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篇：小年夜
临安
绍兴十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日，天气相对温和，并未出现降雪现象。次日便是除夕，加之正值立春之际，若此时降雪，臣子们必定会将之视为吉祥之兆，上报朝廷并记录于史馆之中。
临安的城市布局颇具特色，其方位为南面朝向北方。皇宫的宫殿位于城市最南端的凤凰山脚下，而官府和厢坊则集中在皇城北部。在非重大庆典期间，官员们上朝时多从后门进入，这一行为被戏称为“倒骑龙”。不仅官员们会走后门，连皇帝也不例外。皇帝所走的是位于正中的和宁门，穿过和宁门向北延伸，便是贯穿城市南北的十里御街。在绍兴十一年的那个时期，此地并未被称作御街，而绍兴二十八年经过一番大规模的改造后，这才开始被称为御街。改造后的这条御街，其布局与东京（开封）的御街颇为相似，可视为其仿制品。正中央是花岗石铺设而成的御道，专为皇帝的车队使用；而两侧则是用香糕砖交错侧砌而成的市民通道。按照现今的术语，这种布局被称为“三块板”。绍兴十一年的那个时期，整条街道上全是泥泞，若皇帝出行，也只是临时性地撒上一些黄沙。皇帝的车队经过时，自然会有戒严措施，然而并未禁止百姓围观。只要大家举止得体，不随意喧哗或动作，比如不要攀高远望（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男子不可赤膊，女子则必须穿着裙子与短袖上衣（这一规定大概主要针对夏季），还有避免高声吵闹等。那时民众尚不知以掌声表达尊敬，故而气氛显得庄重肃穆，唯有车轮在黄沙上碾过的细微声响。待皇帝的车队离去，翠绿的华盖逐渐消失在视野，尘土尘埃渐渐散去，禁卫军便撤除了御道两旁的红漆木杈，原本寂静无声的禁街瞬间变成了热闹非凡的自由市场，商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拉车卖浆的各色人等，无人再关心你是否赤膊或是穿着裙子。在众多流派之中，亦存在那些临时搭建舞台表演的艺人，他们被称作“路歧人”或是“打野呵”。对这些如同流浪乞丐般的江湖游子，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据说，在这群身着华丽衣裳、敲击檀板的艺伎中，便隐藏着曾令东京城为之疯狂的传奇女子——李师师。
鲁迅在其小说的开篇便言：“旧历的年底，无疑是年底的缩影。”此段文字描绘的是十九世纪末浙东乡村的风貌。追溯至八百年前的临安，情形亦然。更准确地说，所谓的“年底缩影”应当是指小年夜。这一天不仅意味着对全局的掌控，更象征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在这天，往日的喧嚣与繁忙达到了顶点，众多商家选择在除夕之夜歇业闭店，故而，所有的购物活动都必须在小年夜之前抓紧完成。此时的购物，往往并非为了追求奢华，而是必须一件件地挑选，不容有失。而到了除夕，街道上却变得宁静许多，宛如一场盛大戏剧即将开场前舞台的静谧。理应而言，除夕乃年末之终章，且与新年紧密相连，堪称“年底缩影”。然而，相较于往昔，除夕的繁忙却呈现出新的面貌，它转化成了家家户户的忙碌。洗刷、清扫、烹饪、煎炸，这一切均由单家独户默默完成，唯有声音与气味在街巷中弥漫，久久未能消散。然而，这种单家独户的忙碌，缺乏互动交流，场面上的热闹自然也就减少了许多。而且，这层含义在于，小年夜之前的时光，全然属于“人”的，那期间的忙碌，无不显现出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息；无论是粗犷的枝叶，还是精细的工艺，都流露出居家生活的温馨。进入除夕之际，人们将日常生活交托于鬼神之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仪式，禁忌事项逐渐增多，四周的气氛愈发显得庄严而神秘。在此期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变得格外谨慎，以至于人们不敢多言一句，不敢多行一步。
