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30函！极具收藏价值！《清敕修大藏经》原经版手工刷
《清敕修大藏经》又名《清藏》、《龙藏》或《乾隆大藏经》，是一部清代官版大藏经（最后一部官版），也是国内唯一一部经版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世宗命王公大臣、汉僧及喇嘛一百三十余人，广集经本，校勘编稿，于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年）竣工。全藏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函，每函10卷，共7240卷，雕成经版79036块。
《清敕修大藏经》于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刊成后，次年即刷印了约100部，颁赐给京内外各寺院入藏。
“羽”字号为二经同函（共10卷）
原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9800 购买其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三卷三译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称《金刚经》，一卷。自东晋至唐共有六种译本，按译本时间排列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元魏留支译本、陈真谛译本、隋笈多译本、唐玄奘译本、唐义净译本，其中以姚秦鸠摩罗什之译本流通最盛。另有唐玄奘法师译本之《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鸠摩罗什译本一个重要的补充。六种译本分别收录于《乾隆大藏经》【羽】、【翔】字号。
此三卷三译分别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元魏留支译本、陈真谛译本。
其二、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 七卷
《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略称《胜天王般若经》，七卷，陈月婆首那译，收录于《乾隆大藏经》【羽】字号。
《清敕修大藏经》是佛教宝藏，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此次重印，装帧形式严格按照故宫旧藏乾隆印本传统工艺，选用安徽手工碱性宣纸，用乾隆原经版手工刷印，极具收藏价值。这也是最后一次绝版刷印，且刷印数量极为稀少，仅200套。目前，仅余30函，绝版！稀缺！极具收藏价值！
现存世量极为稀少
因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时局动荡，所以大部分藏经已毁坏或散佚，现存世量极为稀少。
最近一次使用原经版刷印大藏经是在1982年，北京市文物局为了抢救这批珍贵文物，成立了经版搬迁小组。经版由柏林寺全部搬迁到智化寺。
1987年，《清敕修大藏经》经版运抵位于大兴的古籍印刷厂，按照传统方式印制佛经，但由于许多经版已经损坏和缺失，只好用其它的版本影印补上，而非原版刷印,所以，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清敕修大藏经》了。
《清敕修大藏经》经板在经历了260余年的漫长岁月后，能够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如今，经版在数次转移中已经损坏近一万块，为了能够有效保护这批珍贵的经版，文物管理部门组织有关单位，从南方大量采买优质花梨木板，请雕刻匠师们将所有缺失、损毁、腐烂的经版重新按原样补刻，使《清敕修大藏经》恢复其原有面貌。
因修复经版工程耗用资金量庞大，故决定前期刷印部分经、咒、论共计一百三十三部，六十七函，由国家图书馆监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以边刷印边流通的方式回收资金，再利用到中后期的经版修复工程中，避免此盛事由于资金问题搁浅。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重修《清敕修大藏经》将是最后一次的绝版刷印，且刷印数量极为稀少，每函仅200套。刷印完成后，所有经版将封存入库，由国家作为文物收藏。
众多精美绝伦古籍善本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古籍善本的保护修复对于我国文化传承以及文物保护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十一五”期间，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旨在保护并发掘、整理、修缮我国的古籍善本。而古籍善本修复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于现存古籍刻板的修复，可以说，古籍刻板的修复不仅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更使我国的精美文物得以传世。《清敕修大藏经》作为我国最为精美，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大藏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
希冀此举能让有缘之人得见法宝，也使得《清敕修大藏经》经版能完好地保存下去，续佛慧命，庇荫后世。
乾隆大藏经“方”字号三经 ￥9800 购买相关信息：
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监制：国家图书馆
开光：北京广化寺及多位诸山长老
鉴定及证明：国家图书馆监制证、北京广化寺开光证
函数：1函 10卷
包含经典：2种
装帧：原故宫乾隆印本函套经折装
工艺：经11道传统手工制作
用纸：泾县产手工碱性宣纸
用墨：一得阁传统墨汁
限量：全球仅200套，余30套
流传最广的《大藏经》是哪个版本的？
《大正藏》，即《大正新修大藏经》，是佛教文化的一部重量级的经典，是近代以来流传最为广泛、使用最为普遍的铅印本汉文《大藏经》。
一、历十年终成一书
《大正藏》的编排始于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年），当时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旭海、小野玄妙等人在东京组织发起了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并且通过此组织百余名学者花费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宗大部头经典的编辑出版工作，于1934年印行。
《大正藏》是以弘教书院所印的“缩刷藏经”和“宋、元、明三本与藏”这四本为蓝本，在对校的基础上，又以正仓院的藏经，敦煌古经本和巴利文、梵文经典作为参照经本，对之前藏经中所收录的所有佛典进行了重新编校，最后成书的。
二、体例上的创新
修成的《大正藏》体例上不同于以往，一改之前按大小乘佛教分类的方法，而采用以佛典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大正藏》全藏分正藏、续藏、别卷3部分：其中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其中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计100册。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计3493部，13520卷。收入佛教典籍的总数远远超过以往各种版本的大藏经。
