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刻, 如何看待毛自创的“四面受敌法”?
【导读】历史观与历史方法深刻影响历史认识的发展。作为洞察中国历史并对历史发展具有独到见解的家，毛的历史兴趣与历史研究方法，素来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本文作者认为，毛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贡献在于：其一是注重历史连续性，强调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不能割裂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其二是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其三是注重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四是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
作者认为，毛不仅阐明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还强调要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归根到底，治史的目的，在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思路和启示。
本文原载《晋阳学刊》2015年第5期，原标题为“毛与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毛与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毛虽非严格意义的职业历史学家，但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外历史，对历史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些影响颇大的历史研究方法。除了人们熟知的阶级分析法之外，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在其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毛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思想虽然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对其历史主义研究法仍然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掌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毛有关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阐述，深入发掘其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精髓所在。毛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历史连续性，强调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二是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三是注重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四是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
▍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强调“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发展过程，每个历史的发生均与以往的历史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故其基本要求是承认历史的连续性，重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毛在五四时期接触过历史主义，时期因阅读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后对历史主义原则有着更深刻的体悟。强调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强调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强调继承本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构成了毛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
毛对历史主义的历史持续性观念的关注，在六届六中所作的《中国在民族中的地位》中有着经典表述：“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不仅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反对割裂历史，而且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鲜明地表达了运用历史主义原则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
在毛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故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上，毛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必须继承历史的遗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严厉批评了党内外存在的各种反历史主义倾向：“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他要求用历史主义态度对待中外历史：“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史，还要懂得中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历史事物均与他事物相互制约，各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在相互制约之中，没有绝对孤立的历史事物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毛不仅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而且阐明了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将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强调“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包含着既分别古今又联通古今的双重涵义，对历史的“古”既有继承又有舍弃，既有保留又有创新，从而显现出既有某些类似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毛所强调“不割断历史”，就是在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历史的普遍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
毛既善于顺着历史发展的次序由古及今地观察历史，也善于在联通古今的观念中以今解古，触类旁通。这是毛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对历史主义原则的大胆发挥。故他赞赏“倒行”历史研究法的快捷有效：“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这是毛对历史连续性观念的另一种表述。他站在“今”的高度回望人类发展的历史,以凌厉千古、包揽百代的磅礴气势，从宏观上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生动展示了历史辩证法的独特魅力。
毛强调的历史连续性原则，在处理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得到了集中展现。近代以来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偏颇：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二是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毛在承认历史连续性基础上提出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原则。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文化即多少带有性和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并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
正是由于对历史主义连续性观念的注重，毛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针对党内有些人对外国历史知识了解甚少的状况，他告诫其要懂得希腊、中国史和外国史，要从世界历史坐标中找到中国的特定方位,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认清中国的状况。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上阐明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
▍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事物与思想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处所及具体的社会环境，故其要求必须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将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予以考察。
