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与“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一种很务实的策略。图为山东即墨古城的一个古代衙门。（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古代大臣犯罪，都有一个好听点的说法。贪污不叫贪污，叫“簠簋不饰”，也就是吃了不该吃的；不叫，叫“帷薄不修”，也就是帐子里面睡错了人；无能不叫无能，叫“下官不职”，也就是本职工作没做到位
莎翁的名剧《李尔王》，讲李尔要根据爱他的程度，把国土分给自己三个女儿。这个做法，中国观众很容易觉得他是年老昏聩。但联系他“古代不列颠的国王”这个身份，李尔也有他不得不然的道理。
李尔的大女婿，是奥本尼公爵，至少在莎士比亚心中，这里就是苏格兰北部。李尔的二女婿，是康沃尔公爵，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康沃尔是指威尔士和西部边陲。这两个地方都很偏远，以英格兰为基本盘，控制起来非常困难。
根据剧中描写，李尔王年轻时极具王者风范，他是靠个人威望而不是制度保障统治着这辽阔的疆域。这也就意味着，李尔一旦老去，统一也就不可能维持了。所以，李尔趁着自己余威尚在，把国土作尽可能合理的分割，至少不能说是一招臭棋。至于后来事实上分得并不合理，这个锅反倒该由一句好话不肯说的小女儿来背。
同样的道理，西周为什么要实行封建制度，也就很好理解了。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看出，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这种策略，对天子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分出去的土地泼出去的水，天子从此就对之无法控制。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每一代天子都需要封建新的诸侯，天子手里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小的天子，是无法承担天下共主的重任的。
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就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
但假如有事后诸葛亮穿越到西周初，向天子陈明这个事实，对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大帝国就像一栋大房子，不是随便砌个墙就可以，怎么支撑这个结构，需要很多基础条件。
比如交通建设。有了便捷的水陆交通，和地方就可以保证随时沟通，一旦哪里发生了动乱，掌控的，更立刻可以抵达并控制局面。西周达不到这个标准，老子鼓吹过去很美好，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对西周情境的追忆。
比如公文。运转，是以文件为媒介的。所以社会上要有足够多的识字人口，还要有廉价便携的书写材料，这样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准确传达到地方。西周“学在官府”，文字普及率显然还不够高。
比如货币发行。这当然不是必要条件，但要有效掌控天下的经济命脉，到了大量使用货币的时代就会比较容易。而经济史家普遍认为，西周还根本没到货币经济的时代，当时的朋贝龟玉之类，最多具有一些类似货币的功能而已。
物质基础完全不具备，也就只能这样了。在这个简陋的物质基础上，自自然然也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了。在当时，争论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好是坏意义不大，它就是一种很务实的策略。
君主神圣，身为臣子理应为他奉献效死，这是忠君的内在动机；君权强横，遵从君主的意志可以得到奖励，反之则被严惩，这是忠君的外部动机。而心理学上有个规律，就是外在动机往往会削弱内在动机。
西周乃至春秋时代，国君对拥有自己的封地和的大夫，凭什么用刑呢？如果坚持要对某位大夫严肃处理，虽然成功一两次不难，却只会削弱贵族群体的忠诚度，总的看来还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下，国君还真是指望贵族的荣誉感、归属感现实一点。
