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错别字出现的类型分析，解决方法要扎实有效
错别字多是小学生的一个“通病”，在语文考试中，基础知识部分，错别字的扣分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之前有个网友在文章中总结了一些小学生避免写错别字的方法，但是有些方法并没有起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有粉丝私信我，问我有什么办法避免写错别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错别字的那些事。
小学生错别字的种类及举例
要避免写错别字就要知道错别字的类型有哪些：
添加了笔画或者减少了笔画：如“今天”写成“令天”；“丸子”写成“九子”等等。
改变了形近字部件：如“奶”的右边写成了“及”；“敢”的右边反文旁写成“欠”等等。
改变了字形结构：如“满”字是左右结构，被写成上下结构；“夜”是上下结构，被写成左右结构等等。
改变了合体字的部件位置：如“融”写成了“虫鬲”；“颗”写成“页果”等等。
笔画的错误：笔画错误又分成了笔画书写的错误，如“入”写成“人”，”夭“写成”天“，”翠“字上面的”羽“下面多加了勾等等；还有就是笔画位置的错误，如”雪“字下面的”彐“中间一横本来是不出头的，而”争“、”兼“的中间一横是要出头。
同音字的混淆：如”刻苦“写成”克苦“，”擅长“写成”善长“等等。
形近字的混淆：如”扰乱“写成”拢乱“；”辨别“写成”辩别“等等。
书写潦草：由于书写潦草，导致笔画的变形，字体结构的变形，还有的老师在批改试卷时候非常严格，对于笔画长短位置的要求比较严格，导致一些书写潦草的同学写的字被判为错别字。
避免错别字的方法
每个学生出错的情况和类型不同，所以纠正学生错别字的措施方法也不相同，对症下药，强化训练才能达到标本兼治。
小学低段不可过多写字。
新课程标准中也提到小学一二年级时候，以识字写字为主，但是还要坚持多认少写的原则，也就是说可以让孩子多认字，但是不要急于让孩子书写。
小学低段孩子对汉字的书写方式和规律并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让孩子过早地书写，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依葫芦画瓢地在”画字“而不是在写字。”画字“会产生遗漏笔画，多加笔画，不按笔顺写，笔画不到位等等各种情况，而由于”首因效应“一旦孩子形成对某个字的错误第一印象，那么再改就难了。所以更不建议学龄前儿童就开始学习写很多的字。
注重识字方法的指导。
为了防止学生在书写时候添漏笔画，在识字时可以通过”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的方法进行识字。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也经常会用这样的识字方法来识记生字，比如添一笔变一字，“王—玉”；减一笔变一字，“体—休”；改变某一笔的位置变一字，象“庄—压”等。通过这样的识记方法能达到比较识记的目的，有效减少错别字的出现。
形近字、同音字比较辨析。
1、比较字形。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大量形近字的出现，学生往往把一些字形相近的字认错、写错。如：学会了“放”，再写“游”总爱把右边写成“放”；学会了“东”再写“练”总爱把右边写成“东”。这是由于比较牢固的旧知识对巩固程度不够的新知识起了干扰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在识字教学一开始，就要强调对字形的差异，多观察、多比较、多分析。比较分析时既要注意细微差别，又要考虑到它们的相互间的干扰作用。在防止干扰作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比较时不要把正误两个字同时出现，这样容易使学生越记越混淆。
2、了解字义。有一些字学生常常用错是因为不解其义。同音字互相替代而产生的别字属于这种情况。如“再”和“在”、“望”和“忘”、“幕”和“暮”。掌握这类字，就必须让学生把字义弄清楚。如果学生知道了“暮色”的“暮”是傍晚，“暮色”是傍晚昏暗的天色。“夜幕”的“幕”是覆盖在上面的帐篷，在夜间景物像被一幅大幕罩住一样，所以叫“夜幕”，这样学生就不会把字用错了。
3、形义结合。教师把形近字，根据字形的结构特点，创设语言环境灵活而有效地建立字音、字义、字形的牢固联系，从而使学生把字记准确、用正确。如许多学生“辛”和“幸”分不清，我编了这样一句口诀：“辛苦一点，幸福十分”，用来帮助学生区分。这句口诀根据“辛”和“幸”上半部分的不同，用“一点”和“十分”指导学生抓住字形特点辨别，还用“辛苦”和“幸福”两个词表示出意思，组成的句子也沟通了形义联系。学生读后印象深刻，既准确掌握了字形，又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利用口诀、猜字谜、顺口溜识记生字。
口诀、儿歌、字谜幽默风趣、简单易记，符合学生好奇的特点，对一些比较顽固的错别字很适合。如学生对“未”与“末”混淆时，可根据字义编出儿歌：“未来遥远，上短下长，末日到了，上长下短。”在学习“柜”字时，根据部件就可编出一句字谜：“好大一棵树”（或“参天大树”）。在学习生字“裕”时，用口诀“有衣穿，有饭吃，生活就富裕。”学生对这样的识字方法感兴趣，学得快，记得牢。“碧”字“王大娘和白大娘并肩坐在石头上”等等。
建立错别字纠正本。
小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知觉不够精细，注意力容易分散，再加上思维习惯的个性差异，所以学习中产生的错误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要使学生从小养成自己检查自己修改的好习惯，促使学生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我就要求学生每个人建立一个“错别字医院”， 就是把平时轻易写错的字收集起来，记录在专门的一本小册子里，要写出自己写错、用错的字错在何处，找到病因后再订正、组词、解释。如“旱”读hàn，“早”读zǎo，“旱”下边是“干”，“早”下边是“十”。旱，旱灾，陆地上缺水。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
