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院系毕业展何以成了鸡肋?
近年来,毕业展已成为艺术院系毕业季的特色。
学位是神圣的,是一个人专业水平的标志,代表所在专业领域到达的高度。然而,专业水平和学位不相称的问题历来为人所诟病。为此,不少人对教育发难。
问题不是孤立的,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
就教育部和学校来说,扩招让艺术院系越办越多,艺术院系的学生越来越多,少则数百,多则数千,而专业教师却不见增加,师生比例严重失衡。
此外,一些真正热爱艺术的学生可能因为多种条件的限制被拒之门外。与之同时,文化分越降越低,致使艺术院系招收学生的文化修养越来越差。 没有文化修养,何谈艺术创造?
按理说,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应高过毕业(作品)创作,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教人如何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它培养的是一种基本的思维。然而,现实却让跌眼镜,“重实践,轻理论”“技术崇拜”的培养方式在艺术院系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艺术院系俨然变为技术学校。加上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读书无用论”不仅甚嚣尘上,而且在学生中引起了广泛共鸣。
艺术院系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毕业生,每人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和一件毕业创作,且“要求原创”,毕业创作还要在毕业前夕以作品展的形式对外展示。这可以说是对学校(教育)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的双重检验。
就软件设施来讲,一位指导老师要指导多人完成毕业论文和毕业创作,毕业论文的写作自然流为形式。艺术院系实践专业的毕业论文绝大部分不过是创作杂感,根本不能算是规范的学术论文。就毕业创作而言,一位极具创造力的指导老师可能会指导出极富创造性的学生作品,但对于那些没有丝毫创造力的指导老师,人们显然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指导老师有创造力,也要看学生对待毕业创作的态度与其自身的创造力。倘若指导老师没有创造力,学生又不认真对待,那结果便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就硬件设施来讲,成百上千毕业作品的展出需要足够大的空间。这对于老牌的艺术院校不是问题,因为它们有足够的展馆,但对于很多综合性大学的艺术院系,简直愁煞人也。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成毕业展,有没有观众参观也还是问题。
常有人抱怨艺术院系毕业作品的整体观感是幼稚、肤浅、保守、无病呻吟、故作深沉……总之一句话,缺乏创造性。当然,也不乏出色的作品,但是太少。“撞画”“抄袭”最为人所不耻。
然而,“撞画”“抄袭”现象为何屡见不鲜呢?虽说其体现的是学生创造力的集体缺失,但学生创造力集体缺失的根源何在?社会“急功近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我曾在《不依靠传统,依靠创造力》一文中写道:“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会决定其国民的创造力——创造力是无法培养的,只能激发。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糟糕的教育通常会扼杀国民的创造力或限制其发挥。”
我的意思是学校(教育)应营造一种自由的氛围,以便每位学生的创造力都得到绽放。九年义务教育加上高中三年,再加上本科四年和硕士研究生三年,再加上博士研究生三年,最快拿到博士学位也要22年。如果一个人5岁读一年级,那他不出30岁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倘若直接读到顶——拿到博士学位,别说“服务社会”和“创造价值”,他极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历经考试和在题海中长大的孩子会有什么创造力?不能融于社会而选择出家、自杀的硕士、博士还少吗?
学习、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一直待在学校或实验室姑且可以理解。但对于学习、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来说,将自己禁闭于“象牙塔”中是绝对不行的。你能接受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制定的《婚姻法》吗?你能指望一个对人生、生活、社会缺乏起码认识的人去“改变社会”“造福人类”吗?
