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自杀森林：每年数百人上吊自杀，有人专门去捡尸体
在日本富士山脚下，有一片很安静很美的树海，名叫青木原。
这片已经存活半个多世纪的森林，因为地形复杂，富含矿物质土壤，孕育出了许多传言：
比如指南针在此会失灵、飞机无法途经此地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它是日本最著名的自杀胜地，被称为“自杀森林”。
青木原树海
据日本统计，每年约有200多人来到青木原，选择自杀结束生命。
因为这里树木茂密、人迹罕至，有旺盛的植被和崎岖的地形，误入青木原的人，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所以这片树海总是给人一种危险感。
真正让它冠上“自杀森林”的契机，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写了一本小说叫《波之塔》，书里讲述了一个检察官与人妻之间的不伦恋，最后女主角就是消失在青木原树海并走向了死亡。
小说《波之塔》
之后这本小说被改编成各种版本的影视剧，就连被中国读者熟知的东野圭吾在《虚无的十字架》中，都有对书中角色奔赴青木原树海自杀的描述。
“名声在外”的青木原树海，逐渐成为日本的自杀胜地，备受自杀者们的青睐。
1993年，鹤见济写出的《完全自杀手册》，更是将这片树海评为最适合自杀的地点。
青木原树海有数不尽的遗失物：游戏机、残疾人拐杖、玩具熊、应援的偶像包、各种钥匙和存折，在陡峭的山坡上，还能看到一些被抛弃的车。
这些原本带着希望的物品，背后都是主人的悲伤故事。
一封未命名的遗书写到：“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生活从未有好事发生过，就请让我呆在这吧。”
青木原遗书
当然，更加随处可见的，还是各种绳索，挂在光秃秃的树根上，它的唯一作用，就是上吊。
为了防止更多人丧生在这片森林，日本署布置了很多告示牌，最近甚至有人在这片自杀森林里，看到了红白相间的飞机杯。
这些飞机杯被套在密封袋中，里面放有充满劝诱的标语：
比如“在东京红灯区还有比这更舒服的喔！”
还有既然“去”了，就别“去”！
自杀胜地遍布飞机杯，在外人看来，或许十分猎奇无厘头，但就像日本网友评论的那样：
或许切换到贤者模式，可能就不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吧，毕竟“性”就是“生命”啊！
森林中的飞机杯
因为青木原树海自数实在太多，很多人不远千里来这里寻死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自己的遗体被发现。
日本直接产生了一种职业，叫“捡鲔鱼”。
“鲔鱼”并不是指真正的鱼类，而是自杀者的尸体。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清理现场，捡拾尸体。
这也算是一种令人悲伤的职业了。
但作为自杀率全球TOP 10的国家，日本的自杀圣地可不只有一个青木原。
捡鲔鱼
自杀圣地
东寻坊是日本福井县的一个海崖，受到电视剧的影响，东寻坊跳崖自杀的案件屡见不鲜。
最多的是2008年，有25人在此处跳崖。
东寻坊旁边有一个电话亭，被称作“生命的电话”（いのちの電話）。
亭子里可以找到生命热线号码，专门给轻生者拨通电话的机会，从而阻止他们自杀。
除此之外，一个位于东京与成田机场之间的新小岩车站，也被称为自杀圣地。
仅一个月内，就有4人跳轨。
生命的电话
这些自杀圣地本身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经过传播，就会变得极为神秘。
比如上期提到的青木原树海，经过小说包装后的绝望美学，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地去到那里。
1933年，一位漂亮的日本女性，在伊豆大岛跳火山自杀，媒体报道用了类似“女性神秘而美丽地死亡”的词藻。
之后的一年，有近千人企图在伊豆大岛自杀。
从那时开始，日本媒体开始用计数的方式进行报道，好像是在期待下一个自杀的出现。
伊豆大岛自杀
自杀最“光荣”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自杀大国。
据日本厅统计，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间，日本每年自数平均有22000人。
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一下增至32863人，首次越过3万关。
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日本成为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
想要挖掘自杀大国背后的源由，就不得不关注日本人自杀的历史文化因素。
在日本人看来，自杀是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捐献生命的时候，能体验一种慷慨凄凉和道德升华的满足。
要小挖说，这不就是一种病态的自我感动吗？
