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烦意乱的意思【心烦意乱的意思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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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物语丨从俗语中的“五脊六兽”到中国的屋顶文化

在北京方言中,有一个俗语叫“五脊六兽”,具体的用法类似于“闲得五脊六兽的”,指的是一个人闲得发慌,无所事事的状态;也可以用作是狂喜炫耀,如“高兴得五脊六兽的”。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也有“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说的是心烦意乱的意思。这个词语在东北、华北地区也有使用,比如在山东一些地区,“五脊六兽”就被用来表达一种无所谓的闲适。

那么,到底什么是“五脊六兽”呢?“五脊六兽”最初是建筑用语。所谓“五脊”,就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屋顶中庑殿顶的五条屋脊,包括大脊(正脊)及四条垂脊;而“六兽”,则是屋脊之上的蹲兽,一般而言,每条脊的两端各有一只兽,合在一起就是“五脊六兽”。也有人认为,“六兽”指正脊端头的吻兽、鸱吻背面的背兽、戗脊端头的戗兽(也叫垂兽)、垂脊上的一排蹲兽(也叫跑兽、小跑)、仔角梁端头的套兽、围脊上的合角兽。

对于屋顶脊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故宫太和殿之上的小跑。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宫太和殿有着绝无仅有的十只小跑。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也叫仙人骑鸡)后面跟着“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等异兽。民间也有顺口溜描述这些小跑:“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狎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后行什像个猴。”

故宫皇极殿右侧的跑兽,段旭/摄。《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德国收藏家、历史学家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uchs,1870—1940)为这些屋顶脊饰所着迷,在他看来,中国屋顶脊饰,即寺庙、宝塔、门拱、皇宫等建筑上的人形或兽形屋顶脊饰,以及中国寺庙陶瓷制品,在当时的文化和艺术研究中都属于屡受冷遇的领域。因此,福克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一本有关于中国屋顶脊饰的专著《屋顶脊饰及中国琉璃的变迁》,这本书也成为了国内外专门研究屋顶脊饰的开山之作,而《西洋镜:五脊六兽》则是这本专著的重新整理出版。本文特别选择了其中《中国屋顶》这一部分。

以下内容选自《西洋镜:五脊六兽》,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西洋镜:五脊六兽》,[德]爱德华·福克斯著,赵省伟主编,周海霞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对于中国人而言,

屋顶在建筑中始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

中国建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那大幅向外突出的屋顶。它像盖子一样覆盖建筑的其他部分,因而直接影响建筑的整体形象。屋顶对于中国建筑来说,就好比外立面之于欧洲建筑一样重要。而在中国建筑的屋顶中,吸引我们主要注意力的则是那些屋顶脊饰。屋顶脊饰是置放于中国屋顶上的人形或兽形装饰的总称,外形丰富多样,有些甚至呈现出兽形和人形相结合的混合形式。特别是寺庙、宝塔和皇家宫殿的屋顶上有着大量的此类脊饰。

中国屋顶脊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艺术方面,绝对都是有趣的且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绝对有趣的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内涵极具启发意义。虽然中国的屋顶脊饰乍看之下仅具装饰功能,但是实际上它们的作用远不只如此。尤其是从建筑心理学上讲,它们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筑也都需要具备这一心理学功能。鉴于这个事实,我们在做研究时必须首先从中国建筑出发,分析并确定其特质、局限性所在。

除了防御工事、城墙、部分大型桥梁、普通住宅、寺庙、皇家宫殿以及在中国常见的牌楼外,中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木质结构。这是由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的。不过这里说的自然条件,并不是指今天或者近一段时期的自然条件,而是中国原始部落定居时期的自然条件。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森林。虽然如今的中国木料短缺,石质建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原来的木构建筑风格得以保留,且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始的木结构建筑基本能够满足这种朴素的需求。数百年来,木结构建筑不仅用于建造住宅,也广泛应用于寺庙、宫殿。这也是中国几乎没有古老建筑保存下来的原因。

