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的两部译著
1932年1月1日出版的《中学生》新年号，有鲁迅的《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说是鲁迅答《中学生》杂志社问，其实就是鲁迅与主持《中学生》杂志社编务的夏丏尊、叶圣陶等人与《中学生》读者的对话。对于鲁迅所说，夏丏尊当有切身感受。那时候，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当严厉，夏丏尊有两部译著——《爱的教育》和《国木田独步集》，居然也成了控制对象。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日记体小说，原名《考莱》，意大利语“心”的意思，原书在1904年已有近300个版本，各国几乎都有译本，书名并不一致，如日译本就名为《爱的学校》。1923年，夏丏尊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将此书由日译本译为中文，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3月改由开明书店印行，列为世界少年文学丛书之一。夏丏尊在《译者序言》里说，他在1920年得到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边读一边流泪。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所以他当时就许愿，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父母和教师们读，让父母和教师都跟他一样，流一些惭愧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他认为这比给孩子们读更为重要。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夏丏尊的共鸣，因为这种“理想世界的情味”，与他的教育理念正相吻合。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到春晖中学，再到立达学园和暨南大学，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就一直贯穿着“情爱”二字。他在开明版《爱的教育》的《译者序言》中就把办学校比作是“挖池塘”，把“情爱”比作是池塘里的水。他说：学校教育“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爱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许多中小学把它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直到今天，还有教育工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夏先生最大的贡献，也许正是把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
国木田独步是日本小说家、诗人，一生写了几十部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评论、书简、日记等，其深受华兹华斯的唯情论和“返回自然说”的影响。处女作《源老头儿》写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因收养的少年乞丐离他而去，失去精神的寄托，终于自杀。《牛肉和马铃薯》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春鸟》塑造了一个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少年的形象，并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穷死》和《竹栅门》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劳动群众贫困的生活。其早期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以后转向现实主义，有些作品则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流露出感伤、悲观的情绪。《国木田独步集》则是夏丏尊翻译的国木田独步的短篇小说集，内收小说五篇，1927年8月由上海文学周报社出版，开明书店发行，书前有关于国木田独步的导言。
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
鲁迅曾多次为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成为实行文化专制的品鸣不平。1933年11月3日，他给郑振铎的信中说，“连《国木田独步集》也指为反动书籍，你想怪不怪”。1933年11月14日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上海依然很寂寞，到处呈现不景气，与我初来时大不相同。对文坛和出版界的压迫，日益严重，什么都禁止发行，连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选集也要没收，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我的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1933年12月5日，鲁迅在《上海所感》这篇杂文中揭露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时，又说到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用笔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谓文坛上的事。有钱的人，给绑匪架去了，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说，那是给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那面的人们，却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犯禁的书籍杂志的目录，是没有的，然而邮寄之后，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宁的著作罢，那自然不足为奇，但《国木田独步集》有时也不行，还有，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不过，卖着也许犯忌的东西的书店，却还是有的，虽然还有，而有时又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飞来一柄铁锤，将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损失是二百元以上。”
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
夏丏尊并不是职业家，也不是对有特别兴趣的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却没有背景；他的译著《爱的教育》与《国木田独步集》也没有鲜明的色彩。鲁迅以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作为典型事例，十分准确地说明当年的搞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
当然，无论是鲁迅，还是夏丏尊，都不会屈服于这种上的高压。1935年，瞿秋白遇害后，鲁迅抱病编辑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就得到夏丏尊以及郑振铎、章雪琛、叶圣陶等人的资助。这是对于的纪念，也是对于屠伯的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夏丏尊为何将“国语”“国文”改成语文？
叶圣陶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夏丐尊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1949年，中华诞生，、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与上层建筑关系密切的语文教育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恰逢此时，时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新概念。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1964年2月1日，叶老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的由来：“语文”一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华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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