重视书写的培养。
其实有很多字，孩子们都会写，但是由于书写的潦草，笔画不到位，笔画和字结构的变异，导致被判位错别字是非常可惜的，比如，”末“和”未“，笔画长短稍有变化就会出错。这样笔画长短变化后会变成另外一个字的情况外，如果是”王“这样的字，中间一横为短横，如果写长了，也会被判为错别字。所以书写一定要规范、整洁。这就需要从学生写字的执笔姿势、书写姿势抓起，在田字格中把字写规范，占准格。
总结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正确使用汉字，不仅能更好地表情达意，也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象征。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都深知识字是阅读和作文的基础，是培养小学生智能的重要途径。在小学学习阶段，错别字的出现呈现正态分布的态势，即随着年级的增高，识字量增大，错别字渐渐增多，中年级即三年级达到顶峰，到高年级又渐渐呈下降趋势。错别字可以说是小学语文学习中的“常见病”、“疑难病”，由于小学生感知不精确，辨析不准确。粗心大意等原因导致错别字频频出现，只有找准原因和孩子的易错点，对症下药，才能有避免错别字的出现。
关于避免错别字的出现，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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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揭秘：中国造第一颗原有多难？高能竟是用铁锅熬的
“这是存放原最小部件的‘匣’。”
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89岁的陶瑞滨指着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木匣子对记者说。
木匣子外方内圆，像个普通的笔筒。谁也想不到，中国第一颗原的中子源曾躺在里面。作为引起裂变反应的“”，中子源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对原至关重要。
1964年10月15日夜，中国第一颗原试验前夜，飞机、大炮、坦克等“效应物”早已在罗布泊准备好。一公里外，“”还在送来核心区的路上。茫茫戈壁，漆黑一片，两个手电筒发出微弱光亮，三个年轻人手挽手，搀成人墙，齐声说着“一、二，一、二”，同步前行。他们脚下是滑沙，要保证中子源安然无恙，每一步必须走稳。走在正中、紧紧抱着中子源的人，就是陶瑞滨。
中间玻璃盒内即为陶瑞滨带回来的“匣”
回忆起那晚，陶瑞滨站了起来，弯起双臂，两手捧成碗状，好像还拿着那个怕震、怕水、怕晒的“宝贝”。“夜行戈壁1000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陶瑞滨形容起那晚的天气，“乌云密布，不见星月”。
陶瑞滨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221厂工作33年后，从青海回到了上海，住在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陆续回来的，还有他80余名老同事。在街道，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党支部——“两弹一星”党支部。支部现有28名党员，陶瑞滨年纪最大，在221厂工作最久，最小的一位也已72岁。他们用了近20年，筹建起全国第一个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集了很多当年的老物件，陶瑞滨带回来的“匣”就是镇馆之宝。
金银滩，消失的地名
1964年初，上海市局徐汇分局陶瑞滨接到一纸调令，通知他去北京任职，可去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一概不知。临出发，他才被告知要去的是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3210米的草原。就连同事都纳闷，连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青海是遣送劳改犯的地方。
坐上西行的列车，穿过片片土坡和一路残雪，4月初，高原上野草还是干黄的，远山上银雪闪闪。随着海拔升高，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陶瑞滨头晕目眩，嘴唇发干发紫，流起了鼻血，下车后休整了几天才缓过来。
年轻时的陶瑞滨在徐汇分局前的留影
陶瑞滨有几十本笔记，记录了自己从前的工作生活经历，图为他在翻看回沪后重新整理的笔记
从左至右：陈福良、许震贵、陈栋标
在陶瑞滨之后，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陈福良、从中科大毕业的陈栋标、从合肥化工学校毕业的许震贵，也分别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些毕业生们都是第一志愿填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为核工业部）。“我们就是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根本没有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陈栋标回忆。