济南府火神庙里的钟楼。这张照片清楚地展示出大量脊饰, 展示出脊兽丰富的外形和各自如何排列分布于屋顶之上。可以看到, 这里最主要的母题有龙犬、海豚和龙头。与钟楼相邻的一个屋顶也展示了同类型的脊饰。济南府的这座寺庙大致建于明朝晚期。慕尼黑乔治米勒出版社(原来的福尔克旺出版社)供图。《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中国留存下来的古老建筑最远只能追溯到明代。即使是明代建筑,留存下来的数量也很少,几乎找不到明朝初期的建筑。我们对于更为久远时期的中国古老建筑外观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古老的图片材料,以及墓葬出土的一些陶瓷(房屋)明器。然而,这些材料也极其贫乏。尽管如此,如下观点也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建筑风格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使用的建筑材料同样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建筑同五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建筑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但中国的建筑不仅仅只是一种木构建筑,它还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简洁的木构建筑。它和所有的木构建筑一样,以四柱支撑为基本建筑原则,柱子上方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屋顶,柱子和柱子之间通过墙壁连接。实际上,中国的建筑从来没有跨越这种最简洁的建筑结构。

今天的中国建筑同样遵循着这种简洁的建筑结构,只不过有些建筑的木柱数量更多,而那些等级较高的建筑将木柱换成了石柱而已。实际上,中国建筑由简单的梁柱构成,以“间”为基本单位。这种简单的梁柱式建筑则是以同样简洁的方法扩展,在第一个梁柱式建筑的基础上加建另一个梁柱式建筑,或者加建多个梁柱式建筑,比如宝塔就是通过这种扩展方式建造而成的。居住建筑的扩展则通过在前方和两侧增建单“间”或几“间”来实现。甚至皇家宫殿在建造时也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只不过宫殿不像普通百姓的住房那样一间紧挨着另一间,而是雅致地分散于花园当中。

这种梁柱式建筑结构也由自然条件决定。中国气候湿热,因此居住在通风条件更好的梁柱式房屋中是最舒适的。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建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柱子和屋顶。即如前文描述过的那样,屋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所有的中国建筑都是如此。在中国建筑构造框架中,屋顶是那样令人瞩目,以至于几乎会让人误以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在建房子,而只是在建一个屋顶。同样,宝塔只是一个由多重屋顶构成的建筑,是将一个屋顶叠在另一个屋顶上。

对于中国人而言,屋顶在建筑中始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放弃。中国人不仅给居住建筑、宫殿和寺庙建造屋顶,而且在每一扇大门上建造屋顶,就连牌坊上也建了屋顶。在中国,牌坊用于纪念某些造福民众的丰功伟绩,它只是用于支撑具有展示性功能的屋顶的基架结构。总之,中国人的最高建筑理想都蕴藏于屋顶构造之中,中国人的建筑兴趣始终都汇聚在屋顶上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建筑物是没有屋顶的。

即使中国屋顶的外形如此独具一格,

本质上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

这同样也由自然条件决定,是迫于大自然的外力而形成的结果。中国经常发生强度极大、极具破坏力的风暴,也会有连日的暴雨。面对频繁的灾难性天气,人们需要一个在各个方向上都能够发挥遮蔽作用的保护盖。而能提供这种保护的只能是经过相应设计的屋顶。屋顶的构造必须能够保证在遭遇强烈的风暴时,建筑既不会因为风力太大而向内折断,也不会被整体掀翻。中国屋顶独特的外形和结构完美地适应了自然外力的条件。二者都是从强大的、人力无法改变的自然外力法则中发展形成的。我们不能被中国屋顶独特的美学线条所误导。任何一种单独的实用理念都无法转化为美学形式,因为在一件事物的美学线条中,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也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可备选的美学解决方案。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即使中国屋顶的外形如此独具一格,本质上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

