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连续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使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土八路”和洋特务暗中角力，斗智斗勇，一步步渐入佳境，得到陈毅、潘汉年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肯定与赞许。但是，案情发展到这一步，又进入了新的瓶颈。仅凭目前掌握的这点情况，证据还嫌不足，而要取得魏克特组台内部更深层次的证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怎么办？侦查组在征得杨秋露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设计，提出了直入魏宅，秘密取证的新方案。
行动前，侦查员在杨秋露的配合下，秘密潜入魏克特家，对室内陈设、布局进行实地勘察，绘成简图，并对藏有电台的夹墙作了仔细观察，可惜，一时之间还找不到打开它的办法。
1949年8月20日，杨秋露注意到，魏克特交给其妻一叠材料，待其打完字后，放入一个皮质的黄色公文包，藏进了会客室沙发的套子中。
次日，杨秋露得知，23日下午5点，魏克特全家将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得到情报后，侦查组进行了紧急商讨，决定乘魏克特夫妇离家的机会，秘密入室取证。此事关系重大，扬帆亲自同侦查组研究商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为确保取证成功，防止魏氏耍花招或中途折返，还调集了有关公安分局的警力，在魏家周边及其必经的道路上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由两名侦查员带领四名民警，把守魏宅弄堂的两端，万一魏氏提前折返，即以检查身份证件为名，制造借口，将其带往公安分局“询问”，拖延时间。
第二道，由行事老到的侦查员扮作卖鸡蛋小贩，假设魏氏没能被第一道防线截留住，折返到此，鸡蛋小贩便故意与其相撞，制造事端，与之纠缠，由民警出面，带到分局“调解”。
第三道，以杨秋露作为内应，担任窗口了望、警戒，负责在最后一刻发出警报。
桂苍凌担任行动总指挥。
23日下午，侦查员按计划进入指定位置，各就各位。预定的时刻临近，魏氏夫妇果然提前出门。不料，跟踪人员发现，两人并未前往朋友家参加婚礼，而是在附近商场逛了一圈便返回了。现场闻讯，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原先假设的种种“险情”竟然成真。
总指挥命令，第一道防线出击。把守弄口东端的侦查员立刻抖擞精神，假戏真做，顺利地把骑乘在摩托车上的魏氏夫妇拦了下来，以魏克特的驾驶证与身份证件不符为由，很有礼貌地将他们请进了分局，表演煞是逼真。
与此同时，进入魏宅的侦查员分秒必争，在杨秋露的协助下，从客厅沙发套中取出黄色公文包，发现其中有“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等材料10多种，随即一一拍摄，复原，归位。时间紧迫，来不及再对夹墙做下一步动作，只能果断地，然而是非常遗憾地撤离。全部耗时不超过30分钟。
事后，杨秋露报告，没有发现魏克特有被惊动的迹象。
凭现已拍摄的照片，已足够锁定魏克特的犯罪证据，大家很是振奋。然而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却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眼前的照片模糊一片，根本辨认不清上面的文字，作为证据肯定不行。检讨原因，设备虽说差点，但说到底，还是拍摄技术、经验不到位，土包子出身，没玩过洋玩意，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直关注案情进展的陈毅、潘汉年等领导闻讯后，并未有任何批评责备，而是鼓励大家：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取得成功。
侦查组决定，再作二次密取。这一次，沙发套里的文件未必还在，要以夹墙为重点，想办法攻破它。
任务再一次托付给了杨秋露。
5、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监控，基本掌握了魏克特的活动规律，梳理出他经常出入的场所30多个，对他去得最多的几处，进行重点监控。其中，魏氏夫妇在思南路邮局租有一个私人信箱，序号4305，基本每隔一天要去收取或寄发一次邮件。
9月21日是星期五，在邮局配合下，侦查组秘密检获信函一件。信是寄给魏克特的，用英文书写，发信人署名“斯蒂微”（Steve）；要求魏克特两天后，也就是星期天下午1：30，到他/她的办公室见面。从信的内容和口气分析，“斯蒂微”八成是魏克特的上级。侦查员随后将邮件复原，放回4305信箱。
