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仁1943年到的香港,几十年一直悬着一桩心事。
他来香港时背来了一座家庙。说是家庙,其实是一函盒,盒中安放几爿祖宗的神位灵牌,函盒被称为袖珍家庙。
当年,余有仁弃家来港和这函盒有关。1938年春,家父去世,按祖规民俗,要为故去的先人立神主灵位。神主的主字上的一点空缺,待请当地黎阳县正堂县长添加,叫作点主。可事不济人,余有仁请木匠、书家做好灵牌后,日军入侵,县长弃城南逃。不久,日军委任的伪县长上任当天,脑袋便被锄奸队开了瓢。这以后,黎阳竟长达一年多没有县长。“点主”无着。
乱世出奇闻。到了1940年,没有县长的黎阳一下子冒出好几位县长。先是日伪政府县长、国民政府县长、抗日人民政府县长。接着,因盗东陵闻名的孙殿英也来凑热闹。孙小时得过天花,坑坑洼洼一张脸像反着的石榴皮,人称孙大麻子。孙大麻子在冀南抵抗日军,仗打得稀里哗啦,几乎全军覆没,率残部撤至安阳后,他担心上峰会不会一枪揭了他的天灵盖,出乎意料,蒋委员长竟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新五军军长。其实,说是军长,仅是赏他一个番号,得自己招兵买马、筹饷募款。孙大麻子便在黎阳县任命了自己的新五军县长。
日伪政府占据县城,其他流亡四野山乡,漂无定所。日伪县长有意为余有仁先人灵位点主,但被他谢绝。
江山破碎,国运难测。点主失误,辱没祖宗啊。商会上,面对商友的问询,余有仁感慨地说。他娘的,啥世道。我们商会,也选个咱自己信得过的县长。义愤加戏谑之中,商会会长竟被会员异口同声喊成了县长。余有仁气恼:这和土匪拥戴山大王有何差别?
余有仁离开家乡那年,是夏日忙忙的麦收季。他家良田数千亩,每年芒种日起,要连打三天响场,说是庆贺丰收,实是炫富,也是向佃户发出的催租要粮信号。打响场类似春秋吴王夫差的“响履廊”,在几百口水缸上铺木板做场,待新麦晒干,毒日头下,觅汉儿(长工)手中的长鞭空中游蛇样一甩,脆响中快马拉着石磙奔向碾场。碾场的轰隆轰隆声能传十里开外。
打响场之后,余有仁悄然来到香港。点主,从此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香港回归后,余有仁曾回故乡两次,但都没能如愿点主。去年回乡时,他连当年立的神牌都带上了,不巧正赶上县长换届,将要离任的县长将他介绍给最有可能当选的县长候选人。候任县长爽快答应:余老放心,刘明如能主政黎阳,定去府上拜访点主。
事有凑巧,昨天,在会展中心“情系香江,感知老家”恳谈会上,省领导特意将家乡县长刘明引见给他。
隔窗看到,接刘县长的车平稳地停在了庄园里,他起身迎候。
寒暄。用茶。
余老净手沐香后打开楠木函盒,请出父母牌位。牌位高约一尺,宽约三寸,一薄一厚两爿木板相合插在底座上,薄板为盖,厚板为主牌。只见神牌上有三行端庄清秀的小楷黑字。中间一排稍大点的字是:显考余公讳秋元字桂生之神王;右行是:咸丰叁年柒月拾陆日寅时生;左行上是:民国叁拾柒年正月贰拾伍日卒;左行下是:孝男余有仁奉祀。
余有仁右手拿起一枚明晃晃的银针,毫不犹豫地刺向他左手中指指尖。殷红的血珠一滴滴落入书桌砚内。一粒红豆般的朱砂,被血珠立时融化。
刘县长净手执笔。朱砂笔锋沉稳落在神牌的黑色“王”字上。
点主毕。
余有仁将父亲的灵牌安放在神座上,点燃三炷香,颤抖着声音说:父亲,子不孝,时至今日,方为您立主。
隔天的晚上,回到县里的刘县长顺手翻阅一册本县文史资料,一篇《我所知道的1940年黎阳县的五位县长》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目光在这句话上停留好长时间:余有仁与抗日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县长合谋,利用打响场,吓阻粉碎了日伪县长企图抢劫新麦行动。
刘县长放下书,拨通了余先生的电话:余老您好,前天冒昧点主,得罪老县长了。
我哪能算县长呀?余老说,那是商会众员和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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