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评论诗歌的核心观点“兴趣”说究竟是什么
严羽，字仪卿，又字丹丘，后世称其为沧浪先生。是南宋时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被推崇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他的成名作《沧浪诗话》在宋代诗话中体系性最强，在书中他提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诗学观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兴趣”说便是其中一个。“兴趣”说同时也是严羽诗歌美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国诗论史上，严羽以“兴趣”论诗，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诗是在对唐诗的继承和变革的过程中发展的，《沧浪诗话·诗辨》中叙及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变革，严羽认为其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较多地因袭唐人；中间变革唐风，形成自己的体貌；到晚期又向唐诗靠拢，接受晚唐诗风的影响。其中，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主流，突破了唐以前诗歌以“吟咏情性”为主要职能的传统，把许多原来不入诗的题材都写入诗中，写法上又往往采用散文化的叙述手法和结构形式，以至运用散文化的句式和字眼，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唐诗风貌迥异的拗峭生硬的格调，也就是傅若金 在《诗法正论》所说的“宋人以文为诗”。
宋诗的变革，其正面效应是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和意蕴，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从多方面锤炼了诗歌语言的形式。但刻意走散文化的道路，也给宋诗带来了一系列弊病，这就是《沧浪诗话》所指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以文字为诗，是指诗歌创作中片面追求炼字琢句的倾向，这在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创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黄庭坚等人的这种努力对于提高诗歌的语言技巧有ー定贡献。但是，刻意追求语言的出新、出奇，大量使用拗句、拗律，未免有损于情趣的自然，影响诗歌意境的浑成与含蓄，甚至造成文理不当。
以才学为诗，是说作诗者喜欢在诗中卖弄才学，搬用典故，黄庭坚公开主张“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征引典故，本是诗歌创作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使用恰当，是可以丰富读者的联想，扩大表现力的。但宋人以此为尚，往往过多过滥，造成文字堆砌和诗意艰涩的弊病。苏、黄等人还特别喜欢引用生僻的典故，引用时又故意吞吐其词，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以议论为诗，是在诗作中滔滔不绝地发表作者对各种问题的见解，用成段甚至成篇的议论说理取代了诗情画意的表现，这就必然导致诗歌意象的贫弱干枯，寡情乏味，损害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宋人诗中好发议论，这是从欧阳修、梅尧臣就开始了的，后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等诗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沧浪诗话》以苏、黄尤其是江西诗派为主要批判对象，在唐诗、宋诗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诗歌艺术特点和规律的深刻探究与把握，提炼出了自己的诗歌审美理论的主要范畴一一“兴趣”。他把“兴趣”作为自己诗歌审美理论的主要范畴，标榜学习汉魏盛唐诗，并以此为“向上一路”。
严羽对汉魏盛唐诗歌的美学价值认识非常深刻。他看到了它们形象充实、意境深远、气象浑厚、笔力雄壮，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许多优点。并“熟参”、“妙悟”从中拈出了“兴趣”二字，且谓为“自家实证实悟”所得，“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以“兴趣”为中心的诗歌审美理论。
由此可见，严羽是针对当时部分宋诗不重诗歌形象思维的弊端，而极力倡导重视、学习盛唐诗中的“兴趣”，他的“兴趣”说的提出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兴趣”一词，《沧浪诗话》中有时作“兴致”，它不同于现代日常用语中所谓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而另有其特定的内涵。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兴趣”为严羽首创，它是由“兴”和“趣”两个名词概念组成的复合词。
“兴”的概念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复杂的演变。它的最初解释是“起也”。孔子讲过“诗可以兴”，是说《诗经》里的作品具有引起人的联想、感发人的志意的功能。到《周礼》和《毛诗序》提出“六诗”或“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其中的“兴”是指“托事于物也”，假托物象以兴起情怀，此时的“兴”已经是诗歌艺术的一种表现方法了。
但是，《毛诗序》论诗是以“美刺”、“教化”为宗旨，它经常把比兴的手法同诗歌的美刺作用联系在一起，比兴因而获得了“主文而谲谏”的含义，即指用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讽喻社会。所谓“兴则环譬以托讽”，正是兼括了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
后来，“兴”的这两重含义逐渐有了分化。一方面，由于重视其讽喻的功能，发展到不再顾及其“托事于物”的表现方法。如初唐诗人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这里的“兴寄”主要就是指诗歌的社会内容。白居易用“风雅比兴”、“美刺比兴”论诗，称赞韦应物的诗“才丽之外，颇尽兴讽”，讲的也是诗歌针砭时弊的社会作用。他们所理解的“兴”，侧重于作品中所寄托的讽喻。