汉朝贾谊曾给汉文帝上奏章，回顾古代的制度，说古代大臣犯罪，都要有一个好听点的说法。贪污不叫贪污，叫“簠簋不饰”，也就是吃了不该吃的；不叫，叫“帷薄不修”，也就是帐子里面睡错了人；无能不叫无能，叫“下官不职”，也就是本职工作没做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厉（砺）宠臣之节”。
通过这样长期的荣誉感培育，大臣即使有了该死的罪，天子也只需要对他说：“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我对你还是很合乎礼的。”然后他就会很有觉悟地回去自杀了。
这和李尔让女儿表白有多爱自己，算是一个套路。
不过贾谊跟汉文帝说这些，自然是很不合时宜。秦汉之后，帝王手中拥有的权力，已经远非古代可比，完全可以靠行政手段，来制约控制官员。至于你还有没有荣誉感，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韩熙载夜宴图》的迷与谜
来源:解放
《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因其画面具有超强的叙事性，及画面背后的历史传奇，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曾宣布将于今年展出《韩熙载夜宴图》，尽管由于原因，观众暂时还无缘欣赏真迹，但无数爱好者已为之雀跃不已。
复旦大学马凌教授对此画的探究，相信会给观众带来新的视角。
因“入谜”而更“入迷”
《韩熙载夜宴图》自问世以来，吸引了一大批画迷。究其原因，除了这幅画的工笔重彩、形色具臻外，恐怕还因为它留有诸多空白和谜团。
首先是关于此画的创作缘由。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南唐后主李煜出于担心或好奇，希望了解大臣韩熙载的夜宴细节。二是李煜对韩熙载的荒纵很恼火，于是派人画下夜宴的场景后再赐给韩熙载，“使其自愧”。
其次，这幅画的顺序是否被打乱？仔细看主人公韩熙载所穿的衣服，在画中的第一段里，他穿黑色衣服，正襟危坐。第二段里，穿家常黄色衣服，为舞姬擂鼓助兴。第三段，又穿上黑色衣服洗手。第四段，穿白色衣服，脱得袒胸露腹。最后一段，重新穿上黄色衣服。最怪的是，送客的他手里还拿着擂鼓用的一对鼓槌。因此，有人怀疑，这是一幅顺序被打乱的“接卷”。
此外，这幅作品究竟是不是五代时期顾闳中的真迹？如果是五代作品，为什么屏风上的花鸟山水是南宋风格？如果是写实之作，为什么画中的男女服装不属于同一朝代？假如它是南宋院中人笔，以其精工妍丽，也应是宫廷收藏或著录的对象，何以宫廷与画院没人提过片语只字？
多少年来，众多此画的爱好者因“入迷”而“入谜”，也因“入谜”而更加“入迷”。从1954年启功先生发表文章《谈〈韩熙载夜宴图〉》以来，徐邦达、谢稚柳、沈从文、薛永年、陈葆真、巫鸿等海内外大家，傅熹年、台静农等知名文人，李松、余辉、邵晓峰、张朋川等专业研究人员，发表了研究成果近200项。近20年来，为解谜而来的画迷们，新见迭出，亦颇可一观。
信息模糊的情报画
《韩熙载夜宴图》常被视为“情报画”。有学者认为，此画以“真实可信”为追求，信息量比艺术性更重要。甚至有人觉得，此画可以视为现实主义杰作，足以媲美同时代的西方画作。但是，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虽然此画的作者有着高超的写实功力，可是他似乎志不在此。
画面伊始，一张绚丽精美的床映入眼帘：高挂青色金花幔帐，下围白色淡花床帷，绘有山水小景的翡翠绿色围屏，镶有石绿牙子的席子，乱堆着一床红色洒金被子，还露出一柄琵琶，被子高高隆起。一幅画竟然以私密的卧床开卷，足够惊世骇俗。而离床不远处就是韩熙载和红衣宾客所在的榻。以今日的习惯看来，公共空间的厅堂与私密的卧室边界如此模糊，是否有些不妥？
其实，从中国古代的美学传统来看，床与榻的距离，不过是种“虚拟”，就像京剧中的四个龙套足以代表千军万马一样，《韩熙载夜宴图》里的床榻与屏风，在横斜之间暗示了墙的存在。屏风床榻将整幅作品分隔出五个场景，疏密有致，过渡自然，是高超的境界，也是中国画特有的风格。
《韩熙载夜宴图》共有两榻两床。在第三段中，韩熙载和四位仕女并坐在榻，就在他们身后不远，赫然是第二张床。红色洒金帐子，石青团花床帷，湖蓝色的被子隆起着，一只闲置的销金枕横卧在画屏前。床边还画着一柄立地大烛台，烧了一半的红烛点出“夜宴”主题。
大致可以猜测的是：两张床上、锦被当中，都有人，甚至不止一人。不能确定是因为：床前没有脱下的鞋。韩熙载本人脱过鞋，在“清吹”一段，他袒腹摇扇，盘坐禅椅，一双敞口麻鞋摆在脚踏上，明晃晃的。可是在床榻前，都没有鞋。