人们对77、78级大学生印象深刻,然而77、78级大学生之所以能在学生时代就有“惊人的创造”那是因为他们在进入大学前已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生活阅历。
古代的“籍”和“贯”,你知道指的是什么吗?与现代籍贯大不相同
人口普查是一个国家掌握国民情况的最基本登记制度,人类发展自私有制的出现,人本身也成为了私有财产被收入统治者囊中。
我国从殷商时代开始,就开始有意识地对人口进行登记把握,只是还不够健全,形式也比较粗糙。
到了周朝,国家开始有专属的部门从事这一事务,信息搜集也开始系统化,内容也开始变得更加细致明确。
籍贯作为一直以来的惯例被官府登记入册,但是你知道吗,古代的籍贯信息量却比现在的要丰富得多。古人过问一句你的籍贯,基本就可以把你的家底查得八九不离十。
古代的“籍”和“贯”是分开解读的。籍,原本指的是家庭单位,后经过户役制度的推行,分别指的是户籍和役籍,代表家族的社会等级和祖辈从事的行业;
在字典中官有原籍的意思,旧贯,即原居住地,所以,贯才是指的居住地。
所以籍贯二字,重点在籍,很多关于家族的重要社会属性信息更多体现在这里,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封建社会,阶级森严,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户籍是身份识别的有形载体,在人群中做出明确归类。
一类为贵籍,也就是社会的最顶端阶层,不用讲,这个户籍的人群非富即贵,不仅身份尊贵,而且家庭富裕无疑。
二类为良籍,一般则为普通人家,至少有人身自由,几代人基本没什么大的污点,从清苦的农耕人家到儒雅的书香门第,虽说不是富贵缠身,起码算得上是温饱自足,算是小康一类的人家。
三类为商籍,即商贾人家。因为古代重农抑商的背景,导致其户籍比普通人家要再低等一级,商籍人家的好处是通过经营可以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是参政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比如不能参加科考。
第四类为奴籍,顾名思义,主要为家丁奴仆一类人群,这类人群被特定的贵族人家私有,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人身自由,一但签订卖身契,终身为奴籍,至死都是主人家的财产。
家族的户籍一般都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定位下来,但也可通过一些特殊途径进行更改,比如嫁娶,这也就是在古代中为什么会有“攀龙附凤”,成为人上人之说。
又比如捐款,向当地官府申请等等,然而第五类人群明显就很不幸,就算通过自身各种努力也难以翻身。
五类就是我们电视里经常听的贱籍,为社会最底层人员,从事的行业大多抛头露面,比如娼妓,戏子等,除了让人瞧不起。
最可怕的是一旦贱籍性质被确立,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身份甚至会跟随着子孙后代无限延承。除非遇到天下大赦或者特殊赏赐才有可能改籍,但是这样的几率微乎其微。
所以古代婚娶讲究门当户对,户即有户口户籍的意思,一旦入错了籍,不仅对本人,对后代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社会阶层的明显分界线,让不同阶级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造成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发生过许多惨不忍睹的时代悲剧。终于在清朝雍正时期,这一分类标准才被彻底废除。
古代社会里,平民皆为最高统治者所有,除了奴隶,所谓的平民百姓拥有的自由也不过是相对的自由。百姓所从事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的管制,工作的分配表现为服徭役。
我们常常听到古代百姓服军役,是国家为了行军打仗守卫领土的需求,但是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远远不止这些,所以朝廷号召的徭役不仅仅只有保家卫国的,还包括参与国家基础建设的匠人,发展国家经济的商人等等。
而又因为服徭役在每个朝代基本都是“世皆永充”,也就是终身制服役,这也就让一个家族的行业识别度被定位了下来,变成了户籍里的专有属性。
户役就是指朝廷按照一定比例以每户为单位,抽取一定比例人数为朝廷效力。而役籍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从事的职业分类进行的定义。
役籍一般强调的是家族行业工种的分类,而和从事的职业等级高低无关。比如被朝廷征用为,则为军籍,无论是首屈一指的打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兵;
分配的时候从医,则立为医籍,不管是朝廷医官还是跟随其间的小随从;被朝廷指派从事商业建设,则为商籍……以此类推。
所以,根据对方的役籍分类,可以推断出对方的家世背景,专业技能,活跃的行业范围等等。
随着朝代的变更,具体的分类有所区别,大体围绕士、农、工、商四大类,但是有的行业归国家所有,比如盐业,造币,兵器等,从从事的行业中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在某些方面的绝对实力。
