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苏东坡，似乎有许多话题可以探讨。我们不禁会联想到他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亦或是对他书法杰作《寒食帖》的赞誉，还可能提及那桩“乌台诗案”，甚至是一口即化的东坡肉。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苏东坡人生的丰富多彩，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
论苏东坡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为官为人的品格。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负责疏浚了西湖，并建造了流芳百世的苏公堤；而在徐州任职时，他日夜指挥加固城墙，以抵御黄河的泛滥，避免灾害波及民众；即便在多次被流放的人生旅途中，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他仍能保持旷达超然的心态，亲自耕作，于困苦中寻求乐趣，东坡肉也因此诞生。这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吟咏的：“回首过往的凄凉之地，归去，既无风雨亦无晴朗。””一派淡然洒脱。
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推荐了林语堂的著作《苏东坡传》，并提及该书的英文版名为《Thy Gay Genius》。在此，"Gay"与"Gen"均寓意着愉悦，而"Genius"一词源自法语，融入英语后，其含义指向天才。据此，若将《苏东坡传》的标题精确翻译，其意即为“一位快乐的天才”。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杰出人才，然而真正能够达到“愉快”境界的，或许唯有苏东坡一人而已。
撰文 | 三书
无论是否认同前世的观念，不论是否能够回忆起，许多人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那就是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似曾相识，仿佛即将回忆起来却又无法记起。这或许就是前世的记忆。即便真的存在前世，前前世，大多数人都已经遗忘，即使记得，也未必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少数具有非凡智慧的人能记得自己的前世，并带着虔诚与使命度过此生，宋代诗人苏轼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
1 作为前世记忆的杭州
苏轼视杭州为第二故乡，更是他前世的修行之地。在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中，“诗人、名妓、高僧”这一章节中，记载了苏轼游览寿星院的情景。他踏入院门，便感到眼前的景色异常熟悉。他向同行者透露，只需走过九十二级台阶，便能抵达忏堂。他还详细描绘了寺院后方的建筑、庭院、树木以及山石等景观，最终证实了他的描述完全准确。
宋人广泛认同前世的观念，这类传说并不罕见。诸如黄庭坚在梦中揭示了过往的生平，张方平在拜庙时回忆起自己曾为那座庙宇的主持，诸如此类的故事屡见不鲜。
苏轼的往昔传说虽多经后人修饰，但他本人坚信自己往昔曾是杭州某寺院的僧侣。在其诗作《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的“过旧游”一诗里，他这样表述：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宋熙宁四年
（1071年）
苏轼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遭到新党的诬陷，在返回四川安葬父亲途中涉嫌贩卖私盐。为了摆脱这场灾祸，他主动提出请求，希望被派往外地担任杭州通判。在七月，他离开了汴京，首先前往陈州与弟弟苏辙相聚，随后又前往颍州拜访恩师欧阳修。到了十一月的二十八日，苏轼终于抵达了杭州。
