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8.3 曾子有疾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注释】
▲曾子有疾：曾参病重（大概已经到了不能行动的地步）。
▲启予足，启予手：“启”，打开。打开我的脚，打开我的手。此句与下面的话关联不大，应是曾子病重，已经不能移动身体，让弟子们把自己身体摆正。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指做人做事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免：免于犯错。
▲小子：曾参的弟子们。
【译文】
曾子病重，把弟子们召唤到身边说：“摆正我的脚，摆正我的手。《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我快要死了，从今以后，我不必再担心自己会犯错了！小子们！”
【学而思】
曾子一生行事，都是按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谨言慎行，临死之前，告诫弟子们要做到我这样，才叫持之以恒。
参读：
《泰伯篇》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路篇》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知识扩展】
《十渐不克终疏》（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
【原文】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nǎng]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于左：
【译文】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建立王朝，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为了留传给子孙而谋算。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谈论的方略时，一定推崇质朴敦厚而抑制虚浮华丽；在议论人物时，一定是赞许忠诚贤良而鄙视邪恶奸佞；在讲述法度时，一定是禁止奢侈浪费而崇尚简朴节约；在谈论物产时，就会说重视谷物布帛，轻视珍宝奇玩。在受命登基之初，都能遵守这些原则达到清明；可是国家稍微安定之后，大多数人都开始违背初衷而败坏了社会风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处在极其尊贵的地位，拥有天下的财富，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背，所做的事别人一定会遵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匿，礼仪法度被欲望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道并不难，难的是实行；实行也不难，难的是坚持到底。”所说得很实在啊！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平定了四方战乱，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正当陛下年轻力壮的时候，就能够抑制自己的嗜好和欲望，身体力行，克勤克俭，内外安乐宁静，于是达到大治的局面。论功业，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论仁德，就是与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宫廷之中接受陛下英明的旨意。陛下时常赞许仁义的之道，要坚持奉行而不可放弃；厉行简朴节约的志向，始终不渝。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话至今还在耳边回响，我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志向，敦厚淳朴的精神也渐渐不能坚持到底了。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原文】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译文】陛下在贞观初年，恪守无为无欲的方略，清明宁静的教化，覆盖到了遥远的蛮荒之地。但考察时下，这种风气已经逐渐丧失了。听陛下的言论，已经远远超过了上古英明的帝王；论陛下的作为，却连中等才德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英明圣哲的帝王，但汉文帝曾辞退了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烧掉了大臣献上的用头上绒毛制成的裘衣。现在陛下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到域外去购买奇珍异宝，这些行为招致百姓的见怪，被外族所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个方面。
【原文】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译文】从前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百姓的方法，孔子说：“要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拉着的车子那样小心谨慎。”子贡问：“为什么这么担心呢？”孔子说：“不用仁义之道去引导百姓，百姓就会仇恨我，如果这样，怎么能不担心呢？”所以《尚书》上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统治百姓的国君怎么能对百姓不敬重呢？陛下在贞观初年，对待百姓就像对待自身的伤口一样，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没有营造什么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几年来，陛下开始奢侈纵欲，忽视了谦逊节俭的美德，轻易地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放纵懒散，经常役使就容易驾驭。”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清闲安乐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岂有担心百姓安逸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正确言论，怎么能作为安抚的长远打算呢？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个方面。
【原文】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译文】陛下在贞观初年，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百姓的需要。而如今，却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劳役百姓，谦逊简朴的作风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矜奢侈的性情在与日俱增。虽然关心百姓的话在口中不停地说，但自身享乐的事在心里是最关切的。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进谏劝阻，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身不方便。’碍于君臣的情分，臣子怎么能再谏诤呢？陛下此言意在封住大臣们的嘴，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个方面。
【原文】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译文】立身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人所接触的环境，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都会受到周边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要谨慎地对待所接触的东西，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年，注重磨炼名誉与节操，不爱财物，只要是善良的人就和他交往，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对小人轻佻地亲近，对君子礼节性地尊重。名义上是尊重君子，实际上是敬而远之；名义上是轻视小人，实际上是亲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错误，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是不用别人离间就会自然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错误，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绝不是之道；疏远君子，难道是振兴国家的方略？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个方面。
【原文】《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终不克终五也。