古代的籍贯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当代的使用方法涵盖的内容有所不同,在当代使用中籍贯有时候指的就是指祖辈出生地,而有的时候则是对全局的概括了解。
如今我们的户口本登记里面仍然会保留籍贯一项,但是由于如今是平等社会,任何人之间没有了等级隔阂,自然没有社会层级之说。
加上现代社会的职业多样化,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然没有了户籍和役籍之别,籍的功能被废弃掉了,所以最终沿用下来的用法只保留下来识别地区的作用。
功能和信息量虽然被简化了,但是籍贯在现代社会中依旧有重要的作用。
现代的籍贯大多指的是先辈的居住地,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提起籍贯可表明一个人非无根之木,多少有不忘家乡的人文情怀。
从生物学上来说可以识别个人的地区属性,是追溯个人基因的一大标志。
籍贯在社交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除姓氏以外第二大传承标志,姓氏可以从族谱中追悼历代和英雄人物,增加个人自豪感,而籍贯则可以和当地人迅速建立沟通桥梁,快速增加亲切感。
四川话比普通话“懂得起”
郭劲松画
□林振国
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仿佛是身份识别码,一开腔,即便身处异国他乡,也能识别出同乡身份。
成都人和重庆人说话区别很大。成都话绵软,重庆话硬,成都人多半脾气随和,重庆人脾气火爆:大体如此。苏州人说话很好听,嗲嗲的,即所谓吴侬软语;宁波话则硬邦邦,像吵架。因而有此一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四川话,随便那儿的人都能听懂,有点类似普通话。不像江浙一带,同为浙江话,杭州话和温州话相去何止万里!根本听不懂。
有许多方言今天不用了
“乡音无改鬓毛衰“,这话很耐人寻味。一个人无论离家多久,生活习性能改,乡音却难变。我长期生活于北方,但语言习惯却始终不变,或者说是难变。
老大归来,重新融入这语言环境。便有些感受,这是长期生活在固定语言环境里的人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很简单,这就像一个人对身边微小改变并不会意识到一样。
有许多话语今天已经不用了,比如,洋马(自行车),打屁车(摩托车)。说洋马可能还有人记得,打屁车恐怕就少有人知了。另外,还有伙食团(食堂)也基本没人用了。独眼叫“边花儿”,也用于物:“那边过来一辆汽车,是个边花儿。”是说车少了一只灯。还有“上咐”,原为袍哥帮会语,现也不见了。普通话的推广使得许多字的读音也渐趋一致,也是大势所趋吧。
四川话表现力更丰富
四川话表现力丰富,生动幽默。比如:吃“白眼饭”。过去日子穷,吃饭没有菜叫吃白眼饭。吃米饭没菜是难以下咽的,不像吃馒头,趁热时,空口可以吃一个,白米干饭你吃吃看——吃得人直翻白眼。
那年我从外地回蓉探亲,舅舅说:送你一个三倒拐。什么是三倒拐呢?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包,比一本书大些,厚薄也差不多,装个笔啊本子啊之类的那种:一条拉链从下拉到上要倒三道拐。
同行上街,他买烟我抢着付钱,他手一挡,指指手里百元钞:“我要把它打烂。”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说法,令我回味良久。
再如,普通话说干活,四川话叫干活路,干才有活路,不干就没活路!含义丰富得多。说话啰里啰嗦,表述不清,叫做“口水话”,意为流口水的娃娃说的话,多形象鲜明。
和普通话的同“语”异“意”
有些话在普通话里也用,但含义区别较大。如造孽,四川话里是可怜的意思,而普通话却是指干坏事,两者大相径庭。四川话组词方式也很有意思,有些词语语序颠倒却表达与普通话同样的含义,如欢喜(喜欢),闹热(热闹),鸡公(公鸡),(母鸡)……四川过去有种车叫鸡公车,木轮铁轴,行走时轴与轮心磨擦会发出响亮的声音,像公鸡叫,故称鸡公车。
还有些耐人寻味的语言现象,有些词语从语言色彩上来说应该是贬义,但四川话里却大多用于褒义。如“惨”,除四川外别地都作不好的意思解,如惨不忍睹,惨叫;四川话却另有新意:昨天去耍惨了!高兴惨了!呵呵。
我小时住近处是川剧团后门,戏快结束看门人会说:“进去吧,快煞割了。”等在门口的娃娃便蜂拥而入,去看戏尾巴。长大后,读元杂剧我才弄明白煞割一词竟然是和杂剧有关。元曲套数中收尾的几段唱叫煞:头煞,二煞,三煞……尾煞。清王夫之借用作文章收尾,也叫煞尾。也有人误写成杀割,甚至有的写为萨过,那和本意就相去甚远了。
有些词属于有音无字
还有些词则属于有音无字,比如蹲在哪儿,四川话说ku到哪儿。这ku字该怎样写?有些字倒是有音有字,但字典里解释却不贴切,如“孃“,《辞海》:同娘。孃川语读平声,娘为二声;川语里孃为姨姨之意,和娘意不符。”黄四孃家花满蹊"(社甫),可见由来已久。我对语言没有研究,只是谈点个人感受,愿就教于大方之家。
电视剧《棒棒军》热播时,办公室里一位女同事笑着对我说:“你们四川话真逗,去了七八个人就说去了七八个人嘛,说:‘去了五六七八九十个人!’”
我笑了笑说:“你体会一下,是说去了好多好多的人好,还是这样说好呢?”
“哎,还真是的啊!”
四川方言所表现的精妙之处,普通话是无法传递的。或者说,四川话比普通话更“懂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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