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所有那些仅从其外形出发所做出的阐释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阐述完全无视其由自然条件激发而产生的法则。虽然中国人的先祖曾经在帐篷中居住过,但是中国的屋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效仿游牧民族的帐篷;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的屋顶是笼罩大地的天空的象征图形;更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屋顶是倒置的船的标志。第三种解读源自最具“深意”的胡思乱想。这种阐释以中国文字“顶”的结构为基础。“顶”字展示的是一个倒置的容器,所以“理所应当”地引申出了这样的意义:“该字的基本设想,是船载着太阳在水面上航行,穿越空气之海。行至西边时,船翻了,覆盖了太阳。所以每一个屋顶就是一只翻了的船或者一个倒置的容器。”这就是那些意图在中国文字中为自己的认识寻找答案的人所做出的阐释。

颐和园万寿山铜亭,唐纳德·曼尼,1920年摄。《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对于每一位历史学者而言,通过特定外形和文字图像象征意义的设想之间的关联性寻找众多有价值的启示,是了解拥有象形文字民族的不二选择。但是对于一名严谨的历史学家而言,即便这个重要的辅助手段是不可忽略的,但他也不可以因此曲解这一辅助手段,甚至将这一手段复杂化。因此,之前提到的有关解读中国屋顶外形来源的三种主流阐释方式,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因为决定事物外形的首要因素就是来自外部的必要条件,即人的需求。

如此一来,对事物外形的象征性解读就不应居于第一位,而应居于第二位。无论如何,这才是人们理应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中国屋顶的外形源自天空或者压住太阳的翻覆船只等观点完全是符号象征性的阐释,是想象出来的,也是源自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面,中国频繁发生的暴雨以及强劲的风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在我们生活的地区,基本没有那种能与中国的暴风骤雨相提并论的恶劣天气。因此,基于气候条件产生的基本需求是各种屋顶外形灵感的源泉,也就是说,在决定屋顶外形方面功能性目的思维是第一位的,因而不同地区的屋顶外形也是形态各异的。所以屋顶的外形也成为标识和区分各种建筑形式的最重要元素,其标识度胜过建筑的其他任何部分。

正因如此,在一个拥有多种不同气候特征的国家里,我们会碰到多种类型的屋顶外形。在山区,冬天会下很大的雪,那里的房顶都建成尽可能陡的坡面,这样就只会有少量积雪压在屋顶上。出于同样的原因,山区的屋顶往往大幅度向下方延伸,有时檐角甚至会低至房子的底层部分。在山区地带绝不会碰到平顶的房子,因为这类房子可能会由于平顶上大量积雪而被压塌。平原地区的屋顶坡度则很小。因为气候温和的地区一般不会出现大雪天气,而且房屋必须留有宽阔的采光通道。

在南方,房子为大平顶形式,因为南方的人们在屋里生活的时间跟在屋顶生活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多的。在中国下大雨时往往伴有风暴,所以屋顶必须向下倾斜呈坡面状,不过坡度很小。这样风暴就不会把屋顶掀翻,更不会吹倒整座屋子。而坡度过陡的屋顶则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只有臆想家才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屋顶的主要功能是其特别的象征意义,纯粹是出于偶然才同时实现了功能性用途。在这个关联中,我们也得提到中国屋顶使用的建筑材料。现在中国的屋顶覆盖的都是瓦件。

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最初中国的屋顶覆盖的是木瓦,木构建筑原来所使用的材料自然都是木质材料。一般都认为,从木瓦屋顶到砖瓦屋顶的转变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时完成的。该时间节点是有证据佐证的。早在汉朝早期,即公元前2世纪时,就已经存在刻印文字的砖瓦,后来还出现了端部印有兽形装饰图案的瓦件。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最早的无装饰的瓦件可以溯及更久远的时期。

