体其他部份一样的受母，自己负不得责。
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
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
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丧脸，作讣闻之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
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
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愉快的。
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得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
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
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那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
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泄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冥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王安石《登飞来峰》境界高远，苏轼“偷师”之后，写出了千古名篇
王安石与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王安石比苏东坡年长十六岁，因为苏轼的父亲荀洵的关系，二人在政坛上处于敌对状态。
然而在“乌台诗案”之时，王安石却不忍“盛士杀才士”，不计前嫌地营救苏轼。事后苏、王二人金陵见相会，一笑泯恩仇。自此，他们化敌为友，相携同游，一起谈诗论文。
正在此时，苏轼看了王安石青年时代写下的一首诗，受到启发，写下了千古名篇《题西林壁》。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大才子苏轼是怎样向王安石“偷师”的。
《登飞来峰》——北宋·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作意译：飞来山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听说只要登上塔顶，一听到鸡叫，就能看见旭日。在哪里不怕浮云遮挡视线，因为你已经站到了最高的一层。
宋代一寻是八尺，“千寻”是夸张的说法。杭州灵隐寺的前面有一座飞来峰，峰上有一座始建于隋代的神尼舍尼塔。
公元1050年，30岁的王安石从杭州知县任上返回江西老家，途中经过这座山，写下了这首诗。诗中第二句说“鸡鸣见日升”，公鸡打鸣后，太阳出来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并非每一次日出都能被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太阳会被浮云遮住。不过杭州当地的人告诉王安石，只要登上了飞来山上这座高塔，就可以冲破云层的遮挡，看到绚烂的朝阳。
诗的最后一句是对上述现象的解释：为什么登上塔顶就能看到朝阳呢？因为你已经站到了最高的地方。浮云都被你踩到了脚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你见到朝阳。
王安石写这一首诗的时候正当而立之年，满怀壮志雄心，随时准备在上大展拳脚。他在地方上当官，政绩非常漂亮。朝中的欧阳修等人，多次举荐他去当京城都被他拒绝了。
可是，从《登飞来峰》这首诗的内容来看，他其实一早就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就必须站到“最高之处”去。这说明他一早就下定了决心，不当官则已，要当就要当最大的官。
于是，他几次三番以家有老母为由，拒绝朝廷的征召。直到十六年后才进宫当了翰林学士，因此就难怪有人怀疑他“虚伪”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成见，他第一次见王安石就说他“囚首垢面”。后来又写《辩奸论》，骂王安石“不近人情”，这样的人是不会体恤天下老百姓的，国家将来一定会被他搞得大乱。苏、王两家因此产生了矛盾。
《题西林壁》——北宋·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这一首诗，以前我曾经解析过，况且又是语文课本上的内容，就不重复啰嗦了。下面只谈一下王、苏二人诗作的异同。
苏轼这首诗非常有名，表面上看，它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很相似。因为这两首诗都是写登高望远，诗人都遇到了一个障碍，然后他们各自找到了最终的解决办法。
由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两首诗最终的区别很大。王安石的诗是借景抒情，而苏东坡的诗却是借景说理。王安石《登飞来峰》要看的是朝阳，苏轼登庐山，要看的却是山的本身。
在诗的开始，王安石向大家介绍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然后告诉大家，只要能够攀到它的最高一层，就能清晰地看到日出。
苏轼的诗，却不是在写庐山的高度。他说：庐山有七座并连的高峰。横着看，它们是连绵不断的山岭；侧着看，它们就组合成了一座山峰。
王安石告诉读者，想看到日出的全过程，只要登上飞来山的这座高塔，就不怕“浮云”挡住了我们的眼睛。苏轼告诉读者：想要看清楚庐山真面目，就要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去观察它。
王安石诗中的“障碍物”是具体的，它是高天上的“浮云”。而苏轼诗中的“障碍物”是抽象的，它是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
王安石在诗中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非常刚猛的——只要我站到它的头顶上。苏轼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圆融——只要我站在它之外。
