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牛百岁”
来源：威海新闻网
【口述人物】
袁学强，党员。为中国作家会员，中国电影家会员，曾任山东省电影家副，威海市文联、党组。
至今已出版作品一百多万字。创作的电影有：《咱们的牛百岁》《紧急救助》《的哥的姐》《婶子》《白天鹅的故事》《破土》《美丽小渔村》等。先后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百花奖、奖、上海电影制片厂最佳编剧奖；两次获得国内电影剧本最高奖夏衍杯剧本奖（二等奖、三等奖）；还获得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大奖；以及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首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电影创作突出成就奖。
2017年获山东、省颁发的“电影创作突出成就奖”。2019年，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从一万两千部电影中评选为建国七十周年七十部经典影片。
牛百岁的诞生，源于一个偶然
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终于可以写爱情题材了，文艺界叫“罗曼蒂克”，那时候“罗曼蒂克”题材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当时我受《柳泉》丛刊邀请，赶往济南进行文学创作。来之前我一直在构思一个乡村爱情故事，是以我个人经历为蓝本创作的。但是到了以后，编辑说这个题材太泛滥，问我有没有别的题材，于是我就想到了“作业组”里发生的故事，然后便有了“牛百岁”。
《咱们的牛百岁》是电影的名字，原始的小说叫《庄稼人的脚步》。我自己是个庄稼人，每天所见的也都是庄稼人，经历的都是农村的变迁、农民的生活，所以这个故事完全是取材于我的所见所感，人物也大多是在一个原型或多个原型的基础上塑造的。就像“牛百岁”，他的身上融合了很多村干部的影子。我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员，他为人家着想，主动承担责任，感化了“懒汉组”；但他绝非十全十美，他会因为组员的错误而沮丧，也会怕家里的老婆吃飞醋。
改革初期“波谲云诡”的农村与农民
有个词儿叫“波谲云诡”，用来形容当时弥漫在农村的气氛非常恰当。“包产到户”的政策刚出，谁都没当回事儿。后来，陆续有地方开始实践，农民的热情被点燃了，作物产量激增，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农民们跃跃欲试，却也不敢声张；们也在求稳与冒险中彷徨，难以打定主意。几番摇摆后，终于找到了折中的方案，以“作业组”的形式代替建国后的集体劳作。
我当时算是有两重身份吧，一是农民，农村改革的亲历者，直接体验农村的情绪；另一个是创作者，农村改革的见证者，观察着农民的变化。“牛百岁”的故事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故事里的人物也都是真实的立体的人。就比如说“田福”吧，他是个贪图享乐、占小便宜的无赖，但无赖靠什么吃饭？我想了想，可能是在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对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了。
专业制作团队把“牛百岁”搬上荧幕
《庄稼人的脚步》的改编要感谢上影制片厂，尤其是赵焕章导演以及我们整个制作团队。小说和剧本是两种文体，呈现方式存在差异。我过去没有剧本创作经验，在跟赵焕章导演的沟通中，我们反复打磨剧本，最终完成了既符合影视剧逻辑又保留了原作亮点的改编版本。
除此以外，演员们的诠释也功不可没，我找到了原型人物，让演员和他们一组组配对。演员们下乡体验生活，观察饰演角色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呈现出那么传神的表演。比如饰演“菊花”的王馥荔，在与原型一同生活一段日子后，她评价菊花为“辣而不恶，俏而不俗，媚而不邪”。她认为菊花不仅具有一般农村女性具有的特点，例如行事干脆利落，她在感情上也颇具主见、敢于展现自己的热情，是一个“有深度、有层次”的角色。
这些演员认真揣摩角色，才有“牛百岁”这么完整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格局是最重要的，格局就是对时代有反映。我对菊花的感情，从一开始的不解、到后来的理解。菊花守寡以后，突然性情大变，变得泼辣尖利，但是她依然是个心地善良、内在有股热辣劲儿的女性。透过她的遭遇，还有我们对她的认识与态度，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能看到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这就是我说的格局。
“牛百岁”的成功与奉献的人生
现在回头想来，当年是天时地利人和，“牛百岁”才能这么成功。农村改革政策，再加上我的农村经历，以及遇到的创作团队可靠，才有这样的影响力。“牛百岁”给我们村里带来了不少好的改变，这点我还挺欣慰的，毕竟无论是劳动还是创作，我都想能为父老乡亲作点贡献。我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只写自己有体验的、有感悟的题材，之后几十年，我的创作依然紧紧围绕着农村发展与城市社区里的人物与故事。
