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重文轻武：为何前者的禁军能打而后者的禁军形同虚设？
看宋朝和明朝的军事历史时，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同样重文轻武的两个朝代，作为皇帝直属的禁军差距巨大？在史书中，常常能看到禁军们四处奔走，迎战各种对手。而在明朝的战事中，禁军经常自动隐身，大部分都只是各军镇自己在行动。
这种差异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宋朝的禁军建设会比明朝好那么多呢？
宋朝的禁军从一开始就有很多明朝时没有的职能
虽然宋朝和明朝的皇帝直属都叫做禁军，但实际上两者在实际安排中有巨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宋朝和明朝的禁军，只是顶着类似名字的两个不同概念。
宋朝禁军的起源，可以从唐朝中后期算起。当时的皇帝们为防止安史之乱的悲剧重演，开始扩编原本规模不大的禁军，以便需要时可以对抗地方藩镇。赫赫有名的神策军，就是这样一支禁卫军。他们直接由财政供养，接受代表太监的，对抗外族和暴民的同时，也同样威慑着地方上的强藩。
禁军扩大化的传统从唐朝后期开始
这种模式随着唐朝覆灭，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在五代，这个武夫当国的特殊时期，皇帝们个个都是会打仗的马背天子。禁军以往由太监统领的传统，在这个阶段被彻底打破。禁军要么由皇帝的心腹统领，要么就是皇帝亲自掌管。五代各国的统治范围往往不大，所以和地方的差距不会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代的禁军经常出没在最前线，战斗力也是非常强大的。越是晚期的五代皇帝，就越喜欢将地方的优秀兵源并入禁军，最终形成了宋朝的禁军班底。
宋朝继续了晚唐和五代的扩编禁军策略
宋朝建立后，继续加强和扩编皇帝的禁军。但自从宋太宗在高粱河战役中被契丹人开发了菊花，皇帝就很少有机会再亲上战场。五代留下的皇帝亲临一线指挥传统，就此断绝。但伴随疆域的扩大，不断扩编出来的禁军也日益壮大。这就让宋朝的禁军在实际上，扮演着野战机动的使命。
为了管理的各地禁军的，赵家人想出了著名的“更戍法”。所有的禁军要按时轮换驻地，期限是1-3年。这样既保证所有的禁军都在前线待过，或至少能进行一些野战拉练，又防止地方武将像唐朝的太监那样把禁军私有化。所以，一直到王安石改革之前，宋代禁军还能够和敌人在战场上对垒。
王安石变法前 大部分宋朝禁军还有一定战斗力
当然，王安石变法后，“更戍法”制度也就被破坏掉了。禁军开始从野战军，转变为驻扎在各地的军。那些驻防首都汴梁的幸运儿，再也不用饱尝定期换防之苦。代价则是战斗力一落千丈。而即便是黄河以北防御辽国的禁军，也因为长期无战事而消极怠工。只有西北边区的那些禁军，因为需要定期和西夏人作战，保持了原有的水准。
这些开始分化发展的禁军，在后来的靖康之变中都接收了巨大考验。最厉害的西北禁军，一度与金军和前辽国汉军们打成对峙状态。黄河以北的禁军就只能望风披靡，不少人甚至主动投靠女真人，带着后者南下。至于首都汴梁的那些废物，就只能以城墙作为自己的唯一掩护，等待各地勤王军来救自己了。当开封外城被金兵攻破，他们也不是逃到内城继续抵抗，索性在混乱中开始放火。
开封禁军的战斗力在靖康之变中暴露无遗
最后说下明朝的禁军，他们在规模上就同宋朝的禁军不在一个层面。结果，明朝人自己都太好意思直接用禁军来称呼皇帝的直属，转而称之为京营。他们在不同时代，都会得到皇帝的特别照顾，进行加强整编。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只存在于花名册中，并被歌功颂德的史官捕捉到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瞬间。
明朝的禁军尽管衣着光鲜亮丽 其实却没有多少实际战斗力
由于他们的供养和训练方式，非常类似王安石变法之后留在汴梁的宋朝禁军，战斗力自然是好看不到哪里去。加上明朝在对待士兵的态度上，比之前的宋朝更为恶劣。迫使很多禁军成员也成了逃兵或兼职。后来，明朝皇帝索性跳开他们，准备花钱组建新的国家雇佣军。结果，还是迅速成为了第二种明朝禁军。而老的禁军虽然费钱，却反而显得更为持久可靠了。
从土木堡后开始 明朝皇帝和官员就总是徒劳的建立新禁军
以上这些因素，就是宋朝和明朝禁军差距的原因。虽然同样重文轻武，但宋朝的禁军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更多职能，自然也就具备更强一些的能力。而明朝禁军，则只能是皇城脚下的一块脓疮了。（完）
古代惩治女性的4种侮辱刑：不流血不脱衣，但受刑者却常羞愧自尽