不妨大胆假设，如果不是画家嫌写实的鞋子纷然杂陈、破坏画面，就是因为世风保守，不便画出女子的绣鞋。还有一种可能：画家无意处理鞋子的问题。既然画家并非以照相式记录为追求，观者何必较真？床上到底有没有人，模棱两可，也恰是趣味所在。
这样“信息模糊”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画中出现人物共有46人次，而反复出现的、能通过相貌和衣着细节辨识的，只有韩熙载、红衣人、舞姬以及前两段里的三位官员。至于其他人物，总有一根式样不同的钗子、一截颜色不同的内衫、一撇多出来的胡子、一个少了的帛鱼，提示着“此非彼人”。
从某种意义上，作为“情报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不合格又合格的。不合格之处在于，它不以描绘人物关系和细节精确为追求；合格之处在于，它传达的确定信息是韩熙载的“清白”。他在所有场景中出现，身在绮罗群中，神情总是淡然的，眼梢眉角还有些闷闷不乐。
谜底还从题跋中寻
不少观众欣赏画作，都执着于解读画面本身。事实上，一幅画作的题跋暗藏着许多信息，是读懂一幅画的关键。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各种题跋，是被打乱年代顺序重新装裱的。最古老的是画前残存的21字：“熙载风流清……为天官侍郎，以……修为时论所诮……旨著此图。”最后几个字可能是“某地某某奉旨著此图”，此句包含画家的姓名信息，可惜难见全貌，也留给后世颇富争议的作者之谜。
有学者认为，题跋中的“风流清……”大概是“风流清旷”；“……修”则可能是“帷薄不修”。“帷薄”指古时用来分隔内外的帐帘，“帷薄不修”则指家中男女杂处。
历史上第一次关于韩熙载的记载，是北宋野史《钓矶立谈》。韩熙载的好友史虚白为他辩护，说他蓄养艺伎，本是为了娱乐宾客，以招募天下英才。后来，环境恶劣，其虽有宰相之才而不得其位，方才“弥事荒宴”。
第一次直接用“帷薄不修”一词的是《五代史补》，在其作者陶岳看来，韩熙载真是荒淫无耻，李煜找人画图指出他的过错，他却安然处之。
此后，欧阳修《新五代史》和马令《南唐书》尽量对此淡而化之，他们解释说李煜原本预备任命韩熙载为宰相，奈何韩熙载姬妾众多、难以管束，只好作罢。
替韩熙载辩护最有力的是陆游，他视韩熙载为“风流之冠”，说他蓄伎“自污”，是因为不肯做宰相，以保晚节。毕竟南唐已是风雨飘摇，韩熙载不愿做亡国之相。从此以后，文人原谅了文人，韩熙载“自污避相”，上承魏晋风度，下通禅宗色空，代表了士大夫的另类理想，哪怕帷薄不修，名士风流，无伤大雅。
1079年，苏东坡的副官、湖州通判祖无颇写下了《韩熙载夜宴图题跋》，包含如下细节：“其卷首即门公生朱铣紫薇、郎粲状元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并其妹按胡琴，又公自击鼓，妓王屋山舞六幺”。当时有多个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流传，祖无颇看过的那幅和我们今日所见的人物和场景最为近似。可惜的是，故宫本的装裱中并没有这段文字。
在《韩熙载夜宴图》的拖尾部分，有一段楷书抄录的跋文，内容是韩熙载小传，大约是元人所作。多个版本的故事，在此被捏合到一起，包括“自污避相”“后主每伺其家宴，命画工顾闳中辈丹青以进”等重要内容。它不仅照录祖无颇提到的卷首诸人，还把两位韩熙载密友加了进来，分别是太常博士陈致雍和门生舒雅。
《韩熙载夜宴图》的资深画迷之一是乾隆皇帝，他读了拖尾的这段跋语后并不轻信，又找来陆游、欧阳修两种《新五代史》，参校之后慨叹：“记载之不可尽信如此。”乾隆在画中石绿屏风上钤盖“古稀天子”“太上皇帝”的大印。他对此图的最终评价是“绘事特精妙，故收之秘笈甲观中，以备鉴戒”。
我同意乾隆皇帝的观点，归根结底，“绘事特精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韩熙载夜宴图》成于哪个朝代，它的艺术性都决定了它的经典地位。与其说它是“情报画”，不如说它是画家的炫技之作：那15幅屏风，山水、花鸟，无一不精。作者用了太多笔墨刻画琵琶上的装饰、被子上的锦纹、鼓架上的细枨，还有那么多华丽的仕女衣裙，上面的纹样细如发丝，也是痴绝。（马凌）
欧阳修的“艳词”是写给外甥女的吗？搞臭一个人原来这么容易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张明扬