毛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承认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个别性”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认为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他多次引用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告诫人们对历史问题应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他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对具体分析的普遍意义作了深刻揭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所谓具体分析，是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即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进而把握个性与共性的联系。毛认为，只有在通过具体分析事物个性基础上，才能概括出事物的共性，进而认识事物个性，实现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深化。对于历史事物来说，“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而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又有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故必须从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把握历史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他举例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历史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必须依据它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后才能判定。毛倡导的具体分析法应用于历史认识方面，与列宁提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原则是一致的。
毛不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而且将该原则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他通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如他分析从辛亥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过程，根据力量的变化，区别为旧主义和新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揭示出新主义阶段的特征：“由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地改变了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的大发动，反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由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时期不可能出现的。”再如，初期，毛将国共两党关系状况划分为第一次统战时期、1927年以后、西安后三个阶段，其划分依据就是对不同时期国共双方各自的特点的分析及对造成各自特点原因的揭示。像这类通过具体分析精辟地阐述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毛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及得出的结论，体现了历史主义“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原则。
毛在《如何研究》讲话中具体分析了五四运动的特定时间下具体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他还提出研究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方面，如五四时期的情况：“在说到辛亥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是什么，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段祺瑞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只有具体分析了五四运动发生、发展、高潮的具体历史条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才能客观全面，才能深刻认识这场运动的本质。
毛同样注意运用具体分析法来评判历史人物。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不仅肯定孙中山是“伟大的先行者”，称赞“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研究态度，同样适用于对一切历史问题的评价。
正因毛善于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分析，故其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德才文武的评论别具慧眼，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对于历来被称为“旷世奸雄”的曹操，毛站在历史高度重新评价，认为曹操是家、军事家、大诗人，统一北方，打击豪强，推行屯田，改革弊政，开荒生产，提倡节约，其功绩值得充分肯定。对于历来被说视为暴虐无道的商纣王，毛经认真分析后，认为商纣王不是千古罪人，而是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的人物。这种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毛有关历史的注解中俯拾皆是，充分展示了历史主义具体分析法的魅力。
▍注重史学研究的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
与实证主义史学不同，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研究的主体选择与历史解释作用，认为“致用”是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治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通过借鉴历史，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思路或启示，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是毛对历史主义研究法的继承和发展。
毛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古为今用”思想。1956年8月24日，毛在与音乐工作者座谈时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他看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寻求指导和建设实践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只有总结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内在的本质与规律性，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古为今用”，是毛对历史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本土化努力的成果。
毛不仅从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而且在实践上提出历史学习和研究应贴近现实，将历史知识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工具，力求从历史中受到启迪，并寻求指导当时实践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评价便是这种思路的集中反映。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连载后，毛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他随后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是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毛以历代农民失败的教训来阐述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司马迁创作《史记》鼓励在逆境中奋斗的青年；以李固与黄琼的事例提倡党内正直敢言的作风；以明宣宗时官场作风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以触詟劝说赵太后的例子要求干部严格教育子女；以五代晋辽军事格局联系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提醒党内注意防止和平演变等，都在强调一个道理：总结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正因如此，毛反复强调研究历史对中国与建设的意义，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
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既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辩证唯物论的核心观点。它要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毛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基本法则来研究历史，既承认历史事项的相对独立性，又强调此事项与他事项之间的联系；既看到构成事项的各种要素，又注意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方式，着重从历史事项联系的系统性方面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