鉴于砖瓦的古老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砖瓦屋顶是中国的发明。同样也有可能的是,和很多其他发明一样,砖瓦这一发明在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独立的发展历史。不过假使中国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又发明了釉面瓦件工艺,那么这也有可能是中国的一项独立发明。无论如何,从那时起,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都是整个亚洲唯一的屋顶瓦件出口国。在那个时期釉面瓦件是除丝绸之外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中国之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釉面瓦件技术,同样是由其自然条件决定的。这一发明是基于屋顶瓦件的功能性目的思维形成的完美解决方案。因为未经进一步加工的烧制瓦件有一定的吸水性,而上釉的瓦件则绝对不吸水。另外,釉面瓦件比无釉瓦件坚固得多。此处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屋顶瓦件的形状很明显直接源自木质建筑时代。整体上来说瓦件的外形直到今天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木质瓦件原本是半边环形树皮,其铺盖方式是交替堆叠,一片木瓦叠压在另一片木瓦上。后来人们就仿照这种树皮形制,以陶土为材质,制作成规格标准的砖瓦件。

在整个人类建筑史上,

中国屋顶的脊饰是独一无二的

接下来说一说中国屋顶真正的象征意义这个问题。自然,所有国家的屋顶无疑都存在象征意义,而且屋顶所具有的都是同一个象征意义,即庇护的象征。然而在现有的各种屋顶外形中,没有几个屋顶外形能像中国的屋顶外形那样,将庇护这一象征意义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果不是先入为主地抱着神秘论的态度一定要探寻其深刻意义来观察中国屋顶的话,那么马上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陶瓷家庙。屋顶可以单独拆卸。在正脊上和山墙两端有两条龙。此外还有多个屋顶脊饰,在屋檐端部的顶瓦上刻有兽形纹饰。寺庙的内部有一尊布袋和尚(弥勒佛)的雕像,周边围绕着多个人物雕像。寺庙通体施多色釉彩——金棕色、黄色、铜锈绿和黄绿色,高68厘米。《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科隆市东亚博物馆里有一个特别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屋顶的构件。该博物馆创建人阿道尔夫·费舍尔(Adolf Fischer)教授在博物馆的导引手册中写道:“屋顶对整个建筑物的庇护功能,在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像在东亚地区那样,呈现得如此鲜明。”屋顶的庇护功能的重要性在这里比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更高。所以屋顶的这个初始的、真正的实用理念就成了最高准则。因此中国屋顶的构造设计也可以被称作庇护功能的外形象征。在中国屋顶的下面,人们感觉受到庇护:不仅仅是在可怕的风暴来临之时,或者连日暴雨的情况下,人们觉得受到庇护。即使是天塌下来,人们也会觉得自己处于庇护下。

但是中国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技术来实现这种庇护功能,他们还努力通过象征手法极力加强这种印象。这种象征手法就是屋顶脊饰。中国人就是借助屋顶脊饰来加强庇护印象的。因为脊饰唯一的功能就是为居住者提供庇护,是为屋顶下的居住者提供庇护的保护神和护佑者。脊饰的大量存在使得屋顶被赋予的庇护功能如此明显、直接地得到体现和强调,这简直达到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了。

在整个人类建筑史上,中国屋顶的脊饰是独一无二的,再没有第二个与之类似的建筑现象。基于这些原因,本书的研究对象——屋顶脊饰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除庇护功能之外,对于中国屋顶外形的其他阐释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一切都置于其不可割裂开来的必要性和关联性中,即我们首先将中国独特的气候条件考虑进来的话——正是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屋顶的庇护功能在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框架中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屋顶成为中国人想象世界中最重要的外形设想之一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这同样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在屋顶的技术构造和艺术建构上如此地花费心思,如此地极致投入。当然,这也解释了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即通过树立牌坊的方式来赞颂功绩。在中国,一个人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建立了让百姓长期为之感激不尽的丰功伟绩,百姓就会给他立一座牌坊。前文提到过,中国的牌坊起到纪念碑的作用。前文说到牌坊时所使用的德语译法是“Ehrenpfeiler”,但实际上更准确的译法是“Ehrendach”。因为屋顶是不可以直接建在地面上的,否则就与屋顶一词的含义相悖了,所以必须选择一种形式,使得屋顶在其中依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形式就是牌坊,凸显出了屋顶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丨[德]爱德华·福克斯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青青子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