北宋庆历五年（1045）秋，三十九岁的欧阳修在惊讶中得知，自己竟卷入了一起通奸案。
被指通奸的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和男仆在旅途中暗生情愫直至私通。东窗事发后，被夫家扭送到了开封府。
张氏的婚姻也是欧阳修一手安排的。张氏是欧阳修胞妹的继女，由于和欧阳家族没有血缘关系，欧阳修待张氏成年后，便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
谁料这桩“亲上加亲”的婚姻竟出了这样的丑闻。
本来这也就是一桩家族丑闻，但更让欧阳修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成为了丑闻的男主角。
张氏在刑讯逼供之下，各种慌不择言，供词中竟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未嫁之时与舅舅有染，所谓“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肖像（图/网络）
根据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的梳理，宋代文献对张氏的爆料有两个解释：一说是“张惧罪，且图自解免”，也就是张氏为了脱罪，故意把舅舅牵扯进来，把水搅浑；
一说是张氏遭到了官府的诱供，有一种说法是，开封府尹杨日严因被欧阳修弹劾过而怀恨在心，指使牢狱吏教唆张氏，以达成栽赃欧阳修之目的。
光一个开封府本来也掀不起大风浪。但欧阳修在朝廷中枢的政敌们听说后如获至宝，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说他图谋侵占外甥女嫁妆，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
最能彰显钱明逸捕风捉影能力的是，他找出了欧阳修的一首词：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
钱明逸断定，欧阳修这首“艳词”就是写给外甥女的。但在后世看来，这首诗不仅很可能不是欧阳修写给外甥女的，更有可能干脆是托名的伪作，但退一万步说，即使这首诗是欧阳修动了“绮念”所作，引申到“有染”又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如此一层层的小概率引申，正是典型的深文周纳。
钱明逸的弹劾令朝野一时哗然，毕竟，欧阳修的形象此前是如此的方正严肃，而“真面目”竟是如此的不堪与下流，连乱伦这种事都做得出。
闻讯后，宋仁宗震怒，遣重臣苏安世严审欧阳修，还派了一名亲信宦官王昭明为监勘官。按照宋人笔记的说法，曾与欧阳修有过节的王昭明是宰相贾昌朝刻意安排的，指望王昭公报私仇，从而借刀。
经过反复勘问，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案并无实据。但苏安世在宰相的压力下，本有意强行给欧阳修定罪，关键时刻，还是那位宦官不计前嫌，顶住了压力，判定欧阳修通奸乱伦一说查无实据。
但或许确有其事，或许是作为一个“妥协”，欧阳修侵占外甥女嫁妆一事被定罪。
尘埃落定，朝廷宣布了对欧阳修的处分结果：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斥为滁州知州。
▲影视剧《清平乐》中的欧阳修（图/网络）
欧阳修被贬这一年，也就是1045年，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折戟之年，在欧阳修之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旗手在这一年纷纷被逐出朝廷中枢。
作为新政的重要参与者，欧阳修是最后一个被贬斥的，由此，乱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地带有了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标志性意义。
欧阳修可能早已做好了被贬斥的心理准备，自陈“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但他只是万万没想到，迫害竟是以这样一种从私德下手毁人清誉的龌龊方式展开。
在王水照先生和学生崔铭合著的《欧阳修传》中，这部分的章节名是，“一场迫害在意料之中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了”。
