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看原典是怎么阐解的？
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来，“天下大同”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阶层人士向往、推介和倡导的理想社会状态。近代以来，“戊戌变法”的主导人物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国父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激励同仁。我们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也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大同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演进和升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一脉相关的。
现对照原典，对“大同社会”的内涵意义进行剖析，供大家参酌与评述。
1、“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是儒家创始人孔子设定的
《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致意思是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选取贤能的人和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言而有信，和睦相处。因此人们不只将自己的亲人看作亲人，不仅仅将自己女儿当作女儿，让老年人可以颐养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让年幼的人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都有自己的丈夫。人们不愿将财物花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但是也并非要藏在自己家中。人们担心无处使，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以，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烧杀抢掠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此住宅的大门无须关闭。这样的社会就叫大同世界。
其核心要点如下：
（1）天下为公。公的内涵意义是：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家都是股东，都有话语权和表决权。
（2）人性贤德。大家都仁善、谦逊、贤明，推举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与民诚信，和睦有序。
（3）各安其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终即善终，即老有所依，有人赡养。用即劳动机会，就是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养即抚养，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能够享受正常生活待遇。分即位分，归即归宿。男人的归宿是工作，职责是养家糊口；女人的归宿是男人，职责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庭。
（4）和谐安定。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无恶念，盗匪不兴。
2、应当清楚：儒家所谓“天下大同”，核心是和谐有序，不是人人平等，更不是平均主义
儒家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仁；一是礼。大而言之，所谓“仁”，即人的主观自觉性，也就是内心的自律性。人无恶念，即无恶行。所以，仁者爱人，爱人者为仁，人人有爱，人人仁仁。所谓“礼”，即组织和治理社会的规矩和套路，也就是外在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位置，这就是规矩，就是有序，就是和谐。
儒家讲仁爱，目的是社会秩序，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平等，更不是人与人之间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对等平均。相反，儒家要求所有人各安其分，是要维护人与人之间既定的等级和权利。
所以，历史上农民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太平天国运动提出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所谓“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等，绝不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主旨上算是墨家思想。
3、必须厘清一个基本观念：天下大同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大同。绝不能靠平均主义来实现，平均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平均主义的“大同”，叫“乌托邦”，即空想社会。
人与人之间，因为个体能力机遇等有差异，所以创造和获取物质利益和人身利益等有差别。正是这种差异和差别产生竞争，形成效率，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解决温饱”，“实现小康”等等，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复兴中国民族，需要的是竞争与效率。
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才是亘古不变的基本道理。
学习用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总在2017年10月18日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讲话中引用过的。这句名言的出处，是《礼记·礼运》。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它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和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典籍。
具体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出自的《礼运》，则是今本《礼记》的第九篇。全文讨论了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和历史观点，特别是书中所提到的“天下大同”的思想，更是在中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当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会推举那些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让他们出来管理国家。人人讲求诚信，彼此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子女当子女，让老年人能有个养老送终的处所，青壮年有个工作来养家糊口，年幼的孩子可以有个健康成长的地方，让那些鳏夫、寡妇、孤儿、残疾人、独居老人都能得到社会的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它被白白扔掉，捡起来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事业竭尽全力，而不一定是为自己谋求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害人的事情不会兴起，所以大门也就不用紧紧关闭。这就是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出处和大意就是如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句话虽然出自儒家，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实并非先秦儒家所独有。比如姜太公的《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就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贵公》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可见，“天下为公”在先秦的时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