王安石创作《登飞来峰》的时候只有30岁，而苏轼创作《题西林壁》的时候已47岁。不管是论年龄，还是讲性格，王安石都和苏东坡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从王安石后来推行“新政”的一系列手段得出结论：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思想和中年时代的言行，是一以贯之的。他就是这么“刚”。我无所畏惧，妨碍我的都是些“浮云”。只要我能站到你的头顶上，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而苏轼不一样，他较早地就接触到老庄之说，后来又修禅，没有王安石那种“火气”。他从哲学的角度，跳出了生活中的困境，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苏东坡创作《题西林壁》的时间，正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他被贬黄州之后。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主动跑到金陵与王安石见了面。
苏轼早年因父亲的关系和王安石结怨，后来又因为政见不同，一直反对王安石。而王安石在与苏洵闹翻前，就作文章夸苏轼年轻、博学多才。后来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不计前嫌上书替他说情。
苏轼出狱后，意识到过往对王安石的态度有失客观。他们之间的恩怨，主要是见解不同，而非私人恩怨。所以苏轼对自己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检讨。两人相逢一笑，遂化敌为友。
他们一起游览山川，论文赋诗。大概在那个时候，或者是更早的时候，苏轼到了王安石的那首《登飞来峰》。于是他凭借自己四十七年的人生经验与惊世才华，写出了青出于蓝的《题西林壁》。
最后，王安石还想约苏轼与自己一道“卜居秦淮”，不过苏轼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在上，始终不能完全赞同王安石。
后来王安石去世，元祐党人打压“新党”。苏轼站出来反对把王安石新政的成果一竿子打死，结果又得罪了元祐党人。于是他在六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被贬谪到了海南，三年后病逝于归途之中。
郑洞国和杜聿明没有战死，却被包装成"英雄"，贻笑大方
01、 "为国捐躯"的郑洞国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困守长春的黄埔一期生、东北"剿总"副总兼第一兵团官郑洞国，被东北野战军长久围困后突围失败，双方随即开始谈判。
郑洞国兵团部谈判代表是少将参谋处长郭修甲。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
三、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
郑洞国虽然亲笔给蒋介石写过一封诀别书，随即又发电报说"来生再见"，但其实并未抱定必死之心，部下们劝说后很快率部投诚，"十万大军齐卸甲"。
千里之外的蒋介石见到郑洞国的遗书和诀别电报，断定他已经"杀身成仁"，感伤之下也不免欣慰，马上指令社于10月23日渲染报道：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号召党政军高级将领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生龙活虎"的郑洞国很快扇了蒋介石"一记耳光"。正在国军"祭奠"他的时候，他已经和第一兵团的高级同僚们一道抵达哈尔滨，受到了的热烈欢迎。
得知实情后，郑洞国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遗书被蒋介石丢进桶了，多年后无人再津津乐道地提及。
02、 被"终至于死节"的杜聿明
1949年1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将被包围的杜聿明20万黄埔系军一举全歼，化装逃跑的杜聿明被活捉，淮海战役结束。
成为阶下囚后，杜聿明虽然未写过诀别书，却也的确动过"成仁"，报答蒋介石的念头。他从地上捡过一块石头往头上砸了一下，仅仅血流满面后便再也不曾自杀过。
这时的蒋介石因精锐嫡系集团被杜聿明丢失殆尽，"总统"宝座岌岌可危而焦头烂额，很快黯然宣布下野，也就无暇顾及树杜聿明为典型，号召党政军高级将领学习他"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了。但他的幕僚邓文仪却一直鼎力宣传杜聿明被活捉后始终衷于"党国"和蒋校长，说他最终是被折磨而"死节"。多年后的1983年，邓文仪依然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说："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
03、被"举枪自尽"的邱清泉
战场上活下来的郑洞国和杜聿明们最终让国军的宣传穿了帮，贻笑大方。相较而言，被击毙的将领们便容易包装多了。淮海战役中被击毙的原第五军军长、时任第二兵团官的邱清泉便如此。
邱清泉死之前，与杜聿明一道被粟裕包围在陈官庄。当奉命发起总攻的华东野战军官兵们排山倒海地杀过来时，他的精神已彻底失常，成为了真正的"邱疯子"，四处乱跑，最后被华野官兵的乱枪打死。
主攻之一的华野一纵部《前锋报》摄影记者徐光，与一纵二师部保卫科的保卫干事和战士一道带着被俘的邱清泉副官、贴身卫士，沿着邱清泉的突围方向寻找，最终在张庙堂附近挖到了邱清泉的尸体。
解开邱清泉因化装而穿上的士兵服后，众人看到了他的胸部连中七弹。他们当时分析判断是一长串将其击毙，头部则完好无损。徐光随即拍下了邱清泉尸体的照片，留下了历史的铁证。
后来，邱清泉的警卫团长郑信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邱清泉）一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到处都是，他的一个外甥跟着他的，他就交待，他说第一你回去向老头子，向他汇报我没有投降，我自杀了，完成不了任务"，"那些卫士怕他会自杀，把他的枪就拔掉了"，"配枪被卫士拔掉，但邱清泉从大衣中掏出了另一把向自己的腹部开了三枪，痛苦倒地。"
其实，他如此渲染无非是个人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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