毛倡导从各个方面到整体综合的历史研究法。他以中国近代史为例来说明，认为“应先作经济史、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他将这种研究法称为“四面受敌”法，并与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相类比而予以肯定：“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的结论。”如毛分析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矛盾构成时，列举了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的、大众和封建制度的、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诸多种矛盾，说明这些矛盾不仅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个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不仅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要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能了解其总体特征。
1942年3月30日，为了指导高级干部研究，毛在学习组上发表了《如何研究》，提出用“古今中外法”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法的通俗表达，不仅适用于研究，同样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历史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
他指出：“如何研究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所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解释道：“辛亥以来，五四运动、大、、，这是‘古今’。中国的、，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的前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
从毛的阐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中外法”既要把历史看成前后联系的发展过程，又要把历史视为左右上下相关关联的整体，要在前后左右上下关联中审视历史。所谓“古今法”，是以纵向的历史事物的相互联系的观点考虑历史事物的方法。他强调“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显然以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为依据，发展了历史主义关于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所谓“中外法”，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关于矛盾对立统一观点观察历史的范例。“中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国和外国，第二层是己方和彼方，就是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本身称为“中”，把与其有联系的事物称为“外”。毛所说的“中”还含有“中心”之意。他说：“研究，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
毛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历史领域而形成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持续性和个别性观念相结合的，是对历史主义的重大创新，堪称中国化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
来源：《晋阳学刊》2015年第5期，原标题为“毛与历史主义研究方法”
作者：左玉河
编辑：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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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故意放美军进黑海，俄罗斯四面受敌情况危急
说起黑海，在印象中这里一直都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势力范围，可是随着美国军舰不断进入，如同羊群里突然闯入了恶狼，俄罗斯面临的局势非常凶险。
据环球网消息，两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即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这已经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军舰第三次进入黑海海域为乌克兰撑腰。此次美军出动的两艘军舰分别为“唐纳德·库克”号和“罗斯福”号，分别是属于伯克级的II型和IIA型号，共同点是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反潜直升机的机库，使得它们的反潜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目前部署有6艘性能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因此，美国海军派出这样两艘驱逐舰，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除了展示支援乌克兰的姿态之外，如果一旦双方擦枪走火，在兵力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美军舰凭借强大反潜实力，也足以边打边撤，回到相对安全的地中海海域，获得美国海军第二舰队的掩护。
虽然在这次行动中，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才是主角，但我们发现隐藏在美国身后的一个身影：土耳其。据环球网获得的消息显示，按照国际协议，任何进入黑海的军事舰艇都要提前通报，那么为何美国军舰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来去自如呢？答案就是美军获得了土耳其的暗中协助。
土耳其4月9日透露，早在15天之前就收到通知，两艘美国军舰即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从地中海进入黑海，而且美军舰要在黑海内一直待到5月上旬。
从这个举动就能看出来，在这件事上，土耳其完全站在了美国一边。既然15天之前就提交了通知，为何直到美军舰采取行动前才公之于众，明显就是要让俄罗斯感到措手不及，掩护美军的。土耳其这样做明显是在给俄罗斯上眼药。
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报复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的，以及借助美国之手，教训俄罗斯，牵制普京的注意力。首先，土耳其从叙利亚的东部油田获得了巨大利益，目前已经欲罢不能，就算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土耳其也顾不上了。唯一让土方感到难受的就是强势的俄罗斯。俄军出动无人机和空天军战机，袭击了土耳其的运油车队，使得土方从叙利亚石油的计划不得不暂停。
另外，对于俄罗斯夺走克里米亚的举动，土耳其一直耿耿于怀，两家百年世仇，曾为了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爆发过惨烈的，最终还是俄罗斯依靠硬实力，用俄军士兵的献血生命为代价拿下了这块宝地。就算普京曾帮助埃尔多安平息了国内，稳住了局势，但一码归一码，克里米亚这道坎是轻易过不去的。
所以现在美国想帮助乌克兰夺回东乌的领土，甚至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土耳其表面上没有态度，实际上是暗自拍手称快的。只要克里米亚不归俄罗斯，土耳其人就会感到很高兴。
所以当美军舰要求进入黑海的时候，土耳其不但立刻同意，甚至还帮忙隐瞒行动计划，颇有一种趁乱打俄罗斯黑枪的感觉。也难怪网友们用顺口溜编排这个国家，称他们是：狗中哈士奇，国中土耳其。
当前，俄罗斯面临来自四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北部有北欧国家，西部有波罗的海三国和一众叛变的东欧国家，南部有美军第二舰队和土耳其，东部则是美国，加拿大从北极和白令海峡的压力。唯一可供俄罗斯依靠的只有中国。因此，虽然乌克兰东部地区只有区区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可是一旦爆开就相当于中心开花，四面压力一起压上去的话，俄罗斯还真不一定能扛得住。因此普京只能摆出一副大决战的架势，将俄西部和南部最精锐的几个集团军群都压上去，才有可能镇住美国和北约动武的野心。
1964年中国对外关系降至冰点，四面受敌之下，毛做出重大决策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运动始于1964年，在当时国际大环境对我国发展建设不利时，三线建设这一战略方案被毛所提出。三线建设，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三线进行建设运动，正如同我们今天将中国城市按照发展水平的高低分成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样。在当时，党在毛的指示下，也将中国广大地区分为了一、二、三线，其中“一线”就是指沿海地区以及我国的东北、内蒙、新疆、西藏等边疆区域，可以看做是中国最外围的一环，“二线”就是不沿海，但也与一线地区有着接壤，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的地区，“三线”就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包含了云贵川、陕甘宁、湖广、晋冀等省份，在当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
而当时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将一线、二线地区的工业基础设施和人才向广大的中西部三线地区进行转移。因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东北、上海地区有着中国当时90%以上的工业，由于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好，经济发展状况相对于其他地区也更好，所以有着良好的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底子，在“一五计划”中，苏联对我国大部分都援建也都分布在了一线的发达地区。那么为什么毛最终会决定要把这些设施和人才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三线地区进行转移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大背景。在提出三线建设的1964年，正值新中国在国际上最孤立无援的时期。建国后，我国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彻底倒向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新中国初期也为我国提供了大批的技术援助，并在“一五计划”中帮助我国建设了重工业体系，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改造。