五刑以隋朝为界限，隋朝以前主要是墨、劓、剕、宫、大辟，其中前四种属于肉刑，而大辟则属于生命刑（死刑）；而在隋朝之后，五刑改为了笞、杖、徒、流、死，在生命刑和肉刑之外增加了徒刑。
不过，五刑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并不适用于女性。这是因为受封建道德的影响，历朝历代对女性犯罪都采取最大限度的保护。比如明朝就规定：“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
即便是那些犯了重罪必须处死的女囚，也规定了“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可谓是最大限度的保护了隐私。而那些被判处徒刑和流刑的女性，其实并不会真正执行。以唐朝为例，对处以徒刑的女性，或者送入少府监从事缝作，或者在仓库及公廨当杂役。而流刑者，则也会以轻体力劳动代替。
但是由此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对女性犯罪处置太轻，无异于纵容了女子犯罪。比如宋朝就出现了大量“牙婆”之类的职业女罪犯。
所以，在不违背封建礼教的情况下，宋朝在唐朝法律的基础上增加了针对女性的4种侮辱刑。这4种刑罚既不涉及脱衣侮辱，更不会流血疼痛，但却依然让女囚们十分忌惮，甚至常常出现受刑后自尽的情况。
1、令众
令众又叫“枷号示众”，即将女囚戴上枷锁，押送至公开场合，以供众人观览。令众是4大侮辱刑中最轻的一种，但在公开场合让众人围观，对于女囚的心理震慑作用依然是十分明显的。
2、责令出家
在唐朝，皇帝驾崩后对无子的妃嫔的处理，往往是送入佛寺出家，这原本是一种处置宫妃的柔性方式，但后来却发展成为对女性的侮辱刑罚。
这是因为唐朝以后，儒家文化认为出家人不尽孝、不拜父母与孝道和礼教相违背，所以，出家人被归入了贱籍。责令犯罪的女性出家，其实就是降低其身份的一种处罚。在名分和生命更重要的古代观念中，责令出家显然要比示众还要严重。
3、射充军妻
“射充军妻”的意思是把女子强行嫁给士卒，在现代看来做一名军嫂无疑是十分光荣的，为什么在古代会被当做侮辱刑呢？这是因为隋唐以后重文轻武，士兵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士兵来源本身就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男囚，把犯罪女囚当做商品配给行军打仗的大头兵，既剥夺了父母的婚姻主导权，同时也让女性丧失了身份和尊严。
4、没为官妓
官妓又叫营妓，也属于贱籍。但是别想歪，这个跟“娼”是有本质区别的，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公开场合的公务接待，正所谓“卖艺不卖身”，但这种刑罚综合了示众的难堪、射充军妻的低贱，加上官妓穿着衣服的颜色和打扮都跟普通女子不同，所以侮辱的性质非常明显。
在讲究礼教的封建社会，抛头露面的“侍官”是为人所不齿的。这4种侮辱刑虽然不痛不流血，更没有脱衣受刑这种公开羞耻，但对于女囚来说，心理的震慑和家人的抬不起头，依然比失去生命更让人畏惧。所以，古代女子受过侮辱刑之后常常没脸见人而羞愧自尽。
宋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厉害？文官以立武功为耻
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最令知识分子怀念的朝代：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温和的，还有文人地位的空前尊崇。连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也不禁感叹：如果有可能，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然而，这种令人神往的局面，却是以“文”和“武”的严重失衡为代价的。宋太祖以武将身份，通过“黄袍加身”得了天下，自然要对武将严加防范。怎么防呢？杯酒释兵权虽然高明，但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办法是树立一种“重文轻武”的价值观，让更多的人自觉放下刀把子，握起笔杆子。
宋太祖