【译文】《尚书》上说：“（君主）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事业才能成功；不看重奇珍异宝，不轻视日常用品，百姓才会富足。犬马不是本地生长的就不要畜养，珍禽奇兽不要养育在国中。”陛下在贞观初年，动则效法尧、舜，不看重财物，返璞归真。可是近几年来，喜欢崇尚稀奇怪异的东西，难以获得的物品，无论多远也要弄到手；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时间能够停止。国家自己喜欢奢靡而希望下面的人敦厚俭朴，是没有过的事。低下的作品兴盛（非实体经济发达），却希望农业丰收、国家殷实，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个方面。
【原文】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译文】贞观初年，陛下求贤若渴，只要是善人举荐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发挥他们的长处，还恐怕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但近几年来，全凭自己的好恶任用人才，或是众人共同举荐才被任用，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品行在平素可以表现出来，做事有成绩可以检验，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积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应该一下就被否定。君子的胸怀，是为了实行仁义和弘扬道德；小人的本性，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审察事情的根源，而轻易地加以褒贬，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一步步得到进用。所以人人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个方面。
【原文】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译文】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高瞻远瞩，办事只求清静无为，心中没有嗜好欲望，内除网、箭等打猎用具，外绝打猎之地。几年之后，就不能坚守当初的志向了，虽然没有像太康那般游猎十旬不归的事情，但有时也超过了天子一年三次田猎的礼制。于是使游猎的娱乐遭到百姓的讥讽，献鹰献犬之类的事竟至扩及到边远的异族。有时打猎的教练场所遥远，天刚有点亮就出去，深夜才回来，以驰骋郊野为欢乐，不考虑难以预料的变故，如果事有不测，能来得及挽救吗？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个方面。
【原文】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译文】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既然如此，国君对待臣子，礼节上不可轻薄。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皇恩泽及身居下位者，因此臣情能够上达，都愿意尽心竭力办事，心中没有什么隐讳保留的。然而近几年来，您对此多有忽略。有时地方官充任使节，入朝奏事，想拜见陛下，陈述见解，刚要张口您却摆出不想听的脸色，想要提出请求又得不到恩准。有时还因为臣下有不足之处，就责问他细小的过失，这样即使臣子有聪敏善辩的才能，也不能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上下同心、君臣融洽，不是很难吗？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个方面。
【原文】“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译文】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私欲不可以放纵，娱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个方面，前朝帝王用作求得福运的方法，历代贤人也用作深切的警戒。陛下在贞观初年，对政务孜孜不倦，委屈自己而顾念别人，还常常觉得做得不够。近几年来，稍微有些骄傲放纵，自恃功业盛大，心中轻视前代帝王，自以为圣哲英明，内心看不起当代人物，这是骄傲滋长的表现。想要干什么，都随心所欲，即使有时抑制自己的情绪而听从大臣的劝谏，却始终是耿耿于怀，这是放纵私欲的表现。志趣在嬉戏游乐上，心里从来没有厌倦，虽然还没有完全妨碍处理政事，但却不能专心思考之道，这是娱乐过度的表现。天下安定，外族敬服，却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向太高的表现。亲近的人迎合陛下的旨意而不肯直谏，被疏远的人畏惧您的威严而不敢规劝，这样不断积累下去，将有损陛下高尚的品德。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个方面。
【原文】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译文】从前尧、商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患，之所以称颂他们的圣德，是因为他们做事能够有始有终，无为而治，没有私欲，遇到灾害时极其忧虑，勤于政事，时世安定时，也不骄矜不放纵的缘故。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的百姓全都流向关外，扶老携幼，往返数年，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没有一个人抱怨痛苦，这确实是因为百姓理解陛下体恤抚育的胸怀，所以至死不怀二心。近年以来，百姓被徭役搞得疲惫不堪，关中的百姓劳苦忧患尤其严重。各种工匠服役结束后，又都被迫留下来继续受官府雇用；正在服役的士兵，大多被调到京城去做杂役；皇帝为采购用物在乡闾间不断搜寻，在道路上押送物资的差役络绎不绝。既已出现弊端，百姓就容易被惊扰，万一因为水旱灾害而谷物绝收，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安宁平静。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个方面。
【原文】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rěn]，礼教聿[yù]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译文】臣听说“祸福降临没有定数，都是人们自己招来的。”“人要是自己没有缝隙可乘，邪害就不会侵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有十三年了，道义遍及全国，声威远加境外，年年五谷丰登，礼治教化振兴，家家户户都为能得到表彰而感到喜悦，粮食就像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大旱，竟至远殃及到了诸郡和封国；凶恶之徒犯上作乱，忽然就发生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上天会说什么呢？便垂下天象以示警戒，这实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上天垂示的告诫能够产生畏惧，就应该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效法商汤那样归罪自己。前朝帝王治理国家的有效措施，应该勤于学习效法，现在败坏德行的行为，应该深切反省并改过，与万物一起更新，改变人们对事物的印象和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普天之下也将深得其益，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国家的安危治乱，在于国君一人而已。现在太平的基业已经高积入天，就像堆积九仞高的山，还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时机很难再得，英明的君主本可大有作为却不努力去做，这是臣下心怀郁结而长声叹息的原因。
【原文】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chú ráo]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译文】为臣确实愚昧浅陋，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就奉上让陛下知晓。但愿陛下采纳臣下愚妄言论，参考这些浅薄的意见，期望我这样的愚人千虑，也有可取之处，对国君的缺失有所补益，那么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原文】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译文】奏章上达以后，唐太宗对魏徵说：“臣下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违逆国君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辅佐大臣，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也许能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这句话，我又有何颜面和你相见呢？又将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自从看到你的奏章，我反复研究探求，深深感觉它言辞有力、道理正确，于是我把它贴在屏风上，早晚恭恭敬敬地观看。又抄录下来交给编写史书的官员，希望千年之后，人们也能够知道君臣之间应该遵守的道义。”于是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宫中的马两匹。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走进大唐谏臣魏徵的世界（二）