所以日本自杀现象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叫引咎自杀。
每当出现或社会丑闻和渎职时，就必须有人自杀。
引咎自杀体现在社会上，就是企业经理自杀现象剧增。
1998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自杀的企业经理达713人。
对于原因，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把忠孝、任务和行为准则看的太重视了。
谁要是背离了这些义理准则，那就是耻辱的，需要自杀来清洗污名，恢复名誉。
如果把我们崇尚的“劳动最光荣”放在日本人身上，就得是自杀最光荣了。
这种极端的民族价值观，体现在武士道上，就又变成了日本人的死亡观念。
温泉旅馆老板道歉后自杀
死亡之道
日本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中，有一句名言：“武士道即通向死亡之道”。
武士哲学被定义为死亡的哲学，自杀，就是武士的义务。
谁要不三天两头搞个切腹自尽，都愧对武士的名号。
现在武士道虽然衰落了，但武士道的死亡哲学已经深入日本人的灵魂，成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二战后期，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洗脑下，出现了大规模的自杀性。
比如日军神风特攻队的“肉弹”，十七八岁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载满的飞机，自杀式的撞向美国人的军舰，誓要和美军共存亡。
把死亡规训成精神的胜利，算是一代代日本人对自己先人所谓悲壮结局的记忆，模糊成了自身迷乱和不可抗拒的行为源泉。
在社会压抑和民族荣誉的双重加持下，日本人对自杀有着近乎迷信的崇拜。
在死亡中绽放美，是日本自杀的审美意识。
日本武士道
毁灭之美
从审美角度看待自杀，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学观。
日本文学也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学观念，比如“物哀之美”、“虚无之美”、“毁灭之美”。
和中国大气厚重的“天人合一”不同，日本的“物哀”，总是有种人生苦短，悲喜皆淡然的意味。
这跟日本人眼里的樱花相同，他们觉得樱花的美，是一夜之间迅速凋零散尽的壮烈，就像战死或自杀的武士。
“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句格言就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
在这种审美价值取向中，不少杰出的日本文学家，例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等人都以自杀结束生命。
你可以说这是他们对毁灭之美的追寻，也可以说是日本人骨子里的国民意识。
川端康成
集体式自杀
前面提到了日本人对自杀现象的模仿，看到有漂亮女性自杀，就有近千人跟着去死，这不是他们没脑子，而是日本国民有很强的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
《教育敕语》中，“亿兆一心，世世济其美，此乃吾国体之精华”，是日本官方的道德规范。
受限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人从古至今都离不开依附他国的命运。
他们有着强烈的集团归宿意识，如果只是一个个体，就会谨小慎微，一旦形成集团就能胆大妄为。
集团意识和依赖心理，造成日本人自杀现象具备了传染性和集体性的特征。
依赖心理使人更容易屈从于榜样的威力，集体性自杀中，尽管有个别人不愿意，但在集团意识的要求下也得被迫自杀。
这就衍生出一个极端的自杀现象：“无理心中”，它的意思是全家自杀。
在以上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伊豆大岛女性自杀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被称作“自杀森林”的青木原树海，也算是日本人被困在民族认同中，逃离痛苦的一处出口。
在这片“完美的死亡之地”中，你能看到通往树林深处的路上，布满了绝望的遗物。
但猎奇的飞机杯和鲜艳的花束，也已经成为青木原树海的一部分，它们不是由轻生者带来的，而是死者的亲属所置。
你以为你是孤独地死去，但其实并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独的。
就让审美永远停留在审美的层次，我们的生活不该就此终止。
日本社会“切腹自杀”传统是如何演变的？
日本“切腹”文化沿革：“切腹”等同引咎自杀？
日本史册中可见的第一例“切腹”发生在一条天皇一朝的永元二年（988年），大盗藤原保辅在将被捕获之际，以刀剖腹，企图自杀。在这个时期，“切腹”不仅不常见，更非武士所独有的行为。
在进入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之后，随着武士之间的战斗频仍，“切腹”的历史记载也随之多了起来。不过，早期的武士往往在穷途末路之时，为了免于死于对手刀下，才会选择自杀。