初抵杭州，他却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如此熟悉。“往昔我曾游历杭州，每处景致都宛如旧地重游。”这或许是因为在寿星院的经历，苏轼坚信自己前生便居住于此，因此才会产生仿佛重返故土的错觉。
对一个地方或一条街，人们常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或是无缘无故地觉得某个陌生人似曾相识。凡是有过此类经历的人，恐怕都会被那种难以言表的神秘感所触动。这种感受仿佛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几乎让人窥见了时间的本质。《红楼梦》中宝黛初次相遇的描写堪称经典，其妙处在于不落窠臼。众人皆赞黛玉美貌，称她聪慧，而宝玉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旁人听闻这话定会感到难以置信，贾母则笑他胡言乱语。他辩称尽管未曾亲眼目睹，但观其面容，颇觉亲切，今日便当作久别重逢也未尝不可。“久别重逢”，这话岂不是更加贴切？
赵孟頫画东坡小像。
2 急雨与醉舟
苏轼重返杭州，尽管仕途遭遇挫折，但这一切似乎也是命中注定。杭州的山水、寺庙、百姓，都在期待着他的归来。在担任通判期间，尽管无法为民众谋取更多福祉，他却公正断案，对百姓充满同情，加之他诗人般的洒脱气质，这些特质在杭州人心中塑造了他近乎神明的形象。同时，他自己也在杭州找到了归属感。
自踏入杭州的第二年，苏轼便常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时而泛舟西湖，时而与僧侣闲谈，亦或吟诗作赋，畅饮美酒。在那六月二十七日，他与友人在望湖楼上畅饮，醉意朦胧中挥毫泼墨，创作了五首诗篇，即《望湖楼醉书》。
其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夏日一场急雨，被苏轼留在诗中。
乌云如墨倾泻，雨势之猛烈一目了然；未及覆盖山峦，雨势之短暂亦可推断。“白雨如珠跳跃”，雨点之大、之急显而易见；“乱入船中”，雨水的欢快与喜悦亦能感知。
风卷地起，雨停云散。这场突如其来的急雨，既提振了饮酒的兴致，又激发了作诗的灵感！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让人难以言表，却带来了意外的喜悦。
突如其来的暴雨，似乎总能为苏轼带来意外的喜悦与灵感。《定风波》一词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所描绘的，正是他在沙湖途中遭遇雨天的情景。当他攀登至山顶，眼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景象，与诗中“望湖楼下水如天”的意境相呼应，雨后的天地间一片空旷明净，让他心生感悟。
其二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
苏东坡创作的关于西湖的诗歌众多，其中广为人知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云：“晴日里湖水波光粼粼，雨中远山若隐若现，别具一格。若以美女之姿比喻西湖的景致，那么《望湖楼醉书》便生动地展现了西湖的灵韵。”
西湖之魅力，源于其山川的轮廓与水面的姿态，亦体现在游动的鱼儿与盛开的荷花，乃至风雨交加、云月变幻之间。四周寺庙林立，放生的鱼鳖众多。这些鱼鳖一旦被放生，便摆脱了渔网的威胁，得以自由自在地游弋，寻觅食物。苏轼以禅宗的视角观察，无不感到喜悦。“无主荷花到处开”，无人拘束的荷花得以自在生长，这种自在使得它们显得格外舒心。
水枕与风船，用语独到，醉意盎然。舟行水上，人躺舟内，称之为“水枕”。风起水涌，船随波摇，便是“风船”。山原本是宁静、静态的，但若以水为枕，观察山景，便能感受到其起伏变化。风船与月光共舞，这其中的风、船、人，究竟有何关联？这两句不仅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面，而且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醉舟之感，读来仿佛舟行水上，四周景象皆空。