死后余波 重立墓碑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命将左少监阎立本画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是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第四。]李世民望着凌烟阁的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道：“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生。侯君集参与谋反，被处死；中书侍郎杜正伦受牵连被远贬。魏徵生前向李世民推荐的二人都参与其中，到此时李世民怀疑魏徵结党营私，结合曾写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李世民愈加不满，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尽管取得胜利，却仍因未能灭而后悔。回师之后，他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召魏徵的家人到行营，赏赐、慰劳裴氏，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立起墓碑。
忠于大唐 敢谏善谏
魏徵一生，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经国治世之才，对社会问题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不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一生，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多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人难以伦比的。
对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尽管李世民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对其进言多所采纳。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纠谬补缺，多所裨益。李世民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当然，李世民的开明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魏徵曾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偃革兴文。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魏徵力劝太宗偃革（停止）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上的“致化”（ 施行教化）思想，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主张给社会一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为了防止劳役百姓，他还劝谏李世民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如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百官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李世民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李世民遂停止了东封活动。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李世民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尧、虞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隔绝蒙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官，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兼听纳下，还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李世民的赞赏。
李世民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君臣和衷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
知人善任。在一次奏疏中，魏微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不能知人，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义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使国家在上安定清平）的先决条件。
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chù zhì]（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关于如何“审访其行”，魏徵指出，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如果能“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那么就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结果。
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年），李世民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李世民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李世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
居安思危。在与李世民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魏徵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在“覆彼昏狡”的情况下得到百姓拥戴，自然“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因此这种创业的过程“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由此，他总结道：“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李世民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建议道：“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
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同时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魏徵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魏徵特别留意观察李世民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李世民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李世民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李世民听后很满意。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呢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把他的奏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次向李世民建言：“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以此劝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修撰史书 群书治要
自贞观三年（629年）起，魏徵奉命总撰了唐初八史中的五史，即《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其中，他负责主修《隋书》，还为《隋书》写了序论，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了总论，并对各史“多所损益，务存简正”，终于在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时称良史”的这几部史学著作 。
