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道德与法治》中的“象箸推理，见微知著”
人教社《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学会合理消费”一课，教学建议中提到，教师可以列举商代箕子“象箸推理推理”的故事。网上搜集一下相关的视频，结果发现西瓜视频转载一台的谈话节目，居然张冠李戴，把箕子的见微知著，变成了比干。
详见：https://www.ixigua.com/i6688466054470959630/
影响比较大的综艺节目，还是要注意尊重史实，不要给他人造成误导。
现分别引用原文，以及介绍一下箕子。
一、箕子、比干为不同的人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这段话出自《论语.微子》,说的是商纣王时期的一段历史故事。商纣王残暴无道,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在屡次劝谏不被接受的情形下,选择了离开。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在屡次劝谏不被接受的情形下,装疯为奴。比干是商朝的王族,担任太师辅助商纣王,最后因强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三人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结局也不相同,但都是为国为民,所以这三个人是商朝末年的三位仁人。
二、《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昔者，纣为象箸（筷子），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硎（盛羹器皿），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粗劣食物），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酒糟堆成的山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译文：
从前，商纣王让工匠定制了一双非常精致的象牙筷子，太师箕子见了十分恐惧。他认为，象牙筷子一定不会用在陶土烧制的菜碗上，肯定得配以犀角或宝玉制作的杯盘;而象牙筷子和犀角宝玉杯盘一定不会用来装盛豆叶熬煮的汤汁，肯定得配以牦牛、大象、豹子胚胎这样的珍馐;既然吃牦牛、大象、豹子胚胎这样的珍馐，一定不会穿粗布麻衣，住柴门茅屋;肯定得配以九重锦衣、广室高台。箕子越想越害怕，经过劝谏自觉回天乏术之后，干脆披头散发，装疯卖傻，退隐山林。果然，没过几年，商纣王真的过起了“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商纣王朝也因奢而亡。因此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祸害。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
三、《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译文：
箕子是纣的亲属。纣王最初制作象牙箸时，箕子就悲叹道：“他现在制作象牙箸，将来就一定还要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就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已有。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也必将从这里开始，国家肯定无法振兴了。”由于纣王淫佚无度，箕子进谏，纣王仍不听。有人说：“可以离开了。”箕子说：“作人臣的向君主进谏，君主置之不理，便离他而去，这是张扬君主的恶行，哗众取宠于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所以人们传颂他的曲子为《箕子操》。
四、箕子
箕子，名胥余，帝乙的弟弟，是纣王的亲叔叔。官太师，封于箕，故称箕子。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箕子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看到比干因直谏遭挖心而惨死，箕子预感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癫，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王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箕子趁乱逃出朝歌，在陵川过着隐居的生活。武王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箕子，恳切请教之道。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讲故国的坏话。武王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武王听后，十分钦佩，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他不愿做周的顺民，不肯出山，武王无奈。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便迅速率领弟子和商朝的遗老故旧，匆匆离开陵川向东方而去，到达。
箕子带去的5000人中，包括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教化臣民，使古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被那里的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
有情有义有人生：《论语・微子篇》（1）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商纣王荒淫无道，）微子（进行劝谏，结果商纣王不听，只好）离开了商纣王，箕子（因劝谏商纣王不听，装作疯癫却）被贬为奴隶，比干因强行劝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孔子说：“殷朝（虽然无道，）仍有三位仁人啊！”
想了解这章句《论语》，我们得先认识认识商纣王。