虽说科举制自隋朝就已诞生，但达到第一个高峰却是在宋朝（第二个是明清）。即便是唐代，通过科举而做到高官的人依然寥寥无几，更多的还是靠门第和军功。而到了宋代，科举却成了人们入仕的唯一“正途”。宋朝皇帝不断扩大科举的录取名额，还亲自写诗“引诱”人们读书求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宋代的读书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不再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也不再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在他们眼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心只向往通过读书和科举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代科场图
这种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反映到制度上，就是文官地位的空前尊崇和武将地位的急剧下降。宋朝各个部门一把手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官，武将被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将没什么发言权。在宋代官僚体系中，文官升迁很容易，武官升迁却非常缓慢，要比文官多出五六个台阶。武将见了文官，总感觉低人一等，甚至连曹彬这样的名将，每次在路上迎面碰见文官的车马，都会“引车避之”，主动躲进路边的小巷。
宋代文官（剧照）
于是，在宋朝，武将们不管立了多大武功，也难有文臣那样的光彩。正如时人所言，即便是率军收复幽云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的荣耀。（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朝的民间也流行着这样的俗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即便是科场失意，也很少有人弃文从武，而宁愿把时光花费在写诗填词上，把自己的“文章”视为最大的骄傲。
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一直贯穿两宋始终，即便是面临亡国威胁时也未能彻底转变。
南宋初年，有位状元出身的官员叫王佐，在湖南做知府时平定了当地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受到朝廷嘉奖。他的好友辛弃疾专门写了一首《满江红》向他祝贺：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业到云霄、浯溪石。
这首词把王佐比作平定孟获叛乱的诸葛亮，称赞王佐功劳卓著，必定因此青云直上，留名千古。
辛弃疾
这里要说明一下，此时的辛弃疾虽然在南宋做官，但他自幼生活在被金人占领的北方，后来才领着军投奔南宋。所以他身上保留着浓厚的尚武精神，一心渴望收复中原，立功疆场。王佐的军功，在他看来自然是值得狠狠夸赞一番的。
然而王佐却不这么看。他把这首词读了几遍，竟越读越生气：辛弃疾你什么意思啊？
“三万卷，龙头客”，说王佐饱读诗书，中了状元，做了“龙头客”，这当然没问题。可接着笔锋一转：“浑未得，文章力。”说王佐此次受到朝廷嘉奖，高升在即，却不是因为“文章”多好，而是出于平叛的军功。这就让王佐有些不爽了：身为状元，最看重的当然是“文章”，一次临危受命的“武功”又算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两句更是气人：“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是说以后自己加官进爵，佩上“斗大”的金印，都是因为这次立的武功喽？ 还什么“浑未得，文章力”，这不是把自己和那些不懂“文章”的武夫相提并论了吗？
不过生气归生气，王佐最后还是原谅了辛弃疾。毕竟他知道辛弃疾不是有意“嘲讽”他，只是出于价值观的不同罢了。后来王佐果然平步青云，一路做到户部尚书的高位。至于他心中作何感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宋人的重文轻武有多严重。而两宋的灭亡，与重文轻武所导致的战斗力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便经济再繁荣、文治再兴盛，没有强大的武力，也挽救不了亡国的命运。
这样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资料：《宋史》《稼轩长短句》《燕翼诒谋录》《儒林公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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