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曾有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在王洛宾那首浪漫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青海的草原令人神往。可从1958年开始，这首歌就和一部名为《金银滩》的电影一起被禁播，“海晏县”也在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金银滩”屡易其名，从 “国营综合机械厂”，先后改为“兰字839”“总字819”“221厂”。
许震贵印象中，厂区周围山头上的积雪一年四季都不融化，风沙很大，“风吹石头跑，眼睛睁不开”，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陶瑞滨说：“我们住帐篷，吃黑馍，喝河沟里的水，80℃水就烧开了，饭煮不熟，青稞馒头发黏，很难吃，副食是粉丝、土豆和大白菜‘三大样’，穿的是棉猴（长棉大衣）、皮帽和大头鞋‘三大件’，基地有时7月的积雪都有大腿深，年平均气温在零到-3℃，毛衣毛裤不能离身。”
30多年后经过解密，外界才知道“金银滩”这片草场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这是成了中国第一个研制基地。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和第一颗。
毒害物，是家常便饭
因为保密需要，批准这里对外叫“青海矿区”。当时，矿区很高，跟省会城市西宁平级，却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有关机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对外不能透露工作地点和性质，探亲出差不能买直达厂区所在车站的车票……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身边的同事在做什么。”许震贵现在还把“保守国家机密，慎之又慎”的警语记得清清楚楚。
刚到那里工作时，许震贵经常能见到一个“小老头”，他说话总是能切中要害，在他指导下，大家进行实验和设计的效率很高。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王淦昌，这位中国“核弹”化名“王京”28年，与彭恒武、郭永怀这些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带领着技术人员潜心攻关。
221厂里的每颗螺丝、每根电线，虽都是从全国工艺领先工厂定制的，可还要再经过苛刻的筛选。刚进厂时，陈栋标在一分厂103车间负责质量检验，他举例，为了挑出质量过关的玻璃二极管，需要依据“正向整流，反向耐压”检测。“测一个要2分钟以上，我坐在实验台前，用了两个多月，才从1万个样品里挑出300个。”
如今在青海221基地旧址，有“中国第一颗原”的纪念牌。（王倩 摄）
许震贵起初在二分厂生产部工作，当时原所用的是在“米哈耶洛夫锅”里熬制的，他对那种苦杏仁味记忆犹新，这是TNT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通风不好，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上”。为了赶任务，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就餐，但化学毒、物理毒却成了“家常便饭”。
高性能要在数千吨的压机中压制成形，随时都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这些密度很高的还要在机床上再用刀具加工成精度很高的产品。“真的是提着脑袋干活儿。”
吊装第一颗时，产品刚装配好，偏偏停了电，吊车突然悬住不动了，千钧一发之际，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冲了上去，有人死死抱住挂钩，有人在地面连忙围起盖，生死攸关时，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只想到要保护吊车上的大球。
“我们同事间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准备工作时，相互提个醒儿，把手表先退下来，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很值钱，如果出了事，还能给家人留下点贵重物品。”许震贵记得，切割的202车间原有30多人，短短几年，就有12人。
坐在一旁的陈福良静静听着，眯起了眼睛补充：“有个上海技校毕业的小伙子，才20岁出头……”
争，只为了那一刻
从苏联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样品和资料，并撤走专家、终止合同那一刻起，参与核试验的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用手抠，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国的‘争’”。
“每项装配流程都要一气呵成，所以我们没有上下班之说，累了就在弹旁休息一下，晚上厂房中、办公楼里都灯火通明。”许震贵回忆，每天21时，接送大家上下班的班车来了，司机在外面一直喇叭，也没人愿意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强行熄灯，大家才不得不离开。
“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大家团结奋斗，没有一个人叫苦，努力做到‘保质、保进度、保安全，一次成功’。”这些口号，陶瑞滨记得清清楚楚。
青海221基地旧址，这里是“上星站”，第一颗原就是从这里被运往新疆罗布泊的。（王清彬 摄）
1964年7月30日，陶瑞滨作为人员随着国家参试队伍离开草原，登上一级专列，直开新疆大河沿终点站。戈壁滩中午气温超过40℃，可夜间还要穿棉袄、盖棉被。他记得，那里没有新鲜蔬菜，“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北京带来了青辣椒慰问大家，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关怀”。