商纣王是帝辛。为什么叫纣王呢？这就牵涉到中国“谥法”了。从周朝开始，中国才有《谥法》的，谥号是用于总结帝王、诸侯官员的生平，并予以评定的一种称呼，相传为周公所创。谥法分为上、中、下三等，相当于表扬型、同情型、批评型。《谥法》原文中说，“杀戮无辜，贼仁多累，残义损善曰纣。”可见商纣王当帝的时候，是残暴不仁，作恶多端，这就与“纣”的定义很符合，所以他死后就给了他一个“纣”的谥号。在古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年代，西周为了证明自己起兵推翻商朝的合理性，他就得把天下最恶的都强加到商纣王的头上，这样呢，就为自己起兵伐纣，取而代之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孔子的学生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他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见过的罪恶和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来看“微子去之”这句话。
“去”是离开的意思。
“之”代指商纣王。
微子是周朝时期分封的宋国始祖，名启，后世尊称为微子、微子启、宋微子。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帝辛的长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记载，微子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未被帝乙立为正妃，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仲衍，微子和仲衍算是庶出。他的母亲被封为正室时，生了第三子受德。按照当时“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的规定，帝乙死后，应立受德为王，也就是帝辛，周朝贬称为商纣王。
商纣王荒淫无道，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多次劝谏，结果商纣王不听，微子便远离开了他。
周武王灭掉商朝后，微子持商王室宗庙礼器，来到周武王军营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向周武王请罪，并得到周武王的宽宥。
周公平定武庚（商纣王的儿子）叛乱之后，考虑到微子在殷商遗民中的威望较高，于是封其为“上公”，让他率领殷商遗民迁于宋城，建立宋国，以继先祀。微子接受了周朝的分封，成为宋国的开国始祖，死后被埋葬在宋城外。微子去世后，弟弟微仲（仲衍）继位为宋国第二任国君，孔子是仲衍的十五世孙。
我们再来看“箕子为之奴”这句话。
《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名胥余，是商纣王的叔父，多次向商纣王进谏，而不被采纳。
箕子辅佐商纣王，见他进餐用象牙筷，感觉太奢侈，叹曰：“今天用象牙筷，明天就想用美玉杯来配。玉杯象牙筷有了，就想远方还有什么珍奇玉碗可用，宝马良驹可骑。然后就想华美的宫殿和楼阁，奢侈之风就会从此起。这种风气不能助长。”箕子也苦心劝阻商纣王，但是商纣王依然挥霍无度，就是不听忠言。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我身为国家的臣子，劝谏不听，我就离开，是彰显了帝王的恶，而使百姓认为我忠。我不忍心这样。”
箕子知道祖宗成汤王所创五百多年基业，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比干被挖心之后，他也害怕灾祸临身，索性披发佯狂，隐居起来鼓琴自悲，弹唱“箕子操”。
商纣王发现箕子是假装疯狂，便把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河南省西华县，古称娲城或箕城。娲城，据说是与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有关；箕城则是源于商朝的箕子，这里的箕子读书台，就是当年箕子幽禁读书的地方。箕子装疯，给后世避祸的贤士指出了一条明路，如战国时期的孙膑装疯……直到周武王灭商朝后，箕子才得以释放。
《西华县志》上说：“《史记》武王克殷，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怎样治理国家，箕子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洪范九畴》内容比较庞杂，难懂，简单说几条要领：第一，提到“五行学说”，第二提到“天人感应”学说。第三，“王道学说”。其中“王道学说”提出了：君主王者应该公平公正，“毋偏毋党，王道荡荡”，保护民众。“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同时提出了爱民、重道德、任贤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周代“圣王之道”推崇的思想。周武王想重用箕子，但箕子说；商朝灭亡了，我不会做新王朝的臣仆。
《易经》里有“箕子明夷”卦辞。意思是箕子能够在暴虐之时韬光隐晦，藏于艰难之中而保持正直品德，最终显示光明之德。
我们最后来看“比干谏而死。”
“谏”的本义是向帝王陈述各种可能的选择，并提出其中最佳者，在帝王做出错误选择时直言规劝。后引申为“就一揽子解决方案进行细分推敲后，给出最佳选择建议。”古代下对上为“谏”，上对下为“劝”，现代通用为“建议”了。
比干，名干，是商纣王的叔父，殷商王室的重臣。从政40多年，他主张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
这段话的大意是，比干叹息说：“君主有过错，做臣子的不进谏是不忠诚，害怕死而不敢说是不勇敢，君主有过错，臣子进谏而君主不采纳，臣子因此而死的，是忠诚到了极点的行为。”于是到摘星楼强谏三天不离开。商纣王问他有什么可依靠的，比干回答说：“我的依靠就是平时经常做仁义之事，这就是我的依靠。”商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是有七窍的，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于是杀掉比干，并把他的心剖出来观看。
比干的直言进谏，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但他说真话的精神，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历久弥新。
对于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个人的做法，孔子给予积极的评价，说：“殷有三仁焉。”
“微子去之”是说因为商纣王的荒淫无道，微子为了国家的发展大计进行劝谏，结果商纣王听不进去。微子选择的方式是离开了商纣王，目的是让商纣王明白，像亲哥哥都要离开你，为啥啊？原因就是你的残暴不仁。商纣王是“本性”难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江山易改。”