另一方面，“兴”的另一重含义也有了独立的发展。钟嵘《诗品序》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这是将“兴”的概念专用来表示那种含蓄、委婉的诗歌情味，与“兴”的讽喻社会的功能完全无关。
中唐诗僧皎然在他的论诗名著《诗式》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意思是说，“比”和“兴”都是取材于义类相同的物象，但“比”是借物象来打比方，而“兴”则还须着眼于物象内部所包含的意蕴。又说：“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这里说到“兴”的两种情况，虽然用法不同，但都指詩人把情趣与物象融为一体，情趣蕴藏在物象之中。这是对于钟嵘主张的进一步发挥。降至《沧浪诗话》中的“兴趣”说，倡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宣扬“言有尽而意无穷”，显然跟钟嵘以至皎然的诗论传统一脉相承。
再来看“趣”。诗歌的“趣”也不是严羽最早提出的。《文心雕龙》论“趣”就有十几处，如“情趣之指归”、“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趣幽旨深”、“理殊趣合”，等等。刘勰所说的“趣”，是与“理”、“旨”相对，指蕴含在作品形象之中的艺术情趣。
唐代诗论中，以“趣”论诗者也不少。《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王昌龄的《诗中密旨》论诗有三格：“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势”，所谓“得趣”，是“理得其趣，咏物如合砌”，即诗理与诗趣的和谐统一。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说王维、韦应物的诗“趣味澄澹”，这里所说的“趣味”，是指诗歌作品表情达意含蓄不露的特点，它同钟嵘等诗论家所讲的“兴”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兴”侧重于作者表达的角度，而“趣”侧重于读者感知的角度，二者都是指诗歌的审美特性。
严羽将“兴”、“趣”相联成词，提出“兴趣”，吸收了前人关于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钟嵘、皎然论“兴”，司空图论“趣”和“味”，可以看作“兴趣”说的两大理论渊源。
严羽在赞许汉魏、盛唐诗歌长盛不衰并分析其原因时，认为盛唐诗所体现的“兴趣”，正确反映了诗歌所特有的本质和规律，具有一种含蓄隽永的美。他的“兴趣”说是在总结前人文论中“兴”和“趣”两个概念而成，但不是简单的相加。在严羽看来，“兴趣”当有以下特点，这也是他“以盛唐为法”的诗歌创作方法。
一、“兴趣”是思想和情感的统一。严羽的理论是为了探索诗歌内在的规律。在关于诗歌的本质上，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这并未脱离开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性的纲领，与刘勰、钟嵘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钟嵘在诗品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在《明诗》篇中谈到诗时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性者，理也。”又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可见，古人所说的“性”与“情”是两个相对范畴。“性”指的是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理性及道德成分，“情”指的是其中的感性成分。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思想和情感。严羽秉承前人之说，也认为诗是表现人的“情性”的。他认为在诗歌的创作中“情性”两者并重，抛开其中任意一个，就不能成为诗。
他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他认为唐人重视诗歌中的感性因素，即“意兴”或者“情”，而作为理性成分的“理”或者“性”又蕴含其中，所以能达到诗歌的颠峰。宋代诗歌过于重“理”，而又忽视“意兴”这一感性因素，并将尚理的风气正式化，于诗中大发议论，宋诗不如唐诗之处亦正于此。
严羽虽然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宋人尚理的倾向，但他并未完全否定诗歌中要传达的理。他在《诗辨》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历来许多人只引用这一句话的前半句来作为严羽忽视“理”的证据。而实际上，严羽所反对的是江西诗派所推崇的“无一字无来历”的作诗法，即把诗歌散文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方法。他认为，诗人的情性应该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在诗中发议论，抒发情感。
总之，严羽对诗歌的要求就是内容与形式统一，性与情统一，也就他所说的“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二、“兴趣“应该是浑然一体和含蓄不尽之美。《诗辨》中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就是严羽对浑然一体的形象描绘。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特别提出了“健”、“浑”两字的差别问题：
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诨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其中的“浑厚”就是指诗歌创作要达到质朴、不事雕琢、浑然一体之意，这也正是盛唐诗的基本艺术特一，故而他在《诗评》中说的“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说的就是盛唐诗人的诗作具有雄壮、浑厚之意。
所以他赞扬古诗“气象混沌，不可句摘。”建安诗是“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而建安之后的谢灵运的诗虽无一篇不佳，但认为他的作品还是不如“全在气象”的建安作品。
严羽强调诗歌意象有机统一的整体美，与晚唐的司空图的思想是一致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评贾岛时，就体现了这种思想，他说：“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除了诗歌的整体美，严羽还要求诗歌必须有一种含蓄美。他在《诗辨》中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是对朦胧含蓄的形象描绘。严羽认为盛唐诗人之诗由于“尚意兴”，故含蓄蕴藉，韵味深远，有无穷尽的言外之意。他要求“兴趣”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晚唐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观点是一致的。都要求诗歌须情深意长，有余味，能让人充分去咀嚼，去体会。
