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知识？
官修丛书目录。亦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总目》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总裁，实际上 由总纂官纪昀总其成。纪昀(1724— 1804)，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 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文达公遗集》传世。《总目》是为配合《四库全书》而编纂的。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清用了十年左右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从各省采进的书籍均经专设的《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校订，并撰写提要附于各书之前。各篇提要再经总纂官综合平衡，修改补充，分类编排，合为《总目》。《总目》初稿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其内容后又随《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而几经增改，直至乾隆五十四年 (1789)才最终写定，付武英殿刊行。 《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录清乾隆以前的历代书籍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收入《四库全书》之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另附《存目》著录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寻常著述”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这些书籍都按清的标准经过严格而反复的甄审，凡认为有违碍内容的一概摒弃剔除在外。《总目》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下分四十四类，类下应细分者则分属。凡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抄、载记、时令、地理(总 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 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 (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 (经籍、金石)、史评。子部十四类：儒家、兵 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 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 词韵、南北曲)。各部首有总叙，叙各部学术源流变迁。每类前有小序，记类别沿革，学派推移。各属之末附列案语，说明立类原由及标准。每类先列《四库全书》收入书，次为《存目》书。每书在书名、卷数所据版本，记明系某官采进本，或内府藏本、《永乐大典》本、某刊本、通行本 等。然后是此书提要。
《总目》的提要内容特点之一是“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先列作者之爵里”，“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于“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评为订辨”。对久已定论的书籍，“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对有些古籍的考订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缺失。特点之二是对书籍的评价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突出宣传封建正统思想的观点，掊击屏斥“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对“人品学才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空前的超大型综合性解题目录。虽然因原因，一批有价值的书籍被摒弃在外，但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 (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三百八十五种已佚古籍，从篇帙上讲是独一无二的目录学巨著。而且它有充实的内容提要，系统的分类编排的总序小序，完备，对我国世纪以前学术是一次经典性的总结，对后人阅读图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不少学者就是以《总目》为“读书门径”走上治学道路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目录的方法和形式，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影响。首先，《总目》在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各 种书目的分类优点，并根据图书和学术发 展的现实需要，制订出一系列类目及立类的原则，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分类体系。在《总目》刊布之前，各种目录，尤其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分类和编排是极其紊乱的，《总目》刊布后，很快的就都按照它的分类体系去做了，以后虽有修改补充，但无重大突破。直到今天，仍是古书编目分类的基本法则。第二，《总目》总结了刘向以来，特别是宋代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方式方法，也汲取了清代读书题跋记的方法和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反映图书版本、文字和内容，并结合当时需要，宣传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对清后期目 录提要的编纂，特别是藏书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总目》的博大及其在收书、著录、考订等方面存在着种种缺点和谬误，引起了目录学家的研究兴趣，产生了一系列为《总目》纠缪补阙的目录著作，如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从而开辟了目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总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意义，“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它的典型作用，推动了各种目录的迅速发展，不但使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目录事业为之一振，就是对近代目录学发展也有着 极其深远的影响。
乾隆五年(1793)武英殿首次刊印，简称殿本。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在地方官(谢启昆、阮元)和士绅(沈青、鲍士恭)的合作下，据文澜阁藏殿本翻刻，校正了殿本不少错误，简称浙本。后来的一切版本都是从这两种刻本翻印的。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以浙本为底本复刻，个别字句据殿本校改，简称粤本。1964年中华书局用浙本作底本，参用殿本和粤本相校，作校记附后，由王伯祥先生断句，排印出版。后附《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以及书名、著者姓名索引。
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近年来，学界逐渐加强对四库学的研究，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的讨论就是其中的热点话题。学界大多采用“以西律中”的研究方式，试图寻求《四库全书总目》是否蕴含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具有一定长度、故事性、虚构的小说观，批判其“恪守简要实录的班氏门径，拒斥幻设铺陈”。也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阐发了小说创作的动机，揭橥影响小说创作的各种因素，论述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在理论方面，对何为小说、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功能及小说的文辞特点等都给予了论述”。这两种思路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态势。
