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之定义，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源自周代，指的是古人需掌握的六种技艺，具体包括：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以及数学。《周礼·保氏》中记载：“培养国家子弟，需以道德之道引导，并教授他们六艺：首先是五礼，其次是六乐，再次是五射，然后是五驭，接着是六书，最后是九数。”
另一种表述是汉代的观念：当时的儒家学者将六部经典视为六种技艺，具体包括《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乐经》以及《春秋》。
六经乃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礼、乐、射、御、书、数等则属于较为基础的技艺。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有所区别，但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异。在古代，人们先学会识读文字，然后才开始深入探索高等学问的奥秘。（出自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自汉代起，文献记载中的六艺通常指的是六经。例如，在刘歆的《六艺略》中提到：“刘歆汇总各类书籍，上奏《七略》，其中包含《辑略》、《六艺略》以及《诸子略》”，而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指出：“所谓的总集，是将各类别集汇编成书，因此不包括六艺史传和诸子，并非说别集的内容不属于文学，只是它们并非以文学形式呈现。”由此可知，这里所指的六艺是指那些作为经典存在的六经。
那么，当六经讲的六艺有什么功用呢？
《礼记·经解篇》中记载，孔子曾言：“踏入彼国，其教育方式便一目了然。国民性格温文尔雅，这是诗歌教育的成果；思维敏捷，见识深远，这是《书》教的结果；胸怀宽广，性情和顺，这是音乐教育的成效；心灵纯净，洞察细微，这是《易经》教育的体现；举止谦恭，生活节俭，态度庄重，这是礼教的影响；善于辞令，善于类比，这是《春秋》教育的精髓。”
《庄子·天下篇》中提到，《诗》篇旨在表达情感与意志，《书》则记录历史与事实，《礼》规范行为与仪轨，《乐》追求和谐与共鸣，《易》阐述阴阳变化之理，《春秋》讲述名分与秩序。
《史记·滑稽传》中记载，孔子曾言：“在治理国家方面，六艺的作用是相同的。《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以激发和谐，《书》用以阐述事务，《诗》用以表达情感，《易》用以展现神秘变化，《春秋》用以阐释道义。”
《史记·太史公自叙》中记载：“《易经》阐述了天地阴阳以及四季五行的变化，因此擅长于变化；《礼记》则专注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因此擅长于实践；《尚书》记载了古代君王的事迹，因此擅长于政治；《诗经》描绘了山川、溪谷、草木以及雌雄之别，因此擅长于表达风土人情；《乐经》讲述了音乐产生的道理，因此擅长于和谐；《春秋》则是辨别是非的典籍，因此擅长于治理人民。”
扬雄在《法言》中提到：“论及天道的，没有比《易经》更为透彻；论及世事，没有比《尚书》更为详尽；论及礼制，没有比《礼记》更为周全；论及情志，没有比《诗经》更为深刻；论及礼仪，没有比《春秋》更为精妙。”
综合上述观点，有的谈论教育，有的强调技艺，有的擅长辩论，六经的核心要义大致如此。西汉时期，尊崇经典，法治鲜明，与三代相契合，研究经典的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而形成了经学的称号。所谓的经学，即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涵盖范围广泛，因此古人对它极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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