李清照很冷门的一首诗,只有短短的4句,却句句扣人心弦

说到李清照,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诸多经典词作。毕竟,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人称“易安体”。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李清照的诗作,尽管她的诗现存很少,却可以说是首首佳作。如《夏日绝句》便以喷涌而出的爱国之情,震撼人心,千古传诵。

本文就让我们通过一首诗《春残》,来感受李清照在诗中的高超表现技术和动人的艺术魅力。首先,它是李清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虽然它的创作时间无法确定,但是通过诗意来看,它是李清照晚年寄居某地,于某一年的晚春时节所作。它主要表达的内容,便是李清照客居异乡,在愁病中的浓浓思乡之情。

相对于李清照的《夏日绝句》来说,这首《春残》可能略显冷门,少有人知道。但它却在短短的4句中,便把思乡之情描绘的淋漓尽致,可谓句句扣人心弦。另外,它还一改李清照大多数诗作中的雄浑大气,而采用了雅致纤细的表达方式,纯粹以白描手法来叙事和写晚春之景,以达到最后抒情的艺术效果。

《春残》

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最长。

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

首句,“春残何事苦思乡”,即春天就快要过去了,我为什么还是会思念故乡?对于古代诗人来说,伤春悲秋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情怀。如李清照的词作《点绛唇·闺思》中便有“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的感慨。从这句诗的语气来看,李清照应该是好不容易在暮春时节没了闺中之愁,却又徒生了浓浓的乡愁。

次句,“病里梳头恨最长”,意思是说,因为心绪烦乱,我在病中梳头,感觉不快就像头发一样长。这句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它形象地说明了李清照由于生病而无力梳头的状况,所以她才会怪它太长。其二,它则同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一样,旨在表达乡愁之深。结合首句来看,这首诗无疑也刻画了一个客居异乡、卧病床褥、心绪烦乱的诗人形象。

最后两句“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它的意思是说,房梁上的燕子每天都在呢语。柔风一吹,我这满屋都是蔷薇花的香气。乍一看,似乎李清照的一颗愁心得到了排遣。其实不然,尽管梁间有燕子每天都在呢语,传出悦耳的声音,帘外鲜艳的蔷薇也随着微风送来阵阵的幽香。

但在李清照苦苦思乡的情绪中,她则认为燕儿是有意叫个不休,蔷薇就是故意放散芬芳,来打扰她的苦恼烦闷心情似的。这种表现手法,无疑需要我们透过诗中的语言、情境,去分析诗人的心理活动。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彰显了李清照高超的表现技术。

综观李清照的这首诗,仅仅是单纯的表现了她客居异乡,在愁病中所萌生的思乡之情,但已然是句句发自肺腑,句句说到了心坎上。试想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会常常因为心烦意乱,而去对本来很美好的事物和人,报以不好的脸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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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亮百年丨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来源:​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编者按: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一百年来,中国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历经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伟大历史性贡献。

回望中国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总多次引经据典、援古证今,赋予典故鲜活的时代价值,深刻阐释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历久弥坚的精神密码。央视网《天天学习》特别策划“典”亮百年系列,与您一起深刻领会。

【释义】

在《人间世》第一节里,庄子假托孔子、颜回师徒二人的对话,提出 “道不欲杂”观点,认为:“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意思是说,修道不宜心杂,心杂就会多虑,多虑就会自扰,自扰就会招致忧患,忧患降临也就自身难保。庄子假借孔子之口告诫我们,人生之道必须一以贯之,杂念多了,困扰也会增多,就会让人心烦意乱、难堪重负,最终导致一事无成。  

【解读】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这是中国成功的一大秘诀。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各种思想潮流在中国激烈碰撞、不断更迭,中国在苦难中寻求救国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接连而起,但农民、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十月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团结带领中国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困苦,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回顾中国中国进行、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建立、发展、壮大全过程。总在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新主义时期,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时期,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前进道路上,中国将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作者 杨立新)

(编辑 温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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