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们要明白，“不可则止”并非“不可则死”。由此可见，“微子去之”与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主张最为相合。微子无法力挽狂澜，这是时代的悲剧，并不是微子的悲剧。既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时局，“去”也许是一种好的选择。在那种情况下，远离“非仁”，也是践行“仁”的一个方式吧。
可是，从《史记•殷本纪》记载来看，比干对微子出逃的行为并不赞同，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比干认为；忠诚商朝是自己的使命，即便因此而死，也是死得其所。在一次劝谏中，他惹恼了纣王，被剖心而死。比干这种当仁不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的确值得点赞。比干舍生取义固然高尚，但是如果“舍生”并不能“取义”，那么，这样的“舍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在保全生命的情况下，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这么说来，比干似乎缺少一些变通，尤其是面对不可理喻的商纣王时。
看到比干“被剖心而死”这个现实后，箕子没有逃，也没有死，他选择了装疯卖傻。一些人看来，箕子既没有微子的果决，也没有比干的正气。殊不知，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论语》中多处记载，南容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宁武子是“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封箕子为侯。相传，箕子到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史称“箕子。”
孔子评点历史人物，既不僵化，也绝不失原则，而是注重与时俱进。微子、箕子、比干，都是纣王的亲近之人，面对暴君，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境况，“义之与比”，选择了正确之路。“仁”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者，爱人。”微子是“去之”，箕子是“为之奴”，比干是“谏而死”。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求仁没有固定的道路，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心存天下人，这就是“仁”，做人做事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这是“小我”的表现，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这就称不上“仁”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反观我们，在心里或多或少的，总想找到一条最正确的路，一旦答案变得唯一，路径就变窄了。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的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造成。人的一生，不光是活着，更要紧的是活得有意义。真正的仁人志士是坚持信仰，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他为了国家的进步，能像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做到像道光年间的禁烟英雄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生命才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才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父母之邦。
崇高的人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自我人生价值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微子、箕子、比干的“仁”与商纣王的残暴相比较，善恶、高下立见。一个国家“亲小人远贤臣”，贤者都纷纷离开了，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其实，孔子并不是希望贤者离开父母之邦，他周游列国，就是想弘道于天下，为了国家更好，为了天下万民，即使颠沛流离，依然“不怨天不尤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天下的贤者都能回来，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尽管现在的国家，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大家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撂挑子，就撒手不管了，那么谁还会为国家走上正道鼓与呼呢，谁还会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呢！
杜甫感人至深的一首诗，借男女新婚私房话表露民间疾苦，别出心裁
有人说命运之神会为每个人都写好剧本，不过显然命运之神还有很多事要忙。在100多年前命运之神给了画家梵高一个人生剧本，而这个剧本在1000多年前已经被另外一个人用过，那个人就是唐朝的杜甫。尽管后世将杜甫称为“诗圣”，和李白并称李杜，但是在杜甫有限的58载岁月中，竟尽是生活的苦涩。
杜甫所处的时代很特殊，历经唐玄宗、肃宗及代宗三朝，正是大唐帝国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年代。其标志性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叛乱。杜甫因逃避这场战乱流亡到了蜀地。杜甫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写了二百多首诗，《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写。其中《三吏三别》，深刻地描写出了给带来的不幸，同时也表达出杜甫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