2017年退休后，我和两个朋友成立了微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针对城市社区和农村进行定点扶贫。年均策划活动100多场，包括家风宣传、手工艺培训、团队写生等。常常有人问我这样做的动机，其实这个没什么名利可图，只是发挥一下余热而已。作为文艺工作者向社会索取了这么多年，应该多回馈一些，也是跟生活不脱节吧。（Hi威海客户端实习记者 高心照/文 王晓/图 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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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这一生，其实早有天意
01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 ”
这世上有99%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特别普通的。以如此短暂的人生去论长论短，实在是有些可笑了。人们不知道的是，枯荣皆有定数，得失皆是天意。
所谓的“天意”，就是命运发展的轨迹。你会遇到什么人，完成什么事儿，跟谁结婚，儿女状况如何，碰到什么风险，晚年过得好不好，都是注定好的。
年轻的时候，就听身边的老人说过，人呐，从娘胎里面出来的那一刻，命就已经注定了。
当然，那时候是不相信这种言论的，总觉得这些观念毫无依据，一点也不够科学。后来，在江湖中闯荡了一番，看到过百态人生，才觉得老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有些人生来就是老板命，那他们创业几年，基本就能成功了；有些人天生就是打工命，那他们就算学别人创业，也还是破产倒闭。
命这种东西，不论我们是否接受，可它终究是存在的。
02
谈到天意，就不得不谈到“原生家庭”。
有这么一个现实，出生在有钱家庭的孩子，跟出生在贫穷家庭的孩子，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就是不一样。
或者说，出生在一线城市的孩子，跟出生在农村的孩子，他们的起跑线就是不一样。
前者含着金汤匙出生，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有车有房，父母给他留下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产。而后者，也许连奶粉都吃不起。
其实，这一切，无论好坏，都跟孩子本身毫无关系，只是他们诞生的家庭不一样，那后天的经历就各不相同罢了。
看到过这么一个案例。
有两位211大学的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前者是北京土著，爷爷奶奶和父母都是有背景的人，所以他进了大企业，跟行业的大牛学习。而这位行业的大牛，是他爷爷的门生。
后者是农村人，祖辈都是农民，到了他这一代竟然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但是，毕业后的他， 只能进中小型企业工作，每天996，连城市的房子都买不起。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看似是人之能力造成的，实际上是“原生家庭”所导致的。有很多事儿，都跟你出生在哪个家庭有关。
03
原生家庭，真的会成为束缚人的枷锁吗？难道说，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打拼，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改变命运，打破原生家庭的枷锁，那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从二八法则来说，能够做到改变命运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对此，很多人又会疑惑，为什么改变命运的人的比例，无法达到百分之一百呢？
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终究需要有一大批人，去洗厕所、扫大街、送外卖、下工厂、做苦力、搬搬抬抬、日晒雨淋。不可能每个人都坐办公室。
前者，至少要占80%；后者，不会超过20%。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富贵命，必然要有一大部分人去拼死拼活，为有富贵命的老板打工。
就拿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来说，这两人的人生经历堪称励志。可是，这人世间又有多少个刘邦和朱元璋呢？精英终究是少数，普通人才是大多数。
改变命运，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只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就能成功了。
天时，那是时机；地利，那是你所处的环境；人和，那是你所遇到的贵人，以及你自己的能力。三者合一，基本就能大富大贵了。
04
圈中有这么两个人，都是广州土著。在十几年前，他们都有着几百万的财富，可到了十几年后的今天，有一个人身家几千万了，另外一个人还是身家几百万。
他们的差距，还是在于有没有“抓住时机”的问题。
前者，抓住了时机，在十几年前就花光全部身家，还向亲戚借了上百万去买房。那时候，虽然他拥有了五六套广州市区的房子，但他还是负债累累。
而在2015年之后，前者的资产开始翻倍了。到了今时今日，拥有五六套市区房子的他，身家足足四五千万了。
后者，没有抓住这个时机，所以只能拿着百万的存款过日子。
这当中的差距，岂是人力可以弥补的？说得直白一点，有些人就是运气好，赌赢了，人生就翻盘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大富大贵之命。
命这种东西，那是有它的安排的。你是千万富豪的命，那你只要抓住时机，就能成功。而你只是打工人的命，或许打工一辈子，也存不到一百万。
有些话，虽然特别刺耳，但它终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命运，大富大贵的。