沧浪在《诗法》中论诗歌创作，要求“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语忌直，是指诗歌语言要委婉，意思不可直接说出。意忌浅，诗歌含义要深远，不可流于浮浅。脉忌露，指诗歌表达要凝练，使诗歌的意味脉络要较为隐蔽，而不显露在外。味忌短，即是指诗歌要有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他还说诗歌创作“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以便情味隽永，而发人深省。这正是他从盛唐诗歌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
三、“兴趣”还应该有不落痕迹的自然美。严羽在论盛唐诗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意境，体现的就是“兴趣”的天生化成，没有人工造作痕迹的化工之美。他说：“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这就是合乎自然的一种表现。严羽评李白诗时说到：“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强调的就是李白诗歌自然之美。
所以他反对作和韵诗，说“和韵最害人诗”，把诗歌变成文字游戏，必然会使其丧失自然真美。以这个角度出发，他十分欣赏蔡琰的《胡茄拍》，说它“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肝肺间流出。”严羽评六朝诗人，说：“颜不如鲍，鲍不如谢”，认为颜延之诗堆砌典故，无自然之趣，而鲍照之诗文辞艳丽，炫人耳目。两者都不如谢灵运的诗用语清新自然，有芙蓉出水之美。
四，以“兴趣”说为主导而创作的诗应有抑扬顿挫的诗歌格律美。严羽推崇盛唐诗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体律诗的成熟和完备。他在《诗辨》中说到：“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下，曾加有小注：“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说明在他看来，近体诗的严密格律是构成盛唐气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盛唐诗的声律美具有自然和谐的特点，它既有严密的格律，但又不死守格律，因而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流畅而不晦涩。所以严羽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有很尖锐的批评，他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他反对格律过于细密而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和艺术形式的自然，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格律的限制。
严羽听说的“兴趣”，既包涵了“兴”和“趣”这两个范畴的意思，但又不是这两个范畴的含义的简单整合，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他所说的“兴趣”应该是一种情与理合，情与景合，浑然天成而又含蓄不尽的审美趣味。
严羽提出的“兴趣”，逐渐成为后世衡量诗歌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概念。明代屠隆便认为诗歌失其兴趣，便失去了诗之本体: “诗至三百篇而下有汉魏古乐府，汉魏而下有六朝《选》诗，《选》诗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远，然山林宴游之篇则寄兴清远，宫闱应制之什则体存富丽，述边塞征戍之清则凄婉悲壮，畅离别羁旅之怀则沉痛感慨。即非古诗之流，其于诗人之兴趣，则未失也。”清代贺贻孙也崇尚兴趣，并用它来批判禅语入诗，认为诗歌要抒发真情，又要跌宕生姿，趣味不尽，而以禅入诗，用诗歌去解释禅语，则会木质无文。
将“兴趣”推崇为诗歌的主要特征，也成了王国维“境界”说的滥觞。他在《人间词话》中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从中可以看出，王国维虽然认为“兴趣”说不如“境界”说来的彻底，但也不否认其所受之影响。
总之，我们对于严羽的“兴趣”说应该要有全面的认识。既要看到它的主旨的针对性，又应该对其内涵作深层的发掘；既要看到它的历史继承性，也要看到它对诗歌美学理论的强化与开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受到启示，吸取经验，从而促进诗学美学理论的发展。
洞庭风：闲话“无趣”“有趣”
有人说：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无趣的人，宛若凉白开水，细菌是全杀死了，可寡淡无味。百度上说，无趣就是没意思，没兴趣，缺乏悠闲、温雅、风韵、活泼、逼真、兴趣或风趣；机械的，缺乏想象力的，缺乏洞察力而又一成不变的。悲观、郁闷、抱怨、自私、封闭、保守、狭隘、浅薄、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等等，似乎都是无趣的代名词。远离无趣，也就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嘛！世间的纠葛、矛盾与冲突，无不是无趣的结果。
周围的人和事，无趣是屡见不鲜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的本来十分开心，不知何时别人一句玩笑话，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感觉不中听，便横眉冷对、暴跳如雷，大家不欢而散，是无趣。对下属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得理不饶人，让对方甚感惶恐，置对方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是无趣。见到家人和朋友，不是沮丧，就是烦躁；不是焦虑，就是抱怨；逢人就显摆，遇事就抬杠，好搬弄是非，好争个对错；成天寝食难安，负面情绪爆棚；遇事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总是无比正确的，等等，甚是无趣。待人求全责备，待己宽宏大量，言语尖酸刻薄，处事蛮横刁钻；或斤斤计较，或得过且过，或浑浑噩噩过一生，或视生命如草芥，自然是无趣透顶的。
