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风潮
1948年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就连钟泉周所在的电车公司，工友们的生活也出现了困难。
这天，王元和顾伯康闯进了钟泉周家里。王元呼哧呼哧直喘：“泉周，今天公司找司机和售票员开会，要解雇125名售票员，还有76名司机！”
“怎么，你们两个被解雇了？”钟泉周不安地问。
顾伯康说：“那倒没有。可是被解雇的那些工友怎么生活啊？”
三人商量对策，王元提出要去社会局请愿。钟泉周思考了一下，摇摇头，又点点头：“不能去社会局，我们要去更大的地方，兵分两路。”说着，他就在两个战友耳边低声说起来。
1948年7月7日，钟泉周、王元带领公交职工们分别坐上44辆公交车，来到江西中路包围了市政府进行请愿，要求当局不得解雇工人。另一路，由顾伯康带领工人来到公司所在的公平路大礼堂，用粉笔在墙上书写“我们要吃饭”，张贴“我们要工作”“反对无理解雇”等标语，号召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队伍。
国民党市政府派出公司员工福利会的头头，来安抚工人们。为首的，竟然就是那个特务丁慰堂。原来，在军统，他就负责这一区。见了钟泉周，丁慰堂立刻认了出来：“又是你？说，你是不是受共产党指使的？”
钟泉周回答：“我是受被解雇的工人指使的，倒是你们员工福利会，为什么总是替资本家说话？”
丁慰堂无言以对，员工福利会的人开始假惺惺地劝慰工人们，说什么汽油价格大涨，经营困难云云。
钟泉周向王元使个眼色，王元立刻大喊：“你们都是黑心资本家的狗腿子，要你们干什么？”说着，带领工人们冲过去。员工福利会的人狼狈逃窜。
这场罢工持续了两天，大规模的游行、舆论的压力以及交通瘫痪，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不得不同意在外滩水上饭店与新工人代表谈判。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作为工人代表，迫使电车公司答应不再解雇人员，而是改为留职停薪。钟泉周又特别提出，原有的员工福利会，已经代表不了工人利益，立即解散，由工友们民主推举新一届员工福利会。原来，钟泉周早已想到，要把工人们团结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必须有一个公开的组织，这个员工福利会一定要由工人自己来管理。所以，他才特意安排王元，让工友们看清员工福利会的真面目。
两个月后，第三届电车公司员工福利会召开选举会，工人代表们一致选举钟泉周担任福利会理事长，王元、顾伯康当选为司机常务理事和理事。一场公交史上反解雇的罢工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
英勇就义
1949年春寒料峭，还是那么刺骨的冷。在大会议室里，员工福利会正在召开理事会议。这个会的气氛很不寻常，起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南迁广州，临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电车公司的司机也是公教人员，却没有兑现，工友们纷纷找上员工福利会，要他们出面和当局谈判。
顿了顿，钟泉周说话了：“我们会去和他们谈判，不过，要讲究策略，不能蛮干。”
钟泉周告诉王元和顾伯康：“解决工友生活问题，只是其一。我想的是，上海解放在即，要严防敌人破坏公交设施，我们要借机让工友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保护电车公司，完好交到党的手中。”
谈判现场，钟泉周遇上了一个“老熟人”——特务丁慰堂。丁慰堂皮笑肉不笑地说：“钟先生，现时不同往日，我可没什么耐心。”潜台词是，他随时可以下毒手！
钟泉周才不怕他呢，针锋相对：“巧了，我也没什么耐心。政府答应工友，发给工友们每人六石米的‘应变费，说到就该做到，不然，我们将罢工示威。”
丁慰堂都要气疯了，上次的大罢工，他被上司一顿臭骂，差一点被撤职，这次是万万不能再罢工了。他挥舞着双手说：“你再提罢工，我现在就枪毙你！”
手下的十多个小特务纷纷亮出短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钟泉周和众工友。王元和顾伯康一看，立刻招呼工友们操板凳自卫。
流血牺牲一触即发，反倒是钟泉周先说话了：“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我们还是拿不到应变米，那么……”
丁慰堂有了台阶下，悻悻地说：“大家应该体谅政府难处，三天后肯定发的。”然后狼狈逃窜了。
钟泉周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帮家伙狗急了会跳墙，真的会开枪，现场工友人数太少，没必要做无谓牺牲。三天后，如他所料，一粒米都没有发下来，他才找来王元和顾伯康，全市公交车大罢工！
2月16日清晨，由顾伯康所在枫林桥营业所率先进行停车罢工，接着各公交线路工人陆续响应。丁慰堂闻讯后，急忙带着一大帮特务赶到现场同工人们谈判。
顾伯康说：“还是原来的要求，每人发应变费6石米！”周围工友们也陆续围拢过来，大声呵斥当局的无赖嘴脸，人越聚越多。这可不是前几天的谈判场，面对这么多人，丁慰堂可不敢动枪了，声称回去向上峰请示，尽量替大家争取应变米，然后溜回了警局。不过，他可不是去要米的，是要军队镇压罢工潮！
当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枫林桥保养场，从职工宿舍内抓了顾伯康。消息很快被中共地下党员曹淼获知，火速赶往钟泉周家，通知他马上转移。
妻子胡馥英匆忙收拾了一下，要和丈夫一起走，钟泉周不放心：“党的一些机密文件，还有一些来往信件，我还没销毁完。你先走，我随后到。”胡馥英只好先走一步。
可是，他刚刚烧完最后一封信，警局大队人马就闯了进来。几乎同时，包括王元在内的九位职工同时被捕。
2月17日凌晨，钟泉周被解到警备司令部受审。丁慰堂闻讯赶来，他对钟泉周恨得直咬牙，阴森地说：“老朋友，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说，你的上司是谁？”
钟泉周一口吐沫吐到他脸上：“谁跟你是老朋友？我的上司就是广大工友，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长，为职工谋福利有什么罪？”
钟泉周哈哈一笑：“我还真不是，我要是就好了！”原来，他在西南联大参加的是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多次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考虑“民青”这个身份更适合展开地下工作，就没有批准，现在，竟然成了钟泉周的一个遗憾。
丁慰堂一时间理屈词穷，临走抛下一句：“实话跟你说，上峰给了我六个字，’借人头，平工潮，招不招都一样，反正你们都是要枪毙的。”钟泉周只是轻蔑地一笑。
几乎在同一时刻，另外的审判室里，王元、顾伯康等人也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当审讯人员胁迫他们交代谁是共产党、主谋是谁时，顾伯康激昂地说：“向你们要6石应变米是我先提出的，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审讯从凌晨2点一直到清晨6点，敌人都一无所获。
丁慰堂黔驴技穷了，竟然将钟泉周怀孕的妻子胡馥英抓入大牢，让她好好劝劝“顽固不化”的钟泉周。但没想到，这对革命夫妻竟然互相鼓励起来，让钟泉周更为坚定。
胡馥英临走时，钟泉周递给她一件旧衣服，说让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狱再穿。胡馥英到家后，拆开衣服内侧，竟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我今天被公司陷诬关在沪淞警备（司令）部，或须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够在家乡再（更）好。否则就决定改嫁，免得吃苦……
她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1949年2月17日傍晚6时，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被秘密枪决。
解放后，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为三烈士举行殉难一周年追悼大会，并题写悼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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