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受访者经常对父母报喜不报忧
漫画：付业兴
生活中，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常常向对方隐瞒自己的难处，本来是不希望对方担心自己，有时却对亲子关系造成一些影响。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200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中，52.0%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和父母之间经常报喜不报忧，43.6%的受访者和父母之间偶尔这样。
受访者中，00后占2.8%，90后占35.4%，80后占45.2%，70后占12.5%，60后占3.4%。
受访者和父母之间常在工作、财务和健康方面报喜不报忧
95后韦珍(化名)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国外读的。在国外生活的7年，她对家人一直是报喜不报忧。“我算是一个懂事、能干的人，遇到问题一般都自己想解决办法。我妈妈比较敏感，我担心如果跟她说了自己的烦恼，她会多想，因为担心我而睡不着觉”。
何星(化名)的老家在湖南，从读大学开始，她就离开了家人到外地，大学毕业后又在英国读了一年书，现在在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何星一直都尽可能给父母创造机会，让他们了解和参与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好消息还是一些坏的事情，我都会跟他们说，也让他们知道我有能力去克服困难”。
虽然何星会告诉父母自己的烦恼，但她觉得父母对自己并不“坦诚”。“我在国外读研时，正好家里在换房，搬家、装修前前后后折腾了小半年，都弄完了，家人才跟我说，怕告诉我会让我分心，影响学习。”何星说，她希望能知道家里的情况，希望父母相信她有余力关心家人。
中，52.0%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和父母之间经常会报喜不报忧，43.6%的受访者和父母偶尔这样，仅4.4%的受访者和父母从来都不这样。
“我上大学时，我妈妈做甲状腺手术，直到出院后才让我知道。”在河北工作的白芳(化名)是个90后，她觉得家里人经常对自己隐瞒一些事情，“家人这样做，是不想让我担心，想给我一个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在深圳工作的伊伊(化名)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告诉家人自己遇到的困难。“遇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困惑，我会跟家里人说，他们能提供建设性意见，也会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但工作上的问题，比如要不要跳槽、换了工作但不理想这种事，我就不会告诉家里人。因为他们非但帮不上忙，还可能非常担心，甚至会劝我别在外面工作了，赶紧回家”。
显示，39.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多一些，26.1%的受访者表示父母对自己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多一些，31.0%的受访者表示差不多。
受访者和父母之间最常在工作(59.0%)、财务状况(56.3%)和健康状况(56.0%)等方面报喜不报忧。
“父母和孩子之间报喜不报忧，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不同家庭之间也有差异，有的家庭这种情况比较突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分析，父母向孩子隐瞒家里的一些困难，可能是不希望给孩子压力，他们把孩子想得比较脆弱，把隐瞒坏消息当作一种爱和保护的方式。父母的这种行为对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示范，导致孩子也这么做。
父母和孩子之间报喜不报忧，61.7%受访者归因于不希望对方担心
白芳会避免让自己的坏情绪影响家人而报喜不报忧。“随着年龄增长，我在父母面前越来越倾向于隐藏不良情绪，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尽可能自己解决”。
为什么有的人和父母之间会报喜不报忧？中，61.7%的受访者归因于不希望对方为自己担心，51.2%的受访者归因于希望给对方更多的安全感和舒适感，50.3%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不需要告诉对方。
“有的父母会觉得，告诉孩子自己的难处没什么用，还会引起孩子的不安。但真实的情况是，孩子有时也要面对困难、挫折。父母应该让孩子了解一些事实，同时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引导。” 陈祉妍认为，父母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承受能力来决定具体做法，让孩子了解家里的困难、产生困难的原因，也了解父母是如何应对的。
对于孩子向父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陈祉妍分析，有的孩子会觉得，把自己的困难告诉父母会增加他们的焦虑，父母如果反应激烈，反过来增加自己的压力。她建议，父母在孩子讲述困难时，多倾听，适当地给予一些帮助和抚慰，这样孩子未来谈自己困难的可能性也会更高。“如果父母年老，孩子要考虑到父母的承受能力，告诉他们一部分事实，同时讲一讲自己的解决方式，让父母放心。”
陈祉妍不赞成父母和孩子之间一味地报喜不报忧，“即便不能真正地代替对方解决问题，朋友、亲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情感上的相互支持，对我们的情绪疏导、心理健康和亲密关系的建设，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孙山 实习生 黄硕 来源：中国青年报
警惕！为何少数官员习惯“报喜不报忧”？
大以来，全党上下严抓纪律和作风建设，报喜不报忧现象锐减，但仍在少数官员身上存在。
表现
官员报喜不报忧的对象，包括上级官员和、媒体和公众等，这里主要针对上级而言。其主要体现为：