有人住高楼，必然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自然有人一身锈。一切，早有天意。
文/舒山有鹿
一场冠绝平生的逆旅：苏轼的屈辱贬谪，成就海南的大幸｜寻路东坡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周琴 周彬 海南儋州报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当苏轼北返中原，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他写下这首《自题金山画像》，回顾了自己几起几落、坎坷不平，又连遭贬谪的一生。作此诗时，是苏轼去世前两个月，已过花甲之年的他预感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用诗作精炼概括他一生的跌宕悲惨境遇。不久后，苏轼便与世长辞，卒于常州。
儋州，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这里远离中原、孤悬海外，在古时被视为“蛮荒之地”，更是“瘴疠之乡”，暑热交织间毒蛇猛兽遍地，凶险到了“非人所居”的程度。绍圣四年（1097年），农历七月初二，年过六旬的苏轼历时两月有余，跨过琼州海峡，终于达到了此处，赴任琼州别驾。在这瘴疠疟疾时发之地，度过了三年零十天的居儋岁月。
年事已高，又被贬极为偏远之地，按理来说，儋州应是苏轼的人生凄凉地，是生命的最低谷。可在三年后，苏轼离开海南时，却留下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情深之句，流露出对这里的依恋不舍。
初春的二月，封面新闻记者也同样跨越琼州海峡，踏上了儋州这片土地，来到中和镇的东坡书院、桄榔庵遗址，感受苏轼当年走过的路途，吹过的咸湿海风。在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滨的讲述下，得以窥见苏轼是如何在此绝境活下来，且活得非凡超脱的。
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滨在海口苏公祠
在人生最失意的岁月，在最偏僻的贬谪之地，儋州的苏东坡，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仍然心系民生，凿泉挖井，苦口婆心劝民农耕；他仍然劝学问道，为海南培养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他仍然乐观，穿木屐戴笠而归，惹得妇人小儿相随争笑；他仍然广受爱戴，离儋时前来送行的百姓络绎不绝……
于是，后人素有“东坡不幸海南幸”之说，贬谪儋州是苏轼的不幸，却给海南带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堂
依然乐观
“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
“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
在已过花甲之年还要被流放偏远之地，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哪怕在宦海浮沉数十年，有过无数高潮和低谷的苏东坡，都难以免俗地感到凄凉和痛苦。那时，苏轼视海南为畏途，在听闻要贬谪海南时，他写下《与王敏仲书》，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更与家人诀别，叮嘱临终后事。
到儋州后，苏轼又写下《到昌化军谢表》，其中有文：“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此时已经六十二岁的他，再度陷入不安之中，离别时子孙跪在江边痛哭，让他倍感晚年凄凉，痛苦比当年贬谪黄州时更甚。
“苏东坡，那么一个豪放派诗人，众人都知他坦荡豁达，能与天地对话的人。可从这些文字中，都表现了他当时的恐惧忐忑、不安害怕。他一路带着自己最小的儿子苏过，渡过琼州海峡，抵达了儋州。这时他的第一任、第二任夫人，爱妾都病故了，身边的家人只有苏过，他内心的凄凉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李盛华说，到了人生的这一步，不管如何豪放潇洒，连苏东坡都濒临崩溃之境。
在当时，海南已是被流放的最偏远之地，又被视作“瘴疠之乡”，疟疾、痢疾、霍乱、手足口病……还有各种各样说不清的热带病，在岛上盛行。李盛华说，朝廷要苏轼贬谪此处，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并且岛上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比惠州还艰苦许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还和儿子被赶出官舍。苏轼在《与程秀才书》中描述了生活的困顿：“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饮食上也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真切的生活艰难，让他更感精神上的痛苦与打击。
可苏轼仍旧是苏轼，他总有苦中作乐的本领，把困顿的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在环顾四面看到大海无边无际之时，他顿悟到大地也不过为海水环绕，每个人都生活在海岛之上。在《试笔自书》中，他还写下一则寓言，一只蚂蚁在水中的浮叶上，以为身陷大海之中。“可不一会，水干了蚂蚁就爬了出去，它见到小伙伴哭诉以为不能相见。在这个故事里苏轼感悟到，原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一抬头一低头，人生就不一样，这是他在海岛上所领悟的。”海滨说，他认为海南的自然风光、地理气候，都让苏轼得以重新思考，“从而达到一种哲学层面的超然。”
