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情明朗化,歼灭胡肇汉匪帮的计划也具体化了。我们在地、市委领导下,开始专案侦查。专案侦查工作由“专公”局长丁兆甲、副局长周柏林和市局局长于云统一指挥,由马陵(“专公”侦查科长)和孙伯操(“市局”侦查科长)具体负责。当时的决策如下:第一,侦破行动以胡肇汉、王群为目标;第二,深入调查研究,控制胡、王社会基础;第三,大张旗鼓镇压唐斌,震慑敌人,以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为武器,分化瓦解敌人。
三、
苏州市公安局在专案侦查中首先取得重大突破。1950年4月,市局在侦破“中国反共建国团江南游击总队”匪特组织过程中,查明该组织的3名匪特已混入南区公安分局充当交通警或炊事员。市局迅速逮捕内奸,发现这3名匪特又通过府前街一家刻字店老板王某与孔繁荣搭上关系,参加了以张忠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当过营长、区长)、方炳勋(原国民党东台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罗璟(国民党吴县县政府秘书)等为首的匪特组织“苏皖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王某还为上述两个匪特组织刻制了“关防”“条戳”。市局经上级批准,按照党“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于5月16日首先争取王某坦白自首,5月17日密捕孔繁荣,通过王某的现身说法,促使孔犯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交出解放前夕隐藏于吴县县政府的手枪12支,并提供了其匪特组织已通过罗璟与胡肇汉匪帮合流的线索。罗璟与王群素称莫逆,从专案侦查开始就被列为重点对象,孔犯的交代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1950年5月18日晚上,罗璟由上海回到苏州,他正做着“地下县长”美梦,兴冲冲步出火车站,当即被已“迎候”一昼夜的市局侦查员截获。罗璟美梦破灭,顿时张皇失措,经过一昼夜较量,终于供认其全部罪行及张忠汉、王群、胡肇汉在沪隐匿地点,要求“立功赎罪”领捉胡、王一伙儿,争取宽大处理。
事不宜迟,专、市领导当机立断,由周柏林、孙伯操率领周旭东(专公治安科副科长)、谢德文(专公侦查科情报股长)、陈醒亚(专公侦查股副股长),成立行动小组星夜奔赴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配合下开展搜捕行动。5月20日下午,先在虬江路逮捕张忠汉;当夜,王群在老西门落网。可是,逮捕胡肇汉时却扑了一个空。胡肇汉滑得像泥鳅,他在潜沪后又是“狡兔三窟”,在与罗璟分手后,立即转移到一个连王群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然而,雁过留声,他忘记还有一条“尾巴”露在外面,这条“尾巴”便是他的秘密联络员。根据这条线索,我们连夜捕获联络员,又乘胜追击,于5月21日凌晨包围爱尔近路(即今石门一路)成德里八号张联甫家,进行瓮中捉鳖。胡困兽犹斗,当我行动组与静安分局的同志破门而入之时,他已从“老虎窗”登上屋顶,企图再行泥鳅之技,却正好钻入我早就布置好的“网”里,束手就缚。当时已是仲夏时节,胡肇汉匆匆登屋逃跑时竟身藏一顶“罗宗帽”,显得有些反常,结果在帽子夹层里发现他暗藏的“通灵宝玉”──丁治磐亲赐的黄绫“派令”。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胡肇汉只得供认不讳,这支反革命地下军的“副指挥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还未前进到阳澄湖,就已身陷囹圄。
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行动组与静安分局联合作战,又根据捕获诸犯供述中发现的线索,一鼓作气,连续将丁治磐派往常州方面活动的“第三纵队指挥官”季仲鹏的代表李辉、亲信孙晋、“交通员”周顺福以及已经与胡、王挂钩、被委任为“常熟行政委员”的王柏年及其同伙儿刘建平、邹子南等抓获,摧毁了沈霞飞在沪的秘密“联络站”,并缴获“吴县行政委员”大印和“第三支队”关防各一,王群的化名(丘金生)签章一个,短枪三支和弹药若干。行动组在静安分局支持下圆满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全歼胡肇汉匪帮打好了决定性的一仗。这一仗仅用了72小时,而我公安战士则以数十倍于此的艰苦工作为这场速决战奠定了基础。
四、
行动小组凯旋,专、市公安局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歼灭胡肇汉匪帮。当时的大体部署是:第一,以吴县为重点,以吴县公安局为主,首先摧毁王群所属“第三支队”;第二,肃清胡、王在苏州市的残余,行动由市局负责;第三,昆、太、虞三县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暂不惊动,按专公统一步骤,逐个破案。
经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最终将胡肇汉匪帮一网打尽。丁治磐、沈霞飞一手策划的、妄图在苏州地区建立所谓“新政型”“地下政权”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0年9月15日《新苏州报》以《专区破获重大匪特组织匪首胡肇汉等全部落网》的通栏标题在第一版报道了此案的侦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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