因为“切腹”自杀的死法既不干脆，又很痛苦，所以镰仓时代紧随其后和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的武士们一般采取的是刺心和自刎的自杀方法。而以“切腹”的方式来了结自己生命的做法，往往带有强烈表达个人意志的含义。
比如在嘉吉之乱（1441年）当中，了足利义教的赤松满祐的部将中村单证，在城池即将被幕府的讨伐大军攻陷之时，用最为痛苦的“十文字法”切腹，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后世武士所效法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这段经典的武士时代，“切腹”乃是失败者显示光荣与志气的方法，而绝无承责引咎之意。
进入战国时代（1467年—1600年）之后，“切腹”的含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自发的武士个人行为演变成为了主君对臣下的强制性惩罚手段。
文禄四年（1594年），统一日本的枭雄丰臣秀吉勒令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切腹一事，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为秀次因为过错而引咎自杀，实际上完全是秀吉为了清洗外甥而采取的强迫手段。
到了大家最为熟悉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随着武士阶层的礼法制度的日益成熟与完备，切腹的流程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仪式感，例如，事主在切腹之前需要向幕府提交申请书，切腹前的几天必须斋戒净身，切腹的当天需要准备合乎礼仪的装束和短刀，切腹所使用的方法，为了减轻事主痛苦而安排的“介错者”（负责斩首）以及验尸的做法等等，每个环节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这样的一种特点，令本尼迪克特和奥斯特林格等学者将切腹自杀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审美以及禅宗的修行方法联系在了一起，并进行了深度的阐发。
不过，从江户时代切腹的本质而言，尽管不乏有若干忠臣谏争的事例，但绝大而多数事例是幕府政权对武士阶层所特设的死刑。在江户时代因为办事不力或而被幕府判决切腹的例子为数甚多。
德川幕府对办事不力的臣下法不容情的严峻态度，确实强化了普通日本人对于“切腹”是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的行为的映像。但把本是被强制执行的刑罚“切腹”描述成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自杀”的自发行为，无疑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道德包装的结果。
江户时代的官学——朱子学，重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的体统。由此，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注重的忠孝节义的观念超过了佛教，被日本的朱子学说发展为普通庶民也应当遵守的封建道德。而武士在被问罪之前引咎担责“切腹”自杀，正是作为武士阶级“忠孝节义”的具象化观念被向日本的普通民众灌输，从而形成了日本民间和早期外来观察者眼中关于日本武士引咎切腹自杀的固定映像。
但，这个江户时代才形成的观念，到了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四民平等政策施行之后，就逐渐被日本从欧洲学习推广的的近代国民观念所取代。二战之后，日本社会从观念到教育又经历了一次大推进，时至今日，现代国家和国民观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思想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统治的封建早已没有土壤。
只是，在对官僚的期待和社会评价标准上，廉洁有能的江户时代的“好代官”的形象，深植于日本民众对昭和时代官僚的集体想象和期许当中，因此才有日本民间对于失职官僚和丑闻企业家“江户时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来承担责任，今天的政客理应效法”的责难。
这就正如时至今日，“包青天”的形象依旧是海内外华人社会对于官员的期许和愿望，但恐怕没有哪个国人会真正用包拯生活的宋代的思维观念去过今天的生活。
引咎自杀：现代日本对传统“切腹”的解构与西方曲解
正是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中，人员仅仅是替国民服务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概念己是牢不可破。对于