有趣的人，待人接物，能激起周围人强烈的好奇心和兴奋感，给人以善良、率真、平和、积极、乐观、豁达、坦荡、真诚、澹泊、优雅、舒服的感觉。有趣的人，生活的潇潇洒洒，对人和事颇有同理心，扯闲话、聊闲天、侃大山、结交朋友，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一个浅浅的微笑，一句暖心的玩笑话，都让人倍感亲切和快乐，骨子里透着睿智、从容、诙谐和坦诚。与有趣的人在一起，不仅能长见识、涵养性情，还能学会积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珍爱生命，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真可谓是：良言一句三冬暖，莲开九品德无穷。
有趣的人，童心未泯，幽默风趣。与无趣的人固做矜持、以成熟自居不同，有趣的人，无论多大年纪，也不管经历过怎样的蹉跎岁月、风雨人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别人的态度，秉承孔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童心未泯，时时、事事、处处，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爱不耻下问，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无时无刻不在谦虚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给人以成就感，给己以满足感。黄永玉，是我国美术界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他60岁买跑车兜风，91岁“撩”林青霞，96岁为自己办追悼会，堪比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即使别人骂他“老不正经”，咧嘴一笑了事，依然活得童真洒脱、逍遥自在、有滋有味、怡然自得。
有趣的人，心地善良，坦荡通透。一个人的善良和坦荡，是体现在对具体人和事的真诚与包容上的。外在的包容，体现的是内在的格局。能容言、会容人、可容事，看的通透，活的真实，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品格。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和杨绛，就是一对善良、坦荡而“有趣“的夫妻。钱钟书一生“书生气”十足，率真无邪，敢做敢为。据说1937年在英国时，杨绛生了女儿住院，一天，钱钟书去医院探望杨绛，刚进病房，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耷拉着头，一副愧疚不安的样子，对杨绛说：我犯错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淡淡一笑说：不要紧，我会洗。第二天，又去医院，见到杨绛，便说：我又犯错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依然淡淡一笑说：不要紧，我会修。一句“不要紧”，既让钱钟书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又体现出杨绛的包容豁达。一个天真烂漫，一个善良宽厚，夫妻间永远春暖花开，情义愈来愈坚不可摧，生活愈来愈眉开眼笑。
有趣的人，懂得生活，热爱生命。人的生命是短暂而宝贵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既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便是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有趣之人。这样的人，格局大，乐观豁达，深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因此，从不为名利折腰，从不计较成败得失；这样的人，善于独立思考，有主见，知世故而不世故，待人处事，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循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勇于认知平凡时光里的温暖、感动和美好；这样的人，凡是心向往的，总是孜孜以求、矻矻不倦，不达目地誓不罢休。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一生坎坷，先后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他却用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自我解嘲和调侃自己，在为后人留下浩瀚的造诣极高的文、诗、词、书、画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活态度，以及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等美味佳肴。
有趣的人，独立自由，灵魂圣洁。我国当代作家、画家木心说：一个人真正的风雅，是恪守内心的尊严。恪守内心的尊严，便是让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灵魂圣洁。只有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才称得上是灵魂圣洁而高贵的人，也才是最有趣的人。我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写下了照耀千古的铭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石破天惊般，照亮了人类文明智慧的夜空，让固步自封、拾人涕唾者以警醒。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批陈寅恪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寅恪为表达自己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并上书中山大学校长：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学识渊博、意志顽强、铁骨铮铮，堪称。
人生不易，生命有限。做个积极乐观、通达平静、澹泊从容、独立自由的“有趣”之人，既是为自己守节，也是对他人尽责。
作于2021年8月20日
个人简介：洞庭风（李国峰），湖南岳阳人。中国金融作家理事，高级经济师，在国有和股份制从业三十多年。诗歌、散文散刊于《金融文坛》《中国金融文化》《岳阳晚报》《山西市场导报》《神州文学家园》《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等，曾出版诗集《洞庭风歌》。
壹点号 柳泉金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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