“天下大同”虽然只是一种基于对上古三代状况充满历史想象的重构而提出的目标，但因为它呼唤起了人们心中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并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用来审视、评价现实世界的标准，所以一经提出，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在不同的时代，它被不断重提，成为激发人们改进现状、追求理想的号角与旗帜。
到了近代，的先行者孙中山更是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1924年，孙中山在其《》中说：“真正的，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又说：“我们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所共有，是所共管，利益是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从古至今，“天下为公”的理想从未熄灭，并一直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激励着士民们。士人修身齐家，欲以一己之力兼济天下，百姓翘首以盼，始终相信那个大同社会的存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萦绕在华夏子孙心中不灭的梦想。
来源：员网
何为“天下为公”？中国统治者中，又有谁能够做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算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自东汉郑玄作“注”之后，《礼记》的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更是位居“三礼”之首。在《礼记·礼运》中，有这么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都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这个世界就“大同”了。
但很多人却说道：“古代皇帝都学习儒家，但儒家思想却没能造就一个‘天下为公’的君王，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其实，这一观点其实是比较狭隘的。
首先，这句话是对所有以儒的统治者的全盘否定，认为：一切皇帝都是围绕着“私利”而进行的统治，这种评价显然对那些治世明君不公平。
其次，君王自有帝王之学培养，是集中国古代帝王的学、谋略学、管理学以及驾驭术、识人术、用人术、纵横术等于一体的综合特殊学科，所以说，没有任何帝王只读儒学经典。因为帝王之学海纳百川，以至于，儒家思想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显然，提出这种观点的朋友，对古代的封建帝王抱有敌意。追根溯源，这份敌意源于阶级观念。其实，人类文明自原始社会开始，到当下的现代社会，必要经历一个“由蒙昧到清明”的过程，存在即合理，没必要抵触处于进化阶段的历史王朝。
人类社会中刚刚出现“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人们就将自身难以理解的自然具象化，认为它们是自然神的神通。后来，人们又将“天子”作为行使神权的代表。目所能及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共同选择的结果。若将一切都归咎于封建帝王，这种想法是有失偏颇的。
何为“天下为公”？难道只有割肉喂鹰才能算作“天下为公”吗？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帝王所处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他们要掌握驭人之道，又要擅长权谋，努力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所以，皇帝并不好当。除了历史上的暴君和弱智之外，哪个皇帝没想过让老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其实，如果将“天下为公”的标准放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皇帝并不罕见。
例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颇符合“天下为公”的特质。虽说他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一样，是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天下，但他的对手是为天下所不齿的王莽。刘秀为民除害，足以称之为仁义。况且，哪怕是在期间，刘秀也已经考虑到仁政的重要性了，所以，在建国以后他第一时间于洛阳开办太学，培养了一大批为国为民的人才。
或许有人会说，刘秀之所以施行仁政，只是为了维护他的集权统治罢了。
殊不知，维护集权的方式有很多种，秦始皇、朱元璋的法子是最行之有效的，为何刘秀没有选择这一种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每个时代，都有贴合其时代背景的特色文化，如果将今天的观念放在千百年前，在时人看来无疑是叛逆且不可理喻的。将千百年前的思想未经删改套用到今天，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天下为公”思想的源头是两周时期的礼乐（语出《礼记》），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继承了这种理念。儒学既诞生于封建社会，那它绝对具备封建时期的特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什么儒家思想能被数个王朝定位为主流思想，还不是因为它的存在巩固了上位者的集权？然而，若据此将儒家思想一竿子打死，显然会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史出现近三千年的断档，这该是多愚蠢的一件事啊！
其实，不单单是儒家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诸子学说，哪个没经过改动，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想要在各个朝代应时应景，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做出改变，这是必然的。
所以，生于现代的我们，在传承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当下的环境进行分析，那些贴合时代背景的内容无疑是精华，要予以保留；那些不符时代背景的内容，便只能作为历史研究材料了。
其实，笔者洋洋洒洒地讲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阐述一个事实：不论是对待儒家文化还是其他文化，我们都该保持理性。退一万步来讲，即便儒家文化中充斥着于现代人无益的冗余内容，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残暴生灵的暴君，我们就该对其进行否定吗？
非也。
对于思想上的糟粕和历史人物的罪行，进行道德批判是必然的，但否定历史却是不正确的。封建社会，只是人类文明演化至今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非某种学派或某一位统治者造就的。或者说，封建社会的形成，绝非少数人可以决定的结果，而是人类（至少是中国人）发展所经历的一个方向，是共同选择所诞生的结果。甚至于，这个结果是苦果也好，是善果也罢，都已成为历史。
所以，身为后来人的我们完全没必要抱有成见，试想一下，若千百年后的“未来人”对今时今日的我们抱有成见，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参考资料：
【《礼记·礼运》、《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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