自杀，多数日本国民的感受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努力工作的人去世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咎自杀的是在一个远离当代日本社会的特定古代社会环境中产生和存在的，但为何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日本之外的观察者仍然愿意使用它作为解释工具呢？
原因出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的学者们急需理论范式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于是，他们“走捷径”又一次找出自己的老前辈们所创作的诸如“武士的克己奉公与日本人的耻文化”等图腾化的符号来解释日本经济的惊人崛起，然而这样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时空的误会和对日本历史与社会的误读。
号称最凶天象的“荧惑守心”是什么意思？汉代丞相为何因它而死？
“荧惑守心”是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是帝王驾崩的恶兆。西汉成帝时期，一次虚假的“荧惑守心”却让当朝丞相引咎自杀，来代替天子接受天谴。虚假的“荧惑守心”天象的背后则是一次朝廷上层的斗争，一次利用星象来谋取利益的阴谋。
一、何为“荧惑守心”“荧惑守心”是中国古代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指的是荧惑在心宿发生运行方向的改变，其运行方向或由顺行转为逆行，或由顺行转为逆行，并且停留在心宿一段时间的现象。
荧惑守心
荧惑本意有“眩惑”的意思，《周书">逸周书》记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而荧惑在中国古代的星相学中，被用作火星的代称。荧惑的出现，多与悖乱，残贼、疾、丧、饥、兵等凶相联系，《史记》记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国绝祀。”在汉代星占学中，术家认为荧惑还与帝王的天命密切相关，《史记》记载：“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二星宿
心宿是二星宿之一，属于东方苍龙七宿，共有三颗星。按现在的星座来说，心宿主要是在天蝎座天区，也有少部分在豺狼座。星占家称其中的大星为大火星，代表天王，即为天子；前后两颗星分别代表太子与庶子，《史记》记载：“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属。”心宿在星占学中不仅代表天子的明堂所在，并且和荧惑关系密切，被称为“荧惑庙”，《史记》记载：“心为明堂，荧惑庙也。”
“荧惑守心”这一现象被星占家称为可以直接影响天子命运和统治的大凶之兆，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记载：“（火）与心星遇，则缟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为死亡。”“荧惑守心”还有预示“大人易政，主去其功”、“天子走失位”、“王、为乱”、“大臣为变，谋其主，诸侯接起”等将发生。但是史书上所记载的“荧惑守心”现象，有的仅仅是满足需求的虚构。汉成帝绥和二年发生的“荧惑守心”天象便是虚构的。
二、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所谓儒术，其实是两部分内容，其中“儒”指的是儒学，而“术”指的是术数学。同时汉武帝也认可天人感应的思想，经历几代不断强化天人感应思想，对整个汉代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星占学作为术数学的分支，因其可以与天人感应相互佐证，故在两汉时期极为盛行。
董仲舒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以《春秋》中的实例来证明天人感应思想，阐述了灾异与之间的关联，试图用灾异来限制皇权。后来各代的经学家相继推崇，更是加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汉代帝王十分重视灾异，而大臣也会上疏，将上的失德与灾异相联系。面对灾异帝王往往会下诏罪己，任用贤良，赈灾救济。同时汉代的丞相还承担着燮和阴阳的职责，在发生灾异后帝王往往会怪罪丞相，认为其未尽职责，并将其罢免。灾异被认为是帝王不符合天意的表现，因此帝王必须承担上的责任。丞相作为辅佐帝王的一把手，也需要分担责任，但实际上都是丞相一人承担。汉代翟方进便是一个为汉成帝承担灾异的宰相。
三、汉成帝与翟方进西汉国力在武帝、宣帝时期达到鼎盛，元帝时期开始衰落，到成帝时期外戚掌权，国力愈加衰落，外戚王氏得势，为王莽篡汉埋下祸根。汉成帝好色，后宫众多，先前宠幸许皇后、班婕妤，后又专宠赵合德、赵飞燕姐妹十年，但赵氏姐妹无子。赵氏姐妹为了保持后宫中的地位，多次掩杀皇子，所以导致汉成帝没有皇子，《汉书》记载：“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
影视剧中的赵飞燕