中国第一颗原试验采取的是塔爆方式。10月14日，原吊装上102米的高塔后，起爆线从塔上一直延伸到控制站，足有23公里，保护这长长的起爆线不出故障，就是陶瑞滨他们工作的重点。他记得：“有的地方岩石坚硬，起爆线埋不到地下去，就用沙土盖着，我们放不下心，就采取责任制，每人签字各负责一段，一天几次巡视，确保起爆线不出故障。”
因为完成了护送中子源的任务，陶瑞滨被人表扬：“上海来的小伙子不怕放射性嘛！”他回：“考虑危险和放射性，这工作就不能干了。”这个代号9502的原件放射性很微弱，但在往后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他身上还是留下了很多褪不掉的红色辐射斑点。
221基地旧址的爆轰实验场，1964年6月6日，这里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1：1全尺寸爆轰模拟冷实验。
1964年10月16日，关键的日子来了。在场的老人回忆，当天15时30分，沙漠中突然闪过强烈的电光，头顶滚过雷声般的巨响。“轰隆”声过后，指挥部的喇叭告诉大家“可以看了”，人群就欢呼着跑上山坡，远处地平线上火球跃起，慢慢地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变成了拔地而起的蘑菇云。云柱翻腾，人群雀跃，声出云霄。这颗以苏联撕毁协议时间为代号的“596”原爆炸，标志着我国成为了“有核”国家。
可离“核”最近的这些人并没有停歇，“原要有，也要快”，研制原的同时，方案早已开始探索。1967年首次试验，当弹体随降落伞从万米高空下落，在预定高度起爆后，陶瑞滨记得那真是“只有1000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当时，他执行完安全保障任务，正坐在离去的飞机上，那个瞬间，一道强光掠过，窗外成了一片雪白的海洋。
红柳情，朝霞晚霞一样多彩
1987年6月24日，、军委12个部门联合发文宣布221厂退役，上万名职工陆续离开。“国营221厂”和“青海省矿区办事处”这两块牌子从办公楼摘下后，在场的职工神情严肃。拍合影时，陈栋标心里有一分难于言表的滋味，这一走，再回来就不知何日了。
陶瑞滨最后一批离开，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核设施退役处理。为了将蓝天白云还给海北州，他们需要掩埋全厂的核废料，使用过的燃料、工作服、甚至连二分厂的墙皮也统统刮下来埋入填埋坑，周边修建排水群，底层和侧面用黏土夯实，足足填了25层。
从“两弹”诞生的地方回到诞生地，他们的党组织关系转入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当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被他们带了回来。2005年，他们成立了“两弹一星”党支部，被居民亲切地称为“蘑菇云”党支部。
为了讲好“两弹一星”故事，他们办起了教育基地，自发捐赠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证书和奖章。在街道的支持下，基地从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开始，现在已经成为100平方米展览室，老人们细心地排好班，轮流担任讲解，还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新的情景党课，来感染和教育参观者。他们还走进、机关、学校、企业做宣讲，听众超过15万余人次。
上钢新村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复旦读预科，后来直升化学系深造，我是靠着助学金和老师同学们的帮助才顺利完成学业的，所以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听到召唤，我没有犹豫，主动要求去青海工作……”支部陈福良讲到自身经历，有青年人问，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是怎么坚守几十年的？
这个问题所有老党员都被问到过，他们总会说出“一生情系两弹，死后魂归草原，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誓言，并表示：青春留在那里，不后悔；晚年奉献社会，更有劲。来参观的学生感叹：“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些活生生的老党员，并没有那么遥远和抽象。”
陶瑞滨觉得，年轻人专注的眼神和掌声，是对他们极大的鼓励。“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们有责任把‘两弹一星’精神传给年轻一代。”
当问起老人们，“你们眼中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
他们的答案很不“教科书”——核心技术是第一，必须原创，必须团队合作，必须甘于奉献；干群关系融洽是第二，主动担责、冲在最前，还要有服务精神，工作才能良性循环。
展馆里有一本名为《红柳》的书，这是老人们记载下来的当年经历。红柳是厂区外最常见的植物，陶瑞滨说：“红柳开花早，花期很长，开花时远看是一片绯色的云，沙漠和草地上有了红柳，就有了姿彩。”
根系发达的红柳，能从十几米深的地下吸取水分，就像他们的故事，也有长长的根，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给每个时代提供养分。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本文照片除说明外，均刘雪妍摄
来源：作者：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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