但好景不长，在赫鲁晓夫出任苏联最高后，试图全方位中国，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听话的“小弟”，任苏联摆布。但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不想成为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中苏关系随即开始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援建的专家与设备，并且在1959年到1962年频繁向中国索要高额的贷款偿还苏联，这让中苏关系此后降至了冰点。
而由于之前在中，我国派出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这使得我们与美国结下了不小的“梁子”，所以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新中国有着很大的敌意。在1964年，美国得知新中国即将研制出原后，甚至有计划对位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原实验基地做出核打击，当时美国不仅在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韩国有大量的驻军，在“北部湾”后也派出了地面进入了越南，从东面与南面同时威胁着中国。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工业设施，先进设备和高精尖技术人才都集中在沿海的一线以及东北地区，可以说全部位于美、苏等国的打击范围内，很容易遭到袭击，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度危险的，而当时中国在防空和导弹技术领域尚不成熟，却同时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交恶，这让中国处在了一个非常被动的国际大环境下。
中苏关系恶化
在当时三线建设所提出的时期，不单单是北方的苏联和东、南面的美国，连台湾蒋介石的残余势力也经常叫嚣着“反攻”，时常派出军机骚扰东南沿海省份。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真的到了一个四面受敌的局面，周边的形势远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更加的复杂，三线建设的也就愈发的提上了日程。
而三线建设中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美国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破坏了中国在“一线”地区的工业基础设施，从而让中国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轻重工业体系与军事设施。
于是从1964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步、迅速的将整套的国防、科技、交通等重工业体系，重要单位向中国的三线腹地所迁移。同时也计划建设第二套重工业体系，作为备份，用于在战时。一旦一线地区沦陷或者工业遭到破坏后，三线地区的第二套重工业体系能够继续快速的生产工业物资装备，保障国家体系正常运转。当时在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兴建了大批的新工厂与新单位，例如在秦岭南部的陕西汉中兴建了一个全新的飞机工业基地，在四川攀枝花兴建了冶金工厂，在湖北十堰的汽车工业基地，在甘肃庆阳新发掘了长庆油田等一系列全新的项目，让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完善与补充，也为中国三线地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三线建设
而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不仅仅是将沿海与东北地区工业体系迁移，同时也向中西部输送和培养了大量的核心技术与管理人才，让中国的三线地区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也促进了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为今天中西部地区的诸多大中城市奠定了一套完善的工业产业链体系。例如三线建设中在西安建立了完善的军工及航空航天体系，在成都建立了轻工业与电子工业体系，在重庆建立了核工业体系与船舶工业体系等，让一批西部传统的大城市注入了工业的血液，缩小了这些西部大城市与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也为这些城市培养出来了更多的本地人才，为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储备了更多的高素质人口，甚至在三线建设中因为产业的迁移，兴起了例如攀枝花、六盘水等一批全新的城市，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更是建设了诸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一批至今对我国航天事业影响深远的基地设施。这也从侧面极大增强了整个国家综合实力与抗击打能力，让更多的城市得到发展补给，三线建设让中国原本相对落后贫穷的中西部省份，引进和新建了大量的工厂，科研单位，促进了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和的就业。
除了在三线地区迁入的大批工业、科研单位与新建的工业体系外，三线建设也极大的促进了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的完善，例如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保障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工业及民生用电，改善了当地生活水平，还有在三线建设时期建成通车的成都到昆明的成昆铁路、重庆到贵阳的川黔铁路等，大大缩短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勤时间，促进了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往来，让整个三线地区的交通有了极大的改观，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也在之后的以及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中国在西部地区也有了新的经济增长极，所以三线建设也堪称是中国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第一颗原爆炸
三线建设不仅仅是一次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发展，大建设，更在国际上释放出了强大的精神能量，有力地震慑了美国与苏联，中国当时于1964年和1966年接连试爆成功了原与，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成为了有核国家的一员，这让美国和苏联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更是让当时在我国台湾的残余势力望而止步，再也没有实力与资本对进行军事挑衅行为，让蒋介石“反攻”的计划彻底的破产。
而除了在军事实力上的突破，三线建设中老一辈家不屈不挠敢于和外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当时在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东北边境地区的珍宝岛发生了领土冲突，随即苏联方面在中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当时苏联最高勃列日涅夫甚至扬言要拿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是当时三线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全国上下在毛等人的下表现出来了惊人的团结，而毛也以“中国人口众多，最不怕打仗，倘若苏联和中国打核，中国必将奉陪到底”作为回应，苏联方面看到中国如此强硬的态度，在多方面因素考虑下，最终放弃了和中国进行核的念头。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结束，历时十几年时间，而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时期，那些致力于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付出了自己的宝贵时光与汗水，甚至不惜付出了自己生命。尽管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将部分工业设施与单位迁移到了一些极度偏远，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对于这些单位的科研发展，工业制造运输，技术交流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因此在三线建设结束后荒废了一批工业设施，造成了资源与成本的浪费，但是在当时国际的大环境下，很多事情都是无法去预料的，国家层面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而三线建设尽管带来了一些弊端，但在整体上对于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做出过重大的奠基性贡献的，同时也因为我国全体的上下齐心，同仇敌忾，使整各国家都处于一种“全民备战”的状态下，让当时的美国与苏联倍感压力，最终没有对中国动手，选择了和平相处。
虽然三线建设已成历史，但这个决定，这段时光，这些为新中国奋力拼搏的一代人，他们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而如今三线精神也成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也最终再次验证了，中国不会轻易退缩与屈服，我们会依靠勤劳的双手与智慧去创造出了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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