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翰林待诏张择端，数年呕心沥血画成《清明上河图》，进贡给宋徽宗赵佶。靖康之难后，《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后历元、明、清，辗转飘零三次入宫又出宫，成为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
清逊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清明上河图》等大批珍宝、书画，盗移出紫禁城。无论在天津法租界的张园，还是伪满洲国的长春，溥仪都将《清明上河图》视为重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起飞，准备逃往日本，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截获。溥仪被苏军送到西伯利亚监禁，随身携带的珍宝、书画，由苏军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联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至此再没有人知道《清明上河图》的下落……
来历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东北文化部研究处研究室的研究员白仕望，是个“来历不明”的人，说他“来历不明”，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孤儿的身世。
白仕望自小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铺打杂，因为天赋过人，古玩铺的老板特意栽培，让他读书写字，言传身教古书画的鉴赏方法。白仕望又跟北京的书画大家来往密切，书画鉴赏造诣日见深厚。
白仕望跟一般书画鉴赏家不同，有一个关于他鉴定书画的故事，说有一天一个人拿了一张古色古香的画，让他看是不是宋代真品，他打开画不急于细看，而是站在画前面闭上眼睛禅定了好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睛，肯定地说画是真的。那人奇怪地问：“你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是真的？”
白仕望说：“这画的气息只有那个朝代才有，决不会错的。”
那人觉得白仕望很荒谬，再找人鉴定，有说真的，有说假的，后来找到民国怪才收藏鉴赏家张伯驹过目，他细细看了，这才确定是真迹。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也是白仕望被举荐到沈阳东北文化部的一个起因。
白仕望到东北文化部后，不喜欢穿制服，就喜欢穿一袭长衫，戴副小圆眼镜，梳着发丝不乱的分头，说话温文尔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神色总是波澜不惊，举动轻手轻脚，这都是长期在古玩铺养成的习惯。白仕望虽然同人交往寡淡，可鉴赏古书画的功夫在那儿摆着，研究室以至整个东北文化部没人敢小看了他。
1950年8月1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将溥仪和随从及伪满大臣一干人，移交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接受思想改造，交接地点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
1952年，白仕望等人受命鉴定与整理东北银行所存历代书法名画，并参与溥仪所盗国宝拨交东北博物馆的接收工作。东北文化部点名白仕望担此重任，所以白仕望是第一个鉴定溥仪所盗国宝的人。
东北银行移交给博物馆的文物，全都堆积在临时库房里，等待专业人员完成入藏的前期工作。
这个临时库房，白仕望来过好多次了，就算鉴定出了稀世珍品，他也没有感到欣喜若狂过。临时库房里安静、凉爽，虽然藏品堆放得毫不在意，却满眼古色古香。
那是一个星期天，白仕望像往常一样，独自泡在临时库房里消磨时间。白仕望刚戴上套袖，就感到库房内原本明亮的阳光，一下子昏暗起来，就像门窗全被古绢布遮严了，阳光只能滤进跟绢布同样的暗黄色。白仕望怔忡地站在操作台前，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潜意识中一股巨大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
库房里的景物在淡化消失，白仕望发觉眼前疏朗开阔起来，这早已不是什么库房了，而且他发觉自己正骑在一匹马上……
惊马懒卒
清明时节，汴京郊外平畴沃野一片生机，河流小桥扁舟，老柳树根盘节瘤，枝条间新绿萌动。一小一老两个脚夫，赶着五头毛驴，驮着木炭向城里进发。
时近中午，离脚夫远远的前面，一行十来人的官员亲属，从郊外踏青归来。便服出游的白提刑骑在马上，殿后的家仆挑着食具，前面轿中的娘子，难得趁着清明出来玩耍，采摘下来的花枝，都插满了轿身。即兴捕猎到的两只雌鸡，家仆显摆地担在肩上。
前面的白色官马，突然狂奔起来，三个家仆大呼小叫着去追赶惊马。白提刑皱起眉头，心想：清明放假，才出来半日，衙门就有事相召，长官平时懒懒散散的，浑不把公务当回事，放假了倒横生出事端来。福全那厮真是个杀才，家里的那匹白马，是我上下衙门骑的，马掌坏了还敢驱使了来接我回去，明知道我骑着马，还单挑了它来，怕是这厮想骑着风光一回吧。我才喝斥他好好牵着，回去到铁匠铺钉马掌，这又是怎么了，人喧马惊的？千万不要踩撞了行人。
惊马闹出的动静还真不小，前面路边的一头黑驴，受到惊马的冲击，又叫又跳起来，幸亏有缰绳牵制着它。坐在茶肆里的客人，闻声向外张望。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孙子进屋，另一个持杖老者慌忙侧身而逃，道中的算命先生，步伐踉跄得让人担心他会跌倒。白提刑看得直摇头：还没进城，就先扰民了，这个该杀的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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