教化是核心内涵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将小说分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以诸子、方士来梳理小说源头，此举是承继《汉书·艺文志》的观点，认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等属于“古制”而不能“以冗杂废”。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及关于“小说家”序说的立足点是“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教意图，即是说《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以从政干禄为目的。
《四库全书总目》以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作为编纂的指导思想。“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云云，知其挑选小说作品亦是以教化意图为主导。从所言“失真”“妖妄荧听”及“徒乱耳目”等语可知，人心教化作用是其判断小说作品“真”“信”等成分的主要标准，“真”“信”归根到底在于是否表达人心之“诚”。故而，小说作品中语涉神怪、虚妄成分等现象多遭四库馆臣的批评，深言神怪、虚妄的作品多被剔除。这从被当作“小说之最古者”的《山海经》不免被批为“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即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从维护清代统治出发，执行小说接受主体（即读者而非创作主体）的官方意图，将小说当作一种政教之术，进行学术价值评判。其强调小说的书写内容主要包含叙述杂事、记录异闻与缀辑琐语三类，认为小说发挥的政教作用当是朝政军国之外的“里巷闲谈”与“词章细故”之流的导向作用。之所以进行“小说家类”与“小说家类存目”的区分，主要是对不同作品政教作用的异样判断。从这个角度讲，学界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观念“过于强调小说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其审美价值”，显然忽视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想与目的意图的显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念的核心内涵是教化，“小说家类”小序不仅清晰回答了“小说是什么”的本质论，而且界定了“小说做什么”的功用论。正是因为其将小说作为一种学术存在，故对小说的文体判断意味并非清晰显示。
维护自身统治利益
《四库全书总目》展开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之前，对所收文献进行知识、意义、类别及谱系等方面的预判，以此强调部类内涵与所收具体文献皆能切合彼时政教需求的意义指归与文献排列秩序，形成一套既可进行图书整理的技术体系又隐含文教所需的知识信念等严谨的分类体系。乾隆指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系为“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权力的干预，解构并重构传统经典，使其所重构的经典作品得以成为思想标杆，最终实现文化一统，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四库全书总目》对文献价值的内涵与形式，均需作出规范化的表述，以排斥“异端之思”。例如，在子部“总序”中，先是本于“治世者所有事”的不同作用区分了儒、兵、法等六家。而后，从“游艺亦学问之余事”的角度，区分了术数、艺术等四家。这是一种通过文献价值的区分实现梳理学术派别与脉络衍变的典型，是传统书目“先道后器”分类原则的体现。而子部“总序”认为“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强调“小说家类”文献的价值指向应与“广见闻”有关。这就通过具有明确的话语导向，达到了规范文献价值的意图。
与其他类别相比，“小说家类”的主要历史功用与内容书写范围，主要是摒弃国政大事之外的“闾巷小知”。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细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及“缀辑琐语”三大流派，其排序带有不可逆的特性。而“闾巷小知”依据书写内容的差异，又可分为“杂事”“异闻”及“琐语”三大内容，其主导性功用分别是“寓劝戒”“广见闻”及“资考证”，彼此呈现出对应关系。这种对小说功用的圈定主要是一种概述式论述，是为了构建某类学术源流与思想内核。
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从根本上改变了视小说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更新、小说价值观的一种进步”。这显然未看到《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家类”进行的文献价值区分。“小说家类”小序的流派叙述模式带有鲜明、强烈的价值区分色彩。四库馆臣试图以此类带有价值区分的流派叙述方式，满足“时君世主”的教化意图与现实需求，最终以目的意图先行的方式，限定“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展开方式与品评重点，规范相关小说作品的文献价值与意义导向。
旨在实施思想钳制
乾隆多次颁布政令向“天下”征书，通过调取、个人进呈、地方采进等形式收拢民间藏书，并对《永乐大典》的残存文献进行辑佚整理；通过删改、抽毁、部类排序、撰写提要，进行思想或价值引导；设置文渊阁、文源阁等“七阁”供读书人抄读等手段，对采进文献的知识信息进行管控。这些书目控制措施改变了当时文献的庋藏格局，限定相关文献的流通数量与流传范围，促使《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价值有序而全面地向社会开放，以利于“垂范方来”。
对“小说家类”的编纂实践是《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书目控制的重要一环。《四库全书总目》通过对江南地区私人藏书家的征用、从《永乐大典》处辑录、购置“通行本”等方式，对编入“小说家类”的具体作品进行文献信息源管控。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作为“小说家类”作品应具备的主要功用，以“诬谩失真、妖妄荧听”与“猥鄙荒诞、徒乱耳目”作为“小说家类”作品普遍存在却须加以批判的典型内容。此举是以圈定关键词的方式展开提要撰写，对“小说家类”作品的基本价值、知识结构进行定位与钳制。这成为此后目录学家开展小说学术批评的主要依据，“稽古右文”的目的与“嘉惠后学”的教化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展开小说批评时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刻意以史学真实性标准”要求包括章回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体现出一种“歧视和排斥”的态度。然而，围绕“宣明大道”的道统建构与“稽古右文”的政统实需，《四库全书总目》对包括“小说家类”在内的各部类的学术批评，往往从文献的生产、流通、利用到管理进行管控与限制，保证文献的信息交流与利用环节在某一特定环境或意图下顺利开展。这种官学体系的约束，促使时人对具体文献的类别、内容及价值做出合理判断，最终实现对文献的有效管控与利用。从这个角度讲，《四库全书总目》从清代官学体系出发，基于书目控制的意图强调“通俗文学作品”在“史学真实性”之后的现实教化意义，显然更注重相关作品的流传影响。可见，对此类问题的价值批判，应从清代特殊的文治背景予以客观展开。
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的表达是一种确定性表述或概述性表述，而非限定性表述，容易导致后世学者偏离《四库全书总目》的言说语境而对其所言“小说之体”展开过度诠释。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思路、指导思想及实际意图的还原，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批评的现实语境、惯用话语与知识导向，才能全面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避免“以西律中”式的误读或“以今度古”式的鄙薄。
（作者单位：《现代快报》；扬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柳清文 温庆新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线阅读】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