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人之谈什么意思【欺人欺己是什么意思】

毛比较赏识哪类知识分子？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想以仕途为依归，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拥有了施展抱负的空间，也终无建树；有的满腹经纶，甚至初露才干，但却没有机会或身不由己，终以文人学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观条件具备，得以风云际会，遂成为集团中的重要智士或颇有建树的家。知识分子命运如此同途殊归，抛却客观因素不论，其主观上大体缘自器识上的差异。所谓器识，应该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毛比较赏识哪类知识分子？

关于文人秀才搞的毛病，毛曾有两次鲜明的论说。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及《》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1975年又同身边工作人员讲：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两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两次所谈，直指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器识。

掌握了知识，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和才华；拥有智慧和才华，也不等于就具备了识见和谋断能力。从知识分子到家的转变，需要机缘，更需要主观的努力和实践的砺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须有某种自觉，培养出必备的器识。宋代有个叫刘挚的学者，曾官至尚书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经常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把器度与见识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显扬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从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从《宋史》里读到刘挚这番话，感慨万千，在一封拒绝为他人去世的母亲写传记的信中说：“仆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在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

毛比较赏识的知识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谈到的这类人：“能说明中国的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文化、经济，整个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说明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并提升为理论，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所能为，非有器识不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纵使以理论见长，也需要着眼于时代精神和现实需求，懂得社会实际的情形，具有社会实践的经验，才能创造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对此，毛1958年6月说的一句话切中肯綮：“单从学院中过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的，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大家，毛早年既研读和崇尚过宋明理学和心学，也研读和崇尚过明清实行之学。像颜习斋提倡的“要在行字着力”，以及“试观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多愚，多读更愚”之论，毛是知晓的。他在《实践论》中多次提及“知行”问题，强调既要知，也要行。

顾炎武是毛颇为推崇的一个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其心血之作《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书生的空泛之论。毛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的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免不了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见树。对切中时弊又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比如，读战国时宋玉借与楚襄王对话写成的《风赋》，毛认为赋中描述了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的区别，“有阶级斗争意义”，还说对形势也要在宋玉说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看出动向。

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读朱敬则就“览秦、汉之得失”、“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等问题给武则天的上疏，他批注说“朱敬则家、历史家”。读姚崇奏对唐玄宗的十条建议，他认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纲领，古今少见”。读姚崇劝谏皇帝节制佛事、削减僧尼的奏对文字，他赞其为“大家、唯物论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则赋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刘蕡在唐文宗策试贤良时关于铲除专权宦官的对策，也赋诗称道“中唐俊伟有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

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觉得有现实意义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以读《明史》而论，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几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杨爵沉痛谏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毛读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读海瑞给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认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的大官僚”，并称赞海瑞批评皇帝的勇气“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开场合提倡人们学习海瑞。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读曾巩的《唐论》，毛批注：“此文什么也没有说。”读苏洵的《谏论》，他认为是“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读苏洵的《六国论》，对文中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并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议论，毛批注“此论未必然”，因为“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毛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疏理出一些为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有的还担任了很高的官职，但毛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和器识之间，毕竟隔着一道不浅的沟壑。

文/亦水

来源：网-中国新闻网

书品与人品：有人推崇赵孟頫，而有批特批赵氏，为什么

文/一者

在中国传统思想非常重视人品，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注重人品。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书法艺术的品评，往往也和人品联系在一起。如书法史上书法品评价，从儒家思想出发非常重视人品，从道家思想的出发也同样重视人品。

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说：“人正则书正。”

南宋姜夔《续书谱》也说：“风神者，一须人品高。”

王珣《伯远帖》

多数人都认为人品会影响到书法的境界，因此人品也成为欣赏者参考的对象，论调似乎是一致的。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意思并不相同，因为对“人品”所给出的内涵不相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项穆所说的“人品”是指一般道德标准的人格，而姜夔所了解的“人品”并非是一般社会道德标准的人格，事实上已经超越，洒脱飘逸、游于物外的人格，似乎与魏晋人的超脱相似。

初唐书家中，虞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诸人，在人格上都受到但是人们的崇敬，但由于他们是唐楷书法的代表，书法太过于追求严整的法度，因此项穆和姜夔对他们都有微词。

项穆说：第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书法雅言·书统》)

姜夔说：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晋人飘逸之气。(《续书谱·真书》)

作为书法品评他们都极推崇晋人，项穆所以把王羲之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推崇不知与唐太宗把王羲之推到“书圣”的地位有没有关系。那姜夔这种推崇有没一个衡量标准呢？有，有儒家和到道家两种衡量方法，一种就是“中和”，一种是“飘逸”。 “中和”是一儒家思想观念；而“飘逸”是道家观念，如姜夔赞美钟繇和王羲之的飘逸风格。

王羲之《平安帖》

“飘逸”是晋人追求的理想人格，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息息相关。如在《世说新语》里描写这飘逸品格的词句子不胜举，什么“放浪形骸”、“旷达”、“清远”、“狂放”、“洒脱”等等……这些都是指超越普通的道德标准范围，是游心于精神世界的。

所谓“高”、“远”、“超”、“脱”是远离人间烟火，几乎是脱离了社会，那种文人生活。“放浪”是任性自然，不同于“个性”，非性格写照，是道家所讲的“天性”。讲到“个性”，我们会想到“个性倔强”“不屈不挠”“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个性和外界有一种对抗性。“天性”是指“顺应自然”“任性率真”，个体和外界两不相害的态度，所谓“世与我而相遗”，“遗世而独立”，“聊乘化以归尽”。能反映这样一种任性自然人品的书法，姜夔给出一种说法“飘逸之气”。

虽然儒家思想的书评家和道家思想的书评家同样承认人品决定书品，但儒、道两家所谓的人品和书品不是同类的概念，甚至相反，一边所推崇的往往正是另一边所贬弃的。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唐人之书法严而力果，然韵趣小减矣！

“法严而力果”和“韵趣”代表两种不同思想不同的生活态度。“法严而力果”乃要使作品符合于个客观标准，创作是一严肃的工作，带有浓厚道德意味；“韵趣”则追求主观自由表现，创作时有一种恬然怡然的情致。用现代的浅近的话说，一是紧张的，一是放松的，两者异趣，甚至有着矛盾，不可能存在于同一的作品里。

明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批评颜真卿：颜书虽庄重，而痴肥无复俊宕之致，李后主所谓叉手并脚田舍汉，虽似太过，而亦深中其病矣。《祭侄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后人同声赞叹何故?此所谓耳食者，可笑！

这里所谓“俊宕”“天然之姿”，就是姜夔的“潇散”。用这些形容词去评述颜书，就像是要求一株千年老松，同时具有风竹的婀娜一样，可能吗？

赵孟頫《秋深帖》

品评书家的书风，因人而异。就像有人推崇赵孟頫，而有批特批赵氏一样。

清初冯班《钝吟书要》则指出：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米元章以为恶俗，妄也，欺人之谈也。

冯班从儒家论点出发肯定颜书，那一定肯定颜真卿那符合儒家观念的中正敦厚的人性。出现这分歧原因是文化思想和哲学观点的不同。

董其昌行，书白羽扇赋

还有如品评董其昌。历史上评判董其昌多数是从道家观念出发，因为董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其书画风格。

在康有为的笔下这样评述，《广艺舟双楫·体变》：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