在文学史上，欧阳修乱伦的最大影响是，成就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正是在滁州，“环滁皆山”间，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治平四年（1067）正月八日，在位五年的宋英宗驾崩。同日，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没多久，一个叫蒋之奇的新任御史向新皇帝弹劾六十一岁的欧阳修，理由是“帷薄不修”。
什么叫“帷薄不修”，说白了，还是乱伦。欧阳修被指控和大儿媳妇私通。蒋之奇声称，朝廷必须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
蒋之奇不仅不是欧阳修的政敌，还算是欧阳修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他为何会与欧阳修反目成仇，主要原因是他发现欧阳修在朝廷内四面受敌，连带他自己都被欧阳修政敌所仇视，因此他想以弹劾作为投名状，和欧阳修划清界线以自保。
相比22年前的那次乱伦案，这次的长媳乱伦谣言更为恶毒，不仅是污名化，更是禽兽化欧阳修。如欧阳修所说，这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
但是，这次乱伦也更为离谱，上次好歹还是个真实的案子，这次干脆就是风闻言事。
面对如此严重的弹劾，宋神宗郑重其事地问蒋之奇证据何在，谁料蒋之奇的回答竟然是：没有实据，听说的。
查到最后，谣言的最初始传播者竟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在新皇的大赦天下中，戴罪的薛宗孺本有机会脱罪，但欧阳修却公事公办，没给小舅子这个机会。薛宗孺传播了“扒灰”的谣言作为报复，由此又一次被欧阳修的政敌所利用。
这样子虚乌有的弹劾到最后自然找不到任何证据，很快给欧阳修洗刷了清白。
但是，谣言，特别是私德类谣言的最大杀伤力正在于，你即使在法律上洗刷了一切罪名，名声还是无可挽回地受损了，有恶意的舆论会天然认为“没有查到证据，不代表真的没有”。
对此，数度被诬的欧阳修显然了然于胸。因此，当宋神宗派内使前往欧阳修府上，赐手诏劝杜门在家的他重回中枢供职。
“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欧阳修的答复是去意已决，“臣恐冤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
欧阳修不仅是心灰意冷，更是心有余悸，唯恐自己再在中枢呆下去，将遭受新一轮的恶毒攻击，以之前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简直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只是理想主义式的臆想，欧阳修很可能真的是怕了，唯恐再被罗织出新的罪名。
毕竟，在宋代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时代语境中，对一名文人最严重的打击，可能就是在私德上被污名化了。其后果可能类似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词：社死。
▲欧阳修书信真迹（图/网络）
王水照先生和崔铭在《欧阳修传》中写到：“争论‘事之有无’或许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最值得反省的是党派之争、政见之争中所应该遵守的原则与规范。
以捕风捉影的方式对一个人的私生活进行攻击，是斗争中最恶劣、最卑劣手段。”
一代文宗如欧阳修，都逃不掉私德流言的包围侵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偶然赢得一些小名声的所谓名人，遇见似是而非的流言时，又怎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呢？
人非圣贤，谁又经得起深文周纳的放大镜检视呢？欧阳修在受谤之后尚有滁州醉翁亭和颖州西湖退守，其他人呢？
“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 （欧阳修《憎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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