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愚园路和江苏路就像分不开的麻花。20世纪90年代，江苏路和愚园路交汇口开始了马路拓宽工程。在江苏路上，一片叫永乐邨的地方从版图上被永远抹去了，却独独留下了永乐邨21号——这栋孤零零的假四层楼房，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旧址，关于它曾经的“潜伏”故事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永乐邨21号来了新租客
1945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暑气尚未散去，江苏路389弄永乐邨21号的大门被轻轻叩响了。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只见一对穿戴颇为讲究的夫妻站在门口，顿时面露喜色，看来，租房广告奏效了。
两天前，常租永乐邨21号的日本夫妇退房回国了，走时匆忙，房子里留下了整套的东洋式的家具。时局动荡，经济萧条，房东忙了几天，在江苏路、愚园路贴了一百多张租房广告，寻找新的房客。
一百多张广告迅速被其他广告覆盖了。正当房东想加印时，登门看房的人就来了，而且口气不小，想顶下21号整幢房子。房东大喜，能够顶下一幢房子的人至少是经济宽裕，生活无忧的。交谈中他得知，丈夫方行是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夫人王辛南与人合开了中华医药化验所，都属于有身家的人。房东和租客在租金上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租客以妻子王辛南的名字顶下了21号。
让房东想不到的是，这对出手大方的夫妇，表面上是生意人，其实还有另一重身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对外营业的化验所只是个幌子，实为新四军的地下药厂。和王辛南一起开办中华医药化验所的是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对自己的地下工作守口如瓶，哪怕是家人也不曾知晓。
1947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更名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为组织部部长，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此前根据刘长胜的指示，王辛南租下的永乐村21号，看中的就是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周围僻静隐蔽，屋后有门通到外面，便于紧急疏散。
10月，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被称作“策反传奇人物”的张执一，担任了这一任的书记，他始终活跃在上海的隐蔽战线，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比如，秘密策反千里长江防线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为一段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不过，那是后话了。
自从顶下了21号后，这幢假四层便重新布局了。一楼是张执一和方行两家人日常活动的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是领导们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放些杂物，也是有同志来上海的临时住所。永乐邨21号成了党组织开展上海地下工作的“红色秘密基地”。
永乐邨21号为保证上海局的绝对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成立伊始，这条隐蔽战线上的交锋就从未停止过……
户口检查有惊无险
1948年8月，上海的天空乌云压顶，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压抑。在这非常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又一次清剿行动。上海警察局以重新发身份证为名，由警察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检查，并且规定轮到入户检查时，全家老小必须守在家中，警察需要逐一核对照片。
很明显，这次查户口表面上是分发身份证，实质是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行动。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紧急会合在永乐邨，研究如何应对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后果就是暴露，巨大的威胁将侵袭永乐邨。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安全是第一位的。刘晓他们商量后决定暂时转移到杭州去避风头。于是，在熟人的引荐下，着名的佛教居士赵朴初书写信函给净慈寺方丈，说是上海有几位实业老板将到杭州名刹来做佛事，请方丈予以接待。
就这样，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在方行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净慈寺。净慈寺是西湖四大古刹之一。在净慈寺里，他们做的是为超度水陆一切亡魂而设的“水陆道场”佛事。方丈因为赵朴初的介绍信，对五人分外热勤，还安排他们住进了寺院深处的独立小屋。
8月的杭州，是一年中太阳最毒辣的时节。尽管净慈寺就在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是游览避暑的绝佳地点，一行人却以酷暑难耐找了个不宜外出游览的借口。白天，二刘和二张这四人在屋内佯作打牌消遣，实际却是聚在一处议事。方行则带着6岁女儿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实为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庙里住了个把星期，一直到收到王辛南的来信，通知他们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告一段落了，大家这才分头返回上海……
胖子是谁？姓张的又是谁
这次的虚惊还没过去多久，令人揪心的事又发生了。“有人吗？开门！开门！”1948年深秋的早晨，永乐邨21号的大门被重重擂响了。
过了许久，“嘎吱”一声，系着围裙的妇人从门缝里露出了头：“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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