苏轼在醉书的最后一首诗中吟咏：“未能实现隐居山林之愿，暂且寻求居中隐逸之乐，如此长久闲暇胜过短暂休憩。我本无家可归，更愿意在此安居，因为故乡并无如此秀美的湖光山色。”小隐于山林，大隐于市井。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了“中隐”这一概念，并在诗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大隐于繁华的朝市之中，小隐于幽静的山林之间。山林过于冷清，市井过于喧嚣。不如选择中隐，隐于留任的官职之中。既不像出仕那样忙碌，也不像闲散那样无所事事。”不费心劳力，亦无需担忧饥饿与寒冷……地位低微者常受苦寒饥饿之苦，而地位尊贵者则多忧患。唯有那些隐居山林的隐士，方能过上吉祥安宁的生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困顿还是顺遂，这一切都取决于这四种状态之间。
（《中隐》）
此中隐居生活实为消磨时光的便捷之道，概括来说，居于闲散职位，既无需担忧生计，亦不影响悠闲自得。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期间，自称“中隐”，其心态并非悠闲自得，实则含有几分无奈。
苏轼《寒食帖》（局部）
3 灯火钱塘三五夜
于杭州隐居了两年的时间又十个月，到了1074年9月，苏轼便离开了这座城市，转任密州的职务。
（今山东诸城）
来年正月初五，他不禁对杭州的元宵佳节充满了思念之情，遂挥毫泼墨，创作了《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
钱塘的夜晚，灯火辉煌，连续三天三夜。皎洁的月光宛如霜雪，照亮了人们，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帐中笙声悠扬，麝香飘散，马蹄声却无尘埃飞扬。在这寂静的山城中，人已渐老。击鼓吹箫的声音，突然传入农家的社庙。火光微弱，灯光稀疏，霜露降临，雪意渐浓，云层低垂，覆盖在荒野之上。
题为《密州上元》之作，实则描绘了钱塘的灯火辉煌，由此可见苏轼虽身处密州，心中所念仍旧是杭州。他在那里共度了三个元宵佳节，那里的热闹景象、璀璨灯火，仿佛历历在目，宛若昨日。
自汉代开始，元宵节便成为了京城大都的灯火辉煌的狂欢节日。宋代时，孟元老在回忆汴京的往事。
（今开封）
《东京梦华录》这篇笔记散文中如此描绘：“年轻贵族们，一路高歌；家家户户，笙管声声不息。”而在宋末元初，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回忆起南宋杭州城的上元节：“元宵节的各种装饰，妇女们纷纷佩戴着珠宝、彩扇、玉梅、雪柳……她们的衣服大多以白色为主，因为这在月光下看起来最为适宜。”
元宵佳节，灯火辉煌，月光皎洁，二者相映成趣。在明亮的灯笼与柔和的月光下，女子们身着素白衣衫，头戴雪柳，宛如画中飘渺的仙女。“帐内笙歌阵阵，香气弥漫，麝香四溢，马蹄声却无尘埃相伴”，如此欢愉，真让人难以分辨这是凡间还是仙境。
密州此时不过是个偏僻的山城，元宵节并无多少欢愉可言，古今差异之大，竟让人心生沧桑。耳畔传来击鼓吹箫之声，循着声音寻去，原来是村民们正在进行社祭祈年。不久，灯火渐熄，火焰冷却，只剩下漫天飞雪和低垂的云彩笼罩着荒野。在这般荒凉凄清之中，怎能不让他对钱塘心生怀念呢？！
担任密州的职务虽然意味着职位提升，但与杭州相比，生活却显得异常艰辛。苏轼在次年撰写的《超然台记》中提及：“初到之时，年成不佳，盗匪横行乡野，诉讼案件繁多，厨房空空如也，每日仅以枸杞和菊花为食，人们自然怀疑我心情不快。”密州不仅缺乏杭州的山水美景，而且连年遭受蝗灾和旱情，百姓生活困苦，这让他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想要隐居，也难以做到，更不忍心；想要超脱尘世，也只能是短暂的片刻宁静。
《苏轼文集》一书，由苏轼本人创作，孔凡礼负责注解，由中华书局于2004年11月出版发行。
4 再来已是百年身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际，便已预感自己将重返此地。自密州任职后，他辗转于徐州、湖州等地，期间更遭遇了御史台的牢狱之灾。刑满释放后，他又在黄州度过了四年至关重要的时光，并自称为“东坡居士”。此后，他还曾在汝州、宜兴等地短暂逗留，最终被召回汴京，先后担任了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务，同时亦成为宋哲宗的师傅。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他再次离京。