在游览海南之时，苏轼还写下《儋耳山》，一句“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看似写景却是在写他自己。苏轼说此地山下路旁的奇石，都是女娲补天所用剩的，实则借山和石喻己，觉得自己一块多余的石头，但要真是一块补天石也足矣。
“苏轼心想，我才高八斗、豪气冲天，在朝廷纵论天下，却偏被放在儋州。可就算被丢弃，却仍是补天之石。这说明，东坡还有自信，他的心还在燃烧，没有被击垮。所以，这首诗也暗示了他的命运，虽然他来儋州时候已经六十二了，但他仍然是一块奇才。不管这是他内心的安慰，还是对自己命运的占卜，都说明了他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又找回了信心，拾回了信念。”
儋州东坡书院内的“东坡居士”塑像
依然劝学
“琼州人文之盛苏公启之”
在海南海口，有一座五公祠，风景如画，历史悠久。近千年前，苏轼跨海而来，携子苏过途经琼州美舍河时，在琼州府城金粟庵暂居，也就是如今的五公祠。这里历经岁月的风晒雨淋、台风地震，数次重修，后人又建造了苏公祠来纪念苏东坡。如今，祠内有一座石刻苏东坡像，更在祠中供养着苏轼的牌位。但神奇的是，苏公祠供养了三座牌位，另外两座则为苏轼之子苏过，和苏轼的学生姜唐佐。
“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很少有祠堂的牌位里又排着亲人，又排着学生。但苏公祠的摆放非常有特点，这其实饱含了海南老百姓对东坡先生的尊重感恩，也饱含了海南对于文化、教育的一种渴望和仰望。”海滨解释道。
“海南的教育，在当时不容乐观到什么程度？”海滨说，且不论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连学校建设也破败不堪。当东坡贬谪到儋州，他安顿好了自己的居所之后，他就到处走走看看。虽然当时东坡穷愁潦倒，但他看到此处有个学校觉得十分高兴。“他急忙去考察，走到学校跟前发现残垣断壁一片破败，没有老师、学生，没有朗朗的读书声，他内心感到非常失落。”
因为地理上的山海相隔，海南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文化发展相对迟滞。李盛华也谈到，都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同时春风也不度“海峡关”，中原的文化往往遇到了海峡便被阻断。造好居所桄榔庵后，在乔迁当晚，他意外听到邻家两小儿诵书声，感到欣慰之时，他举杯畅饮，把童子的读书声当作最美味的下酒菜。海滨表示，“于是他就明白了，这里不是没有愿意读书的孩子，而是缺乏学校、缺乏愿意来辅导孩子的好老师。”
海口苏公祠内供奉的牌位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冬，苏轼与张中、黎子云兄弟等人一起出资，在黎子云的旧居上建屋，并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取名“载酒堂”，苏轼在此处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一位男子担簦百里，从琼州至儋州求学于苏轼，他便是姜唐佐。
“苏轼对姜唐佐在学业上的培养，是无微不至的，甚至逐字逐句给他修改文章。”从文章的谋篇布局、构造组织，甚至是生活上的待人接物，更有人品风格上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倾囊相授。对于姜唐佐，苏轼也给予了厚望，曾写“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两句诗相赠，并答应待唐佐登科之时，再将余下的诗句补足。
崇宁元年（1102年），姜唐佐果然不负众望考中举人，实现了海南科举史上的“开天辟地”。但此时，苏轼已经逝世，无缘看到此景象。随后，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姜唐佐在路过汝南时遇到苏辙，苏辙代替亡故的兄长将诗句补足，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从苏轼在载酒堂中讲学，再到学生姜唐佐中举，成为海南史上的第一位举人，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问到此处时，海滨也说到，随着唐宋不断有著名文人士大夫被贬谪海南，这里也有着勤奋好学的土壤，但不管当地有多么优秀的学生，却从无一人考过琼州海峡。“我相信如果东坡没有来海南，这里最终也会出举人、出进士，但的确会晚一些。苏轼培养出海南首位举人，既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又跟东坡自身有关。”
苏轼离儋后，海南人才辈出，儋州地区尤为突出。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琼台纪事录》，其中谈到：“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海滨教授介绍五公祠内的浮粟泉
依然心系民生
“劝俗劝农劝和”
行至海口的苏公祠内，自然不得不打卡位于此处的“海南第一泉”了，泉旁游人如织，不少人拍照留念，嘴边偶尔冒出一两句“苏东坡”“苏轼”的言语。当年，苏东坡被贬海南昌化军途经此处，寓居十余日，“指凿双泉”，此泉便是其中之一。因泉味甘甜，水源旺盛，泉面常浮水泡，宛如粟粒，故名浮粟泉。后来人们纪念苏东坡，又称此泉为苏泉、苏井、东坡井。浮粟泉是苏轼在海南岛的重要遗迹之一，近千年来，泉水不溢不竭，堪称一奇，享有威誉。
“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被贬到海南的苏轼，不仅生活条件艰苦，湿热的气候也让他难以适应。肉体的痛苦外，苏轼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制，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可苏轼其人，始终关注民生疾苦，登上琼州岛不过十余日，就指导当地的百姓官员开凿泉眼，成就了这被后世赞誉的“海南第一泉”。
