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感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大趋势,在上海拜会了宋庆龄,他向宋庆龄提出了想去西北红色区域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设在路易·艾黎家的电台和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共中央急需有影响的西方记者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埃德加·斯诺的请求,立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同意。宋庆龄想到董健吾刚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关系,便把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又交给了董健吾。
董健吾与斯诺并不认识,为此,宋庆龄精心策划了两人的会面。她取出半张名片,交给董健吾。事前,在这张名片上,宋庆龄亲笔在上面摘录了一句惠特曼的英文诗,盖上私章,用剪刀一剪为二。临行前,宋庆龄再三叮嘱董健吾:最好还是能像上次那样,借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飞肤施。
几天以后,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古董商模样的中国牧师,来到了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便是董健吾。他取过旅客登记簿,假装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心里不由一阵狂喜:原来斯诺已经在这家招待所里住了快两个星期了。董健吾立马用英语向正在等待的斯诺打起了招呼:“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回答道:“他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后,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半张名片,董健吾也拿出自己的半张,拼对完全吻合。“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董健吾相视一下,会心地笑了。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这样描写了他与董健吾的初次相见:“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对名片)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宋庆龄曾告诉过斯诺,说王牧师会让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红区”。然而这一次却行不通了。董健吾笑着对斯诺讲:“替张学良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如果将一个外国人丢在肤施不回来,那么,这个飞行员很可能会怀疑,且说漏嘴的。”所以,董健吾这次只能换一种进“红区”的方式。
第二天清晨,斯诺刚刚起床,董健吾便带着一个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到了斯诺的房间。他们拉着斯诺走出旅馆,跳上了门外停着的一辆汽车。车内还坐着一位鼻子上架着墨镜、身着中山装的人。汽车载着他们一行四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出城门,来到了西安未央宫遗址的旁边。
董健吾招呼大家走下汽车,他指着身着中山装的人刚要介绍,只见那个人已经摘下了墨镜,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斯诺的胳膊,颇有点得意地讲:“难道你不认识我?”
这就是蒋介石曾经悬赏5万大洋买他脑袋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发。接着董健吾又向斯诺介绍了那位东北军军官——他叫刘鼎,也是共产党员,当时担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的秘密联络员。就在未央宫遗址,他们四人详细地讨论了斯诺进入“红区”的周密计划。
第二天,一辆军用小汽车离开西京招待所,悄然上路了。车上坐着董健吾和斯诺,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的,通行证是刘鼎搞来的,当汽车开出城外,一辆军用卡车已经等待在公路旁,他们将负责把斯诺送到“红区”洛川。
斯诺提着简单的行李跳下了汽车,紧紧地拥抱着“王牧师”,悄悄地在董健吾耳边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2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60年,斯诺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随后兴致勃勃和他长谈了9个多小时。在这次会面中,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小小请求,说他想再见一见“王牧师”。
“王牧师?”这一回轮到毛泽东困惑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要求迅速查明“王牧师”的情况。经过很大一番周折,找到了浦化人,这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但此刻,董健吾又在哪里呢?
原来,当年送别斯诺后,董健吾只身回到上海,没想到情况突变,与董健吾单线联络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也没有接上。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漂泊,历经了磨难与冷遇。
1961年2月2日,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饭店对面的那幢小楼去一趟。这幢白色的小楼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董健吾忐忑不安地走进小楼,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空荡荡的客厅只有他一个人。突然,门打开了,一位佩戴大将军衔的军人走了过来,董健吾眼前顿时一亮:是陈赓,老战友!
陈赓疾步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陈赓感慨万千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这么多年了,沧桑巨变啊!你上次到延安,我正随主席在前线打仗。解放了,你怎么不到国防部来找我?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说着,他转头对陪同接见的上海市委负责人介绍说:“主席说过,我们党内过去有过两位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另一个就是他,先进教堂做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以后脱胎换骨,成了革命者。”
1964年10月,斯诺先生又一次来中国访问。有关方面曾打算安排斯诺在上海与“王牧师”会面,可是,斯诺先生正在上海访问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毛泽东要会见他。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1970年12月25日,当圣诞的钟声飘来的时候,董健吾悄然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永远带走了他的一切“神秘”。但是,像斯诺一样的老朋友们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
董健吾一生传奇的革命经历,虽蒙上些许神秘色彩,却始终洋溢着红色的基因,足以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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