翟方进家室低微，但他热爱学习，后来在给事太守府当了一个小吏，因“号迟顿不及事”，经常被缘史责骂。后来蔡父说：‘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 翟方进于是开始读经，学习春秋，十多年后，“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后经历一系列的迁升，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广汉盗贼群起，及太皇太后丧时三辅吏并征发为奸，免为庶人，方进亦坐为京兆尹时奉丧事烦扰百姓，左迁执金吾。” 二十多天后，因群臣推举，翟方进担任丞相。翟方进任丞相后，“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汉成帝也十分器重他。
四、突如其来的“荧惑守心”汉成帝绥和二年，翟方进的部下星占家李寻，向皇帝上奏发生“荧惑守心”的异相，李寻列举多项星象异变，说翟方进不可能保全，并逼迫他“尽节转凶。”另一位擅长星历的贲丽也上书“言大臣宜当之”。
汉成帝对“荧惑守心”的异相十分恐惧，因为“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可能是代表皇帝驾崩凶兆，所以他害怕其在自己身上灵验，同时想借鉴宋景公时期的“荧惑守心”，即司星子韦说：“可移于相”，《史记》中记载：“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也就是让丞相替国君承担罪责。
影视剧中的汉成帝刘骜
汉成帝于是召见翟方进，未及引决，上遂赐册。下诏书要与丞相共同承担灾异的责任，实际上将过错归于丞相翟方进，翟方进即日自杀，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变而死的丞相。但巧合的是次月，成帝暴崩，死因不明，民间哗然，归罪于赵昭仪，后来赵昭仪自杀以平息舆论。
五、虚构的“荧惑守心”与真实的斗争现代人经过现代科学的推算，发现汉成帝绥和二年春并未发生“荧惑守心”的现象，这显然是有人虚构的，并利用天象来达到目的。
汉成帝时期存在：外戚王氏势力庞大，丞相翟方进深受皇帝重视，定陵侯淳于长对立赵皇后有功。但在绥和元年出现了淳于长，曲阳侯王根上书乞骸骨，淳于长按次序应当取代王根担任辅国，但王莽妒忌其得宠，于是揭发淳于长娶许皇后的姐姐，然后密谋立许皇后为左皇后的事情，成帝于是罢免淳于长的官职，遣返封国。后来淳于长赠送财宝给王立，使其在成帝面前说好话，被成帝怀疑，成帝于是派有司案查，逮捕淳于长入狱，最后淳于长死于狱中。
王莽以外戚的身份顺利的取代王根，担任大司马辅政，掌握大权。同时翟方进在担任丞相时也与各世家结怨，《汉书》记载：“为相公洁，请托不行郡国。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如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皆京师世家，以材能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而方进特立后起，十余年间至宰相，据法以弹咸等，皆罢退之。”虽然受皇帝的喜爱，但多方树敌，容易招人怨念。
影视剧中王莽
当时朝堂之上，王莽与翟方进都掌握大权，但是因为翟方进受皇帝喜爱并委以重任，双方之间斗争也激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我们在文献里没有“实锤”的证据，但既然现代天文学推定当时“荧惑守心”的天象是假的，那么更大的可能就是，王莽为独揽大权而故意打压翟方进，进而收买翟方进的部下李寻，虚构出“荧惑守心”的天象，加之阴阳星占术数思想的盛行，进而逼死作为宰相的翟方进。总之，这应当是一次假天象之名，而进行的迫害。
文史君说：古人观象主要是希望能预占人事，事先谋求应变之道以趋吉避凶。星占、术数应运而生，星占和术数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上，成为帝王是否顺天命的重要标志，以星占学成为制衡皇权的一种有效力量，或者成为权力争斗的工具，例如翟方进；在军事上，《淮南子》云：“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战场上需要数术家来掌天时，知天意；在社会生活中，民间择吉日的风俗便是星占数术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联的表现。
当然，以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古代的占星或许包含了太多迷信的东西，但既然古人相信这些，那么这些东西也就成了古人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16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逸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版
4.黄一农：《制天命而用：星占、数术与中国古代社会》，四川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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