一是只讲成绩，不讲或少讲问题。不管是上级检查工作，还是自己主动汇报，抑或是总结工作，都只讲取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只字不提，不得已时一笔带过。
二是夸大造假，欺上瞒下。官员为了营造有功无过的假象，就得片面夸大所谓的成绩，将一点成绩无限放大；同时要想方设法掩饰存在的问题，避免问题暴露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少数官员就大搞一些“面子工程”。当上级来检查工作时，总是带检查人员去“参观”这些工程，用一个个所谓的典型去印证自己的成绩。为遮掩问题、应付检查，一些官员还弄虚作假，比如随意修改统计数据、给荒山涂绿色油漆、给老旧小区加围挡等。各种假数据、假信息、假项目也应运而生。
三是好大喜功，邀功诿过。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只看成绩不看问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偏好”：只愿听夸赞表扬，听不得批评意见；有功劳就往自己头上安，有问题就向他人身上推；喜欢夸夸其谈，自吹自擂。
四是投机取巧，八面玲珑。习惯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往往都要想方设法弄清楚上级的喜好，爱听什么，关注什么，都要打听清楚，然后投其所好，以此来为自己获得好处。
根源
首先，官员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官员之所以报喜不报忧，是因为这样可能为自己带来某种利益和好处，比如，受到上级的认可和表扬、职位的升迁、自己的问题被掩盖等，而主动忽视此举的危害。显然，这些官员个人私利当头，完全不顾和国家的利益，思想认识已经出现问题。思想认识出问题就会导致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好人主义。例如，个人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在私心杂念的驱使下争权夺利；脱离的实际需要做表面文章，不脚踏实地干事，也不会真正做事；善于做样子、搞形式，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效果如何从不关心；不担当不作为，怕负责任，也不愿得罪人。
其次，官员的考核升迁制度不健全。从考核的角度看，考核主体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这就决定了官员必然针对上级主管部门做文章；或者说只要“搞定”上级主管部门，考核就不是问题。考核内容上的一票否决，也决定了官员要千方百计地掩饰问题，因为只要在这些“一票否决”的领域出现问题，所有的努力就将白费。在官员的提拔任用上，由于提拔主要看政绩，决定权在上级手中，所以官员们只能拼命搞出政绩。走正道的是真正干出政绩，没能力的就只能编造政绩。这些真真假假的政绩都得让上级切实看到，且又不能暴露出任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官员们倾向于报喜不报忧。
再次，受社会风气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一方面，个别官员惯于玩弄手段，比如，弄虚作假、谎报政绩、隐瞒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还可能获得了提拔。这可能导致某些官员效仿，寄希望通过报喜不报忧获得升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多教人向善，对人要隐恶扬善，多夸别人的优点，不讲其缺点；对己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当然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至于自己对家人报喜不报忧、医生对病人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美德。某些官员从扬善的角度看待报喜不报忧，认为这是在树立正面形象，有助于鼓舞士气。殊不知，善不能代替真，向善也不能说假话，特别是对官员来说，对党和说假话，报喜不报忧，是违法违纪的行为。
最后，官员的投机心理。一些官员总认为，受益的是自己，倒霉的是别人，明知道报喜不报忧潜藏风险、危害极大，还是会铤而走险。之所以说报喜不报忧是投机，是因为成绩和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些谎报的成绩、隐藏的问题终究会水落石出。诸多落马官员的经历证明，即使一时投机成功，问题没被发现，因为夸大的成绩而获得赏识和提拔，但这一切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大白之时就是其接受惩罚之时。
危害
官员报喜不报忧，首先，妨碍上级和掌握真实全面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要以全面、准确的信息为基础，而在信息的多种来源中，下级官员和部门的汇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官员报喜不报忧，导致上级信息失真、闭塞，掌握不了全面的信息，特别是对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了解不全面，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作为决策机构的上级将因此面临很大的决策风险，至少是大幅增加了上级作出正确决策的难度。
其次，破坏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影响党和的威信。实事求是，就要尊重客观事实，不夸大，不缩小。官员报喜不报忧，显然违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中，个别官员忙于营造“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把一份成绩夸大成十份；另有少数官员善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矛盾和问题隐藏起来。事实上，成绩并没有那么多，问题却不少，隐藏而不是去努力解决问题，最后把小问题拖成了大矛盾。由于少数官员报喜不报忧而造成重大损失、导致重大矛盾和问题，给党和带来严重的后果，进而影响党和的威信。