9月25日，星期日，下午，魏克特果然外出。原以为他还会开摩托，不料这家伙临时变卦，扬手招了一辆三轮车跳了上去，跟踪的侦查员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跟不上三轮的速度，三弯两拐之后，竟把魏克特跟丢了，没能弄清“斯蒂微”究竟何许人。
靠监控4305信箱，侦查组还密取到一份英文书写的“支薪名单”。名单上的领薪人虽然都是代号和英文化名，但经过情报分析人员的努力，还是将秘密逐一揭开，确认骆介眉、袁兴发是这个间谍组织的成员。还意外发现，骆介眉的胞兄、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图书馆练习生骆介潮也是组织成员。
就在获取上述情报的同时，杨秋露报告，已掌握开启魏宅夹墙的方法。9月25日傍晚，趁魏克特夫妇外出看电影的机会，侦查组再次进入魏宅，成功地打开夹墙，对藏匿其间的收发报机、密码、手枪、情报底稿、特工书籍、通讯录、英文支薪名单等一大堆间谍用具用品，进行了拍摄取证。综合这批物证的情况，根据情报内容、电台型号、密码编组等特征推断，魏克特等人以搜集、窃取我军事、政治以及苏联方面的情报为重点，其服务对象是美国。
6、
对于刚刚开始执政的人民政权而言，具有国际背景的间谍案还是第一次遭遇，不仅上海市委市府十分重视，公安部也是紧盯不舍。考虑到中苏之间的特殊关系，涉及他们的案件必须跟人家打一声招呼。然而，这声招呼不打不要紧，一打麻烦连连，“老大哥”对此案的主导欲望顿时凸显。
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此案对他们威胁甚大，请中方尽快破案。
这个时间破案，许多线索尚未查清，魏克特间谍组织的结构、背景、领导人，都在似明未明之间，破案合适吗？上海市公安局很不情愿。但是苏方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通过有关方面一再要求、催促，显得急不可耐。考虑到中苏关系，公安部和上海市委认为破案也可以扩展线索，决定提前采取行动。
1949年10月25日晚，经过周密部署，魏克特夫妇，以及报务员袁兴发、巴比蒂斯太，情报员骆介潮，交通员骆介眉等悉数落网。同时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英文密码11册、照相机4台，及手枪、军刀、录音机、打字机、情报底稿等一大批物证。
面对新中国公安人员的审讯，魏克特无心对抗，交代爽快。原本就是受金钱驱使，他对自己的雇主没有太多的义务需要承担。
魏克特原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雇员。所谓“联总”跟后来在旧金山建立的联合国组织并非一回事，它是由二战期间的同盟国组成，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本质为福利机构。二战结束后，同盟国严重分化，盟友变成了冷战对手，该组织的性质也从福利机构转变成间谍组织。1948年秋，魏克特被联总运输队同事李林绍夫招募，接受间谍技能训练，被委以搜集中国及苏联驻沪机构情报的任务。他先收买了在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兼职的杰里亚可夫（Giriakoff.G.N），此人是“虹”酒吧经理，白俄。杰后来又将商务代表团司机朱文德和图书馆练习生骆介潮、苏联驻沪领馆厨师窦嘉福、工务人员孙德芳逐一推荐给魏克特。魏将这些人全部发展成情报员，包括骆介潮、骆介眉兄弟。
1949年1月，李林绍夫发给魏克特电台2部、美元5000元、手枪1支、子弹50发、密码2本，还将袁兴发、巴比蒂斯太介绍给他，共同组建成秘密电台。
领受任务后，魏克特将其中一部电台交给袁兴发，架设在李林绍夫送给杨秋露的南京西路静安别墅130号，另一部设在自己家中，由巴比蒂斯太任报务员。经过试通，上海解放后正式启用。
1949年4月，李林绍夫撤离上海，临走前，将魏克特组台移交给一个叫“约翰”的外国人指挥。5月初，约翰又把魏克特移交给了“汤梅”。汤梅化名“斯蒂微”，日常通过租用邮局私人信箱与魏联络。上海解放后，汤梅经常通过魏的电台接受总部的密码指令。汤梅有他专用的密码，魏克特看不懂。
根据魏克特等人的供词，战果得以进一步扩大，杰里亚可夫等9人被抓捕归案。所有嫌疑人在证据面前均供认不讳。
1950年8月10日，按照公安部的指令，魏克特、杰里亚可夫、爱拉·白吐丁、巴比蒂斯太四人被押送北京，移交给苏联有关司法部门。
可惜的是，直到这时，上海市公安局还只能断定这是一起具有美国背景的间谍案，至于魏克特的上司“汤梅”究竟是谁，属于哪个间谍系统，除了魏克特，他还控制有哪些谍报人员？诸如此类，统统来不及查清，迫于“老大哥”的压力，此案不得不破，虽然破得漂亮，但终究留下很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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