读杜甫的《三吏三别》，我们能感受到杜甫这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忧国爱民的真挚之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深谙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规律。他很懂得大背景下的小小人物给人的震撼力量。杜甫善于撷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善于通过典型，典型人物反映深刻的现实。杜甫对现实的描绘不是简单的照录，他更像一名高明的导演。他能把平凡小为艺术奇葩，他能使寻常人物熠熠生辉。
如借寻常人家男女新婚私房话，表露民间疾苦的《新婚别》:“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新婚别》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的新题乐府组诗“三别”之一，作于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诗中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妻的离别，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丈夫头天结婚，第二天就要去九死一生的战场，新娘虽然悲痛得心如刀割，但她同样认识到，丈夫的生死、爱情的存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要实现幸福的爱情理想，必须作出。于是，她强忍悲痛鼓励丈夫参军，同时坚定地表达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这首诗写出了当时面对的态度和复杂的心理，深刻地揭示了带给的巨大不幸。
首四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写出女主人公新婚之夜就要与丈夫分别的痛苦心情。其中“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以比兴领起，用兔丝比作自己，蓬麻比作丈夫，体现出新婚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因为封建社会的女人要依靠丈夫才能生活。接着“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两句，女子说，她现在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了，真不如弃之路旁了。开篇即作新妇口吻，起句哀怨凄绝。
接着“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八句描写新婚惜别之情。“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暮婚晨别”，“席未及暖”，匆促之状可见。“君行守边”，“妾身未明”，今后如何生活？“无乃”、“何以”，以反诘语气兼表判断性的副词和疑问副词，在委婉的叙说中加强了她的痛苦心情，语言真挚朴实，感情深刻动人。
接着“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八句，女主人公追忆新婚前后之事。“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女主人公说，我出嫁前，我的父母是非常疼爱我的，我是父母的宝贝。“生女有所归”“归”即归宿，着落。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既然出嫁，就得“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思。
可是如今，“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苍黄”同“仓皇”，即紧张，匆忙。也就是说，而今你却要到那生死未卜的战场去，万一不测，我该怎么办呢？既然这样，“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也就是说，我也决心随你前去，生死在一起。但又怕这样反而要把事情弄得更不好了。更何况，里是不允许有妇女的。这段话，刻画了女主人公那种心痛如割、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描写上，用词准确，非常细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内在心理，表意也深刻。
接着“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八句，写女主人公强忍心痛，勉慰丈夫上前线保卫国家，并表白自己忠贞之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意为不要挂念新婚，努力杀敌，这是勉励亲人的话。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女主人公说军中有女人，恐碍军威，所以我不会跟着上前线去了；“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女主人公说，在你走之后，我会马上收新娘服，过着最朴素的农妇生活，等待着丈夫你的凯旋归来，这是女主人公表白坚贞之情。前段，新妇情绪纷烦而语言缓涩；这一段，语言激昂，节奏急促，激昂慷慨。揭示出新妇以国为念而个人的高尚品格和情操。
最后“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四句遥应首段，以比作结，这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期望夫妇终能团聚，表现了新妇的深挚的感情和坚贞不渝的情操。
这首诗歌，不但表现出了安史之乱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一篇极富时代感的报告文学，而且也是杜甫忠君爱国思想情感的曲折表现。从艺术手法来说，诗人把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起来，并运用了艺术虚构方式，有效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并通过女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再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及其思想斗争，把一个深明大义，极具爱国思想的女主人公的形象突显出来。这样，不但使诗歌极具感染力，而且提高诗歌的审美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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