历经十五载的风雨起伏，苏轼于1089年重返杭州，彼时他已年届五十三。欧阳修则担任了颍州的职务。
（在今安徽）
在担任知州期间，他对当地的民风、物产、水土和气候情有独钟，那里同样拥有一个“西湖”。二十二年后的某日，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颍州安度晚年，却不禁感受到了时光荏苒，世事变迁的陌生感。在吟咏西湖的《采桑子》组词的最后一篇中，他感慨道：“归乡犹如从辽东仙鹤归来，城池依旧，百姓如故，然而眼前的一切都显得如此新鲜，又有谁能认出当年的故主呢？”
苏轼重返故地，四周依旧充满温馨，湖光山色仿佛在期待，鱼儿和鸟儿似乎也饱含情感。与欧阳修的归隐不同，苏轼此行并非为了养老，而是受命担任太守，因此他依然是这里的“主人”。他怀揣着为杭州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致力于造福当地百姓。
重返西湖，目睹湖面菰草茂盛，不复往日烟波浩渺之景，他心中所想的第一要事便是开凿湖泊。当时，他的财力极为紧张，于是他向朝廷请求财政支持，同时积极筹措资金，最终这一壮举得以实现。他不仅成功疏浚了西湖，还建造了闻名遐迩的苏堤，这一切都留下了诗篇的记载。
苏东坡在杭州创作的诗作多具婉约之美，他自己也曾感慨：“漫步钱塘湖畔山间，归来笔下诗意盎然。”以《春宵》一诗为例：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在苏轼的笔下，黄州诗词彰显着男性的刚毅气息，而杭州则流露出女性的柔婉韵味。春宵何在，花月何在，歌管楼台、秋千院落亦无处不在，然而若少了湖山的点缀，少了杭州特有的气质，这一切便显得截然不同。将这些元素融合，便孕育出了别样的风情——那便是钱塘春宵的独特魅力。
《苏东坡传》一书，由林语堂撰写，张振玉翻译，系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发行。
5 个人书写与公共记忆
在杭州任职不足两年，苏轼便被召回京城。不久之后，他又被派往外地任职。后来，他的生活犹如飘荡的烛火，先是被调往岭南，随后又远赴海南。直到三年后获释返回，却最终在常州客死他乡。在1091年离开杭州之际，他心中应已明白，此生将与西湖永别。
在即将启程之际，他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名为《八声甘州》的词篇，以此赠予诗友参廖子。参廖子，即僧人道潜，来自浙江的于潜。当年苏轼被贬至黄州，参廖子不畏艰辛，跋涉千里，追随至彼。词中云：
万里的情风卷起潮水涌来，无情的潮水却悄然离去。遥望钱塘江上，西兴浦口，斜阳几度映照？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在西湖西岸，正值春山美景，一片空灵的翠绿，烟雾缭绕。想来诗人之间能相互契合，像我与您这样的知己真是难得。
待到明年春归东海之滨，希望谢公的高雅志向不要有所违背。在西州的路途上，无需频频回首，请为我拂去衣襟。
情感真挚到极点，便无需任何修饰，朴素的话语自然能触动人心。年过半百之人，历经官场沉浮，余生所剩无几，这次的离别怎能不让人泪湿衣襟？然而，整首词作既深情又旷达，全然没有暮气沉沉、衰颓之态。这或许正是苏轼深受国人喜爱的原因所在——即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依然能保持旷达的心态，处处超脱。更重要的是，他的旷达与超脱并非做作，而是源自内心的真实感悟。
人生在世，究竟有何相似之处，或许正如那飞翔的鸿雁踏在雪地之上，留下的痕迹随雪融化而消失。在他眼中，世界宛如那片雪地，一旦雪融，痕迹亦随之消逝。他的灵魂渴望翱翔，却无需在云端之上盘旋。无论是日常的饮食，还是明亮的月光、清新的空气，或是壮丽的山河、坚硬的岩石，抑或是诗歌与艺术，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能让他瞬间感受到自在，都足以让他心灵自由地飞翔。
《饮西湖初晴后雨》与《望湖楼醉书》等作品，以及他心中那灯火阑珊的钱塘夜色，还有苏堤六桥、东坡肉等，苏轼的笔触早已深植于国人对杭州的共同记忆之中。杭州，曾是他的过往，是他的记忆所在；而如今，他亦成为了杭州的记忆。
作者 | 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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