最后，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对党忠诚是全方位的，需要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和事情上绝对做到这一点，而报喜不报忧看似不涉及信仰层面的问题，实则从言行到思想都出了问题，表里不一，摇摆不定。官员报喜不报忧更是不担当不作为的典型表现。只拣好的说，拣爱听的讲，把问题都隐藏起来，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官员根本没有敢作敢当的勇气和决心，也不具备做事的能力。个别官员的不忠诚、不担当，还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带偏更多的人。
针对当前少数官员报喜不报忧现象，主要应从思想认识和制度两方面加以改进。
一方面，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是基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夯实全体官员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和作风原则。
另一方面，完善官员的考核晋升制度是关键。考核的内容不能是官员自己讲，要全面深入了解官员的所作所为；不能只看官员的成绩，还要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考核方法上，要鼓励官员多讲问题，让那些只讲成绩的官员不仅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还要得到相应惩罚。考核主体上，要减少上级和主管部门的权限，尽量更多听取社会和公众的意见，避免“一言堂”现象。
在官员的晋升上，要提拔那些敢说真话者、倡导讲真话和具有埋头苦干精神的干部，让弄虚作假的官员不仅得不到提拔，还要被追究责任。
来源 | 云
时代症候 | 报喜不报忧
文|李松蔚
编辑|翁倩
晚上9点，地铁里站着几个疲惫的年轻人。一个小伙子讲着电话：“跟你们说了不是加班，北京错峰下班都这个点！我工作不累，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地铁到站，一大拔人挤上车。小伙子有点慌：“就这样嘛，你们照顾好自己……”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冲旁边的同事笑，好像生怕他们戳穿。
其实，谁会不理解呢？我遇到的大部分年轻“北漂”，都有报喜不报忧的习惯。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再苦再累，只字不提，净捡好听的说。有些人是为了逞强，不愿意让亲人看低了自己；也有一些人觉得，父母离得那么远，自己遇到困难，他们什么忙都帮不上，徒惹一场担心，何苦呢？
一个学生告诉我她的一桩经历：她读本科的时候，有一年生了重病，在北京跑了好几家医院，始终自己应付。最后医生跟她商量手术事宜，提到手术失败会有瘫痪的可能，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还是有义务跟父母汇报一声。“万一出来最坏的结果，一下子扔给他们，我怕他们犯心脏病。”
“所以在那之前，一个字都没提过？”我问。
“没提。”看病足足有半年，“说了他们肯定着急，要过来看我，可他们就算来了也没什么用，制造紧张气氛。不如等病好了再告诉他们。”
“这么重的病，父母照顾一下不好么？”我想不通。
她摇摇头：“又不是不能照顾自己，再说还有别的朋友陪着。”
她的理由无懈可击：“父母不懂这个病，也没条件帮我在北京找到更好的医生，他们什么忙都帮不上。顶多就是给我钱，可我已经有钱了。”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心态却颇具代表性。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规定学生遇到了重大困难，校方有义务通告监护人。这对于有的学生来说，比挂科、处分、学位不保更让他们痛苦10倍。就像小学生，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一听说要“请家长”，就吓得千方百计求饶。但他们毕竟不是小学生了，有的学生就大声跟我们理论：“告诉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什么都帮不了！”
他们说得没错，从理性上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反正帮不上忙，冲父母“报忧”又有何意义？按照这个时代讲求效率的风气，没有“意义”的事自然不必做。但这只是理性层面的考虑，虽然正确，却单薄。人同时也是有情感需要的。情感是非理性层面的存在，倘若完全不理会它的声音，人会孤独。
我们遇到难过的事，常常想找人聊聊。这个人未必“有用”，未必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聊聊”这个行为本身，发乎自然，不加思考，不需要那些计较。一个电话拨过去，对方问道：“有什么事？”我们回答：“没事，就想找你聊聊。”吃个饭，喝个茶，逛个街，这些活动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必要性呢？但情感上我们因此感到踏实。他人的存在，哪怕什么也不做，本身就有分享情感的功能。喜怒哀乐让人们聚到一起，毫无必要地聚到一起，这是一种本能。
但是这种本能，在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我们的问候从“吃了吗”变成“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我们假定所有人都在忙，都很累。时间变成了最高昂的成本，任何人付出时间，都期待它有点什么“意义”。同城的朋友见面成了奢侈，哪怕请客，人家还不一定舍得时间。“有什么事？”一条短信发来，谁会厚颜无耻地回以“没事，就想找你聊聊”呢？
既然时间宝贵，凡事必追究意义，报喜不报忧就只能是现代人无奈的选择。独自漂泊在外的人，尤其熟悉这种理智的孤独、无可言说的空虚。小伙子对父母说“我工作不累”，挂掉电话，恐怕也有点怅然若失。理智会说：“有什么用呢？他们又帮不上忙。”而人的情感，总会留恋那一份热汤热水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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