在主修的《隋书》中，魏徵追求“直笔”的修史态度，唐初可用史料丰富，有专业的修史机构“史馆”支持，多位修史学士执笔，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隋书》具有了极高的史学价值。其中《经籍志》为魏徵亲撰，正式应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首次作为一个大类被单独分列，此举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地位，也为目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修史外，魏徵还编纂了大量历史文献。鉴于隋末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的状况，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李世民同意，设置雠校者20人，书手者100人，命其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后，“秘府粲然毕备”。]此举为书籍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唐朝文化的发展。
贞观五年（631年）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为写此书，魏徵博览群书，上始五帝，下至晋代，共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撷取历代群书之精华，吸取前朝历代君王的教训，整理历代君王方略。唐太宗看后，称赞道：“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命将《群书治要》赐给诸王每人一本，以得其中道理。魏徵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参考的古籍，多已失传。《群书治要》在保留唐初古籍原貌，为今人了解散佚古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同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成《大唐仪礼》一百卷。其中《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又编成《类礼》二十卷，“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书成之后，被李世民称赞为“文义粲然，遂得先圣微言”，藏入秘府，并赐予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
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同高士廉等共同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该书内容广博，以分类的形式收录了大量古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古籍史料，可惜至南宋时已失传。此外，据《两唐书》记载，魏徵还有《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果十分丰富的作家。其作品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后世研究唐朝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质并举 诗作流名
魏徵作为一代谏臣，其文学创作多是为服务的。故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收录的魏徵作品多具有色彩。虽然魏徵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不多，但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现了他高超的文学水平与文学素养。
《全唐诗》中收录魏徵诗歌共34首，其中祭祀乐歌30首。《舒和》均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乐歌大多为四言八句。乐歌用词素雅、庄重，为大雅之词，气氛庄严，仪式感强，为研究唐朝祭祀礼仪有重要意义。
南朝齐梁以来，文风浮华。唐初文坛受齐梁余风影响，专尚骈俪，意少词多。魏徵的文风则反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展示了贞观时期朝廷、民间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出一个新兴王朝的勃勃生机，也体现了魏徵愿意为国鞠躬尽瘁的志向。又如《述怀》：“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写出了自己初事李密、后事李唐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李渊的忠心以及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可见魏徵的作品皆言志述怀，而非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反对浮华文风的态度，为矫正唐初专尚骈俪文风起了良好的示范及带头作用。
名垂千史 百世流芳
魏徵作为谏臣的典范，在当朝和后世，受到世人的赞扬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多次称赞魏徵。“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 [66]。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 “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王珪在《贞观政要》引中说到：“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南朝陈至隋唐时期官员、文学家褚亮在《圣制故司空魏徵挽歌词表》说道：“魏徵早逢兴运，誉美当朝，为圣主之贤臣，预能官於多士。出纳通显，凭藉宠私，忠诚所到，心力同尽。”
唐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张怀瓘《评书药石论》中说到：“贞观之时，文臣无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书之，後代美之。”
唐朝时期宰相权德舆在《论江淮水灾上疏》中说道：“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词，上裨大化，无疆之祚，实兆于斯。”
北宋第六位皇帝赵顼在《宋史》中说道：“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家曾巩在《上杜相公书》说道：“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清代官员、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道：“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至今所传十思、十渐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中国近现代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蔡东藩在《唐史演义》说道：“唐代谏臣，莫如魏徵，唐代奏议，亦莫若魏徵之十思十渐两疏。”
十渐不克终疏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抉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配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纂？”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的，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日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们，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巧。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问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运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弘，或从善举而用之，要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减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已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疾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如，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如，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中华十宰辅（五）：为大唐盛世铺平大道的千古诤臣
魏徵像
文｜达宾小酱