“他刚到琼州，就发现当地老百姓吃水困难，尽管有河水，但是不够清洁卫生。于是，凭着他非常丰富的水利经验，他为大家探到两个非常好的泉眼，指导当地的官员百姓来开凿，其一就是浮粟泉。”海滨说到，苏轼来到海南的第一站，就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甘甜的泉水，历经千年而不干涸。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让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有了根本上的改变。在儋州时，苏轼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挖井取水，倡导百姓喝熟水。此外，苏轼还挖掘当地的黎药，并亲自教黎族同胞使用草药治病。他不仅自己煎药服用，亲自去乡野采药，熬制中药，为百姓开方治病。
“可以说，苏轼把中原的耕读文化带到了海南。”李盛华解释，在劝学和劝俗之外，苏轼还劝农。初来儋州时，苏轼看到当地人以为生，经常食不果腹，土地却大量荒芜，创作了诗歌《和陶劝农六首》。更苦口婆心地劝说黎族同胞，改变“不麦不稷”的生活方式。“他劝农耕，劝和睦，劝劳作，惩懒汉，让当地人丰衣足食。”
当然，苏轼的智慧和学识，并不只停留在医学、农耕上，他还提出了民族和解和融。要知道，在宋朝时的琼州，黎汉矛盾尤为尖锐，更爆发了多次黎族农民，儋州尤为严重。但在东坡抵儋之后，他与当地百姓尤其黎族的相处友善，更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张，写下：“咨尔汉黎，均是一民。”
“苏东坡在儋州不过三年，他劝学培养了海南的弟子，又劝农带来了农耕文化，更劝和促进了整个海南汉黎的和谐团结。”李盛华说到，时至今日，“东坡遗风”仍深深影响着海南的精神和文化。
桄榔庵遗址
依然广受爱戴
“东坡不幸海南幸”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登基，朝廷颁行大赦，赦免了大批官员。本以为要终老儋州的苏轼，得以北返中原。当年五月，诏令到达海南，苏东坡被调往广西廉州。回归居儋的三年岁月，他写下《别海南黎民表》，表现出对海南深深的留恋，和对这片土地上的不舍。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儋州的岁月，苏轼常常深入民间，采风问俗，交朋结友，抒怀言志。他与百岁的王仲翁老人喝酒，以美酒来祝福对方长寿；他遇见背柴入市的黎族同胞，对方见他衣衫单薄，临走送其一块吉贝布；他外出时偶遇大雨，从农人家借来斗笠和木屐，“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在这里，苏轼从朝廷重臣，成为了乡野农夫。
“苏轼在海南的三年，百姓对他是感恩戴德。东坡临走的时候，整个海南的老百姓夹路相送，还给他带了好多的当地礼品。”李盛华说到，人们甚至给东坡送了一身黎族的黎锦所制成的衣衫，他一路非常高兴地向人展示，这是海南的黎锦。
苏轼曾作《欧阳晦夫遗接罗、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其中写到：“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诗中回忆起了自己在海南与百姓相处的愉悦时光，他“混迹”在平凡人群中，与平民相处甚欢。
“大家都知道苏轼的‘问汝平生功业’，那么苏轼在儋州的功业是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有民生功业，他为海南的百姓做了大量民生善举；文章功业，他在海南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完成了三本哲学著作；而所谓人格功业，是苏轼在人们认为的低谷困境中，实现了人生的一种超越。”海滨说到，海南除了立东坡祠、修造载酒堂，不断翻修东坡书院之外，东坡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留下传说，会把美好的寄托送给东坡。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自海南岛北归中原，他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他留给海南的最后一首诗作。面对曾经让他不安和恐惧的海南，他说“苦雨终风也解晴”，更感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段本应是痛苦不堪的贬谪之旅，却成为他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所以说没有东坡到儋州，不可想象今天海南是什么样子。”李盛华感叹，东坡带来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药农耕，至今仍浸润着海南的。所以，曾有一句话说到，“东坡不幸海南幸”。
“苏东坡一生的不幸，却给我们整个海南、海岛带来了无比的幸运。东坡被贬至海南，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是一个人的屈辱史。但同时，也是海南的一段灿烂文化史，也是一个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辉煌史。”
（感谢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口五公祠、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儋州东坡书院对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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