三、 《大正藏》的收藏价值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地方是通过了严格缜密的校订，依据的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版本。“宋”指的是宋刻《资福藏》本；“元”指的是元刻《普宁藏》本；“明”指的是明刻《嘉兴藏》本。除此以外，《大正藏》还将收藏于日本各地的有校勘价值的刊本和写本收集进来以便作校对。《大正藏》不仅辑录了之前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经典的内容，而且也收录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已失传，而后被祖师们陆续收录的重要著述经典；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正藏》还将20世纪初在敦煌和其他一些地方新发现的写经一并收录进来，使得《大正藏》具有了其他藏经无可比拟的收藏价值。
《大藏经》-佛教经典欣赏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的总集，在我国最早称“三藏”、“众经”、“一切经”。“三藏”一词源于印度，是收集整理后佛教经典的三种分类，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为佛释迦摩尼所说的关于教理方面的经典，“律藏”为佛所宣扬的关于戒律方面的经典，“论藏”包括佛自己的论议及佛弟子论佛语、释解教义一类的经典。
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使得最初形成的三藏典籍，也就是后世称谓的小乘三藏又有了薪得发展，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大乘三藏，“乘”，释义是度、运载，指佛教修行的方法和道路，一般来说，大乘佛教兴起后，把它以前的佛教学说贬称为小乘，大乘和小乘是印度佛教的基本分类派别，大乘佛教因其教义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其经典流传的地域更广，公元前后“三藏”典籍开始向北流传入中亚，并通过中亚传到我国，逐渐形成以我国汉地为中心的北传佛教。
传入我国汉地的三藏典籍，自东汉起就逐渐被译成汉文，汉文大藏经至晚形成于隋朝，最初是以写本流行，唐开元年间释智升编撰了一部著名的佛经目录书《开元释教录》，使得汉文大藏经目录具有了较为完整的形态，从而真正开始了我国汉文大藏经编撰和刊印的时代，我国第一部木刻本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就是依据《开元释教录》雕刻的，公元七世纪前后，佛教从我国的内地、北印度及尼泊尔几个方面传入西藏，唐代松赞干布治理西藏时期创造了藏文，此后开始出现藏译佛典的活动。
汉文大藏经不仅收录我国历代翻译的三藏典籍，也收录了我国僧人子魏晋以来所撰写的各类佛教著述，其总数约有四千多种，两万三千余卷，大藏经是佛教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佛门弟子供奉的“三宝”之一，也是佛学的资料宝库，同时它广博而丰富的内容，也为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以及医学、天文历算等多种学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小乘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思想可用“四谛说”和“缘起说”来概括，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谛者，即真理，四谛，即四种具有真理性的道理，佛教认为，人从生到死都处在痛苦之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而且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是“苦”，人们因愚昧无知，不识自身之苦，而去追求快乐，结果使得痛苦越积越深，而这种无望的追求就是贪欲，它是苦的总根源，这就是“集”，只有断尽一切贪欲，人们才能从苦海中解脱出来，这就是“灭”，“道”则是释迦摩尼为人们指出的解脱之路，“缘起说”，即因缘所生法，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务均处在因果关系中，人的生死痛苦也是如此，“无明”即无知，是人生痛苦这一因果链条中的第一环，由无知引起人们追求物欲的种种行为，从而产生人的生死痛苦，指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人自身都是姻缘和合而成，没有实在的具体的主体，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存在，都不能执著，人生的归宿是断尽贪欲，达到无有任何痛苦的“涅槃寂静”的境界，此外佛教还有一个教义就是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六道指“天、人、阿修罗（凶神）、地狱、饿鬼、畜生”，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得依据自己的善恶行为在六道中轮回转生，人一生中所作的善恶之事，在来世都要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
大乘经比小乘经数量更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著名的有《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大乘经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挥了小乘经佛教关于缘起的学说，认为一切世间存在既然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假的，“空”才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而认为万事万物（即“相”）之所以被认为是存在的，那都是心作用的结果，所谓“三界唯心”，或“万法唯识”，万物的实相就是离开人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本性，又称佛性、真如、法性，修行者只要离开一切“相”，体悟到真如法性就可以成佛，佛性人人都有，就看悟与不悟等，大乘佛教传入我国后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多个宗派，这些宗派的理论都出自大乘经或与大乘经有关，在实践方面提出了“菩萨乘”思想，菩萨具有慈、悲、喜、舍等无量功德心，以利乐一切有情众生为根本目的，大乘佛教追求的不是自身的解脱，而是更大义的“普渡众生”。
总之，佛教是一种宗教，在《大藏经》中确实有着种种唯心论的说教，曾产生过消极的社会影响，但它毕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在长达数千年的传播中，它为人们贪欲泛滥拨点心灯，为沉迷苦海不能自拔而指点迷津，教化人们弃恶从善，它也汲取了人类文明各方面的成就来充实自己，不断散发时代正能量的魅力，丰富滋养人类的心灵，因此，大藏经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文化宝库早已成为传世之作并将继续影响后世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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