只要稍微了解魏徵的都清楚，他真的是个幸运儿，遇到了唐太宗、长孙皇后这样的掌权者，才能容得下他那只为国家考虑、不为国君考虑的行事方式，才能让他这样的诤臣留芳千古。
他不是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那批追随者，甚至还帮着太子李建成对付过李世民；他也没有什么不世之功，只是在隋末的各路神仙打架的大棋中可有可无的一枚棋子，甚至连棋子都算不上。
他先后跟过武阳郡丞元宝藏、瓦岗寨的李密、李密部将李勣、河北窦建德、太子李建成，最后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才到李世民手下为官，要按照“一臣不事二主”的古训，魏徵早该上吊、喝药……把所有死一遍了。
但是，他却是让太宗皇帝最难以割舍的大臣。他死后，唐太宗为他废朝五天，追授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并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进第四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都是随李世民打天下的一批忠臣良将，而魏徵这个后来上车的列入其中，更能说明太宗皇帝对他的重视）。
隋末群雄割据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英雄趁乱世出，魏徵也看透了隋朝无道的统治，开始跟着各路军混，但是他和韩信有点像，开始都是郁郁不得志。
开始跟着瓦岗寨李密，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后来王世充攻打李密，魏徵建议坚守抗击，结果李密非要全线进攻，结果被王世充包了饺子，李密只好带着部下投降了李渊。
跟着李密到了李渊手下，魏徵看这波人比较有前途，于是想找个机会表下决心，争取早日成为自己人。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的李密部将李勣，到黎阳，魏徵作书与李勣，李勣依约受降。可谁知就在李勣押送粮草去李神通那时又被河北的窦建德抓去了。幸好后来窦去救王世充被灭，魏徵才得已重返李渊阵营。
回来之后，他就被李建成看上了，当了太子，官虽然不大，可是至少接近了权力中心，未来的皇帝也是不得了啊「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太子后来竟然成了“隐太子”」。他看这太子权势有些不如秦王，于是建议他请战去剿灭勾结突厥寇犯山东的刘黑闼。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后来，李渊统一天下，建立唐朝。没多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作为太子旧臣的魏徵差点就随隐太子去了，幸而太宗皇帝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不杀他，还给了他一个尚书左丞的官职。
介绍一下唐朝的官制。自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末，封建王朝的官制逐步开始实施三省六部制，“三省”就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就是吏、礼、兵、刑、户、工6大部。中书省与门下省职责有点像，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厅，同掌机要，共议国政，中书省负责拟写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尚书省就厉害了，相当于现在的，是真正的权力机构，主管六部，负责政令的施行。
尚书左丞是个正四品的官职，在唐初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是尚书省的三号人物（前面还有左右仆射），按道理尚书省一号人物是尚书令，但是整个唐朝只有两个尚书令，李世民和李适，就是后来的唐太宗、唐德宗，那都是要当皇帝的，一般人可不敢干。
唐太宗和魏徵
可以说，太宗皇帝对当时已经47岁的魏徵是相当照顾了，本来应该哪凉快哪呆着去的老头，一下子进入权力中枢，自然要投桃报李。又是收服隐太子李建成旧部，又是组织修撰《群书治要》及《隋书》、《梁书》、《陈书》、《齐书》。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在其辅佐太宗的16年里，魏徵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说到魏徵的直言进谏，不得不说他的两位伯乐，一位是太宗皇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就是长孙皇后。有两件历史在史书上皆有记录。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太宗嫁女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长女长乐公主要出嫁，因为很得父亲母亲的宠爱，就任性地要求自己的嫁妆比永嘉公主（李世民的妹妹）要多一倍。
这件事很快就被魏征知道了。魏征就进谏说这样做不符合礼节。侄女的嫁妆怎么能超越姑姑的呢？唐太宗不太高兴。
回去以后，太宗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后。皇后却很高兴地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大致意思就是，以前还搞不懂你为什么重用魏徵，这次我见识到了，连我这样的结发夫妻都不敢对你直言提建议，他却敢不顾你喜好和自己安危直言进谏，是难得的贤臣啊。如果陛下还能善于纳谏，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
后来，长孙皇后还赏赐宝物，并传话给魏徵，“早就听说了您的正直，如今才见识到。希望你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皇后贺喜
有一次魏征直谏让太宗皇帝怒火中烧，回到皇后那里，狠狠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意思就是，一定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退了下去，在内室中换好了礼服，跪在李世民面前，恭祝道“妾闻‘主名臣直’，今魏征直，可见陛下明。”
皇后如此巧妙地劝谏，使太宗怒气全消，魏征也得以保命。
大唐不夜城
要说魏徵是真的幸运，放眼中华历史这么多皇帝，十个至少有九个半不会让他善终，毕竟皇帝也是人，不是机器，有时候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想偷个懒、享受享受。
长安大明宫复原图
但也正是魏徵的监督，加上长孙皇后在君臣关系中的润滑，才让太宗皇帝成为一代圣君，开启贞观之治，把唐朝带入富国强军的快车道，而统治者的性格也体现在唐文化之中。唐朝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正是在于其包容性，当时的长安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在此分享魏徵流传千古的谏言：
十渐不克终疏
最著名的奏疏--《十渐不克终疏》
已经年过花甲的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流传至今。魏徵还列举了尧舜等正面典型和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反例。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太宗皇帝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十渐不克终疏》全文：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抉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配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纂？”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的，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日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立身成败，在于所染们，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巧。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问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运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弘，或从善举而用之，要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减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已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疾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如，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如，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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