临安城的除夕之夜，其神圣与神秘感深藏于众多街巷与庭院之中，而岁末的繁华景象则集中在从宁和门至万岁桥的城市中央轴线之上。御街，暂且以这个名字来指代——在这一年的小年夜，其繁华程度达到了顶峰。各式各样的瓦舍和勾栏，共同奏响了这热闹的背景乐章；各家商铺的招牌和彩棚，为这热闹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流动商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充满活力和激情，仿佛是这热闹中蓬勃跃动的生命力；而熙熙攘攘的人群，则是这热闹中自愿参与其中的配角，他们把热闹一点一滴地聚集起来，又四散而去，如同枝蔓般蔓延开来。这一天，不仅普通百姓家，连皇宫中也派出了人手来采购年货。宫中用于过年的主要物资自然是由各地进贡的，而此刻所购之物则多为一些零碎的小物件，比如门神桃符、迎春的牌匾、钟馗的画像和马匹、时令水果和市面上的美食，甚至还有用来装压岁钱或红包的小袋子。此乃一种寓意吉祥的小饰品：柏树枝上——柏树按叶形可分为圆柏与扁柏，此处选用扁柏——缀以柿饼，插在橘子中，取三者谐音寓意“百事吉”。此物在民间及宫廷均有使用，颇受欢迎。从和宁门至朝天门，沿御街两侧，以中央机关为核心。越过朝天门，便步入繁华的商住区，一路延伸至万岁桥。初入腊月，商家们多未离柜，悠然自得地拢着手，与顾客周旋，态度谦恭，尽显从容之态。及至腊月过半，部分商家已将商品移至门前，此举既显步步为营的策略，亦预示着即将展开激烈竞争的迹象。老板们不再那么自信，仿佛一夜之间掌握了跳跃的技巧，他们脸上的笑容和遗憾表现得非常夸张，甚至与街头那些如蝗虫般涌动的流动商贩竞相展示自己的嗓门。这一展示非但无妨，反而像是触发了军备竞赛的开关，进一步激发了对方的斗志，那叫卖声喧嚣至极、震耳欲聋。若仔细聆听，其中声音杂乱无章，杭州方言与北方官话的腔调交织在一起。自宋朝南迁以来，不仅北方皇室、官员与士兵随行南迁，众多商贩和普通百姓也经历了辗转迁徙，迁至临安。最初的那几年，临安居民的语言中，能够清晰地区分出“杭音”与“北音”的差异。然而，经过十多年的相互融合，那带有黄河泥浆味道以及中州槐花香味的北方官话，也逐渐融入了当地，与“杭音”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临安特有的语言体系。这种语言与杭州的旧方言大相径庭，亦与周围的吴越方言截然不同，它流露出一种贵族气质和身处帝都的优越感。正因这种语言中蕴含的身份象征，当地居民纷纷效仿，以掌握几句话的“北音”洋泾浜话为潮流。他们把玉称为“御”，把一称作“倚”，把百叫做“摆”，这些北方官话的音调巧妙地融入吴越方言之中，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临安人对于皇都的认同感。
赵构画像
临安一语双关，意指临时安置之所，亦称“行在所”。这两个名称含义相近，既流露出一种谦逊之情，又蕴含着一种流动之感，仿佛这里仅仅是暂时的歇脚之地，皇帝随时可能启程返回京城，匆匆离去。宋室的都城位于遥远的北方东京，尽管皇上已下定决心在此定居，然而他对外却不能明言，这如同某些理念虽难以触及，却仍需将其作为口号每日高呼“奋斗”，因为这正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临安的百姓亦期望皇上能永驻此地，他们与皇上同甘共苦，息息相关。元宵节的花灯、端午节的龙舟，这些不仅是皇帝的颜面，也是临安百姓的荣光；民间流传的“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既是皇帝日常生活的保障，也是临安百姓日常生活的依靠。坦白讲，近些年，临安的颜面和保障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说别的，就拿“北门米”来说。北门亦称余杭门，它是大运河通往临安的入口，苏湖地区的丰收意味着天下粮食充足，而粮食也多由此门进入城内。对于民众而言，食物至关重要，而粮价则是衡量物价的基础。自古就有“一斗米换一斤盐”的说法，这是因为盐无法替代粮食，其消费量相对稳定，价格波动不大。在北宋神宗熙丰年间之前，一石米的价格大约在六七百文左右，而当时盐的价格大约是每斤六七十文，一斗米与一斤盐的价值大致相当。进入徽宗宣和时期，每斗米的售价已升至二百五十至三百文，然而盐的价格却依旧保持在六十文，这显得颇为异常。到了高宗建炎元年，国家刚刚经历了靖康之变，东京周边地区饿殍横陈，粮食价格飙升，每斗米的价格高达三千、一万甚至四五万文，尽管有钱却难以买到米。当时，一只老鼠的价格也高达数百文，而盐的价格依然徘徊在百文左右。按照每斗米与每斤盐的价格比例来看，米价已经比盐价高出数十至数百倍。绍兴十一年的秋冬之际，市场上的食盐价格每斤高达一百二十文，而官方邸报中提及的米价则是每斗在“百余钱”到“数百钱”之间。其中，“数百钱”大致估算应为二百钱左右，与盐价相仿。回顾两三年前，江南地区的米价还是每斗千钱，由此可见，近几年的收成颇为丰盈。临安城内大街小巷的欢声笑语，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丰收基础之上。
靖康之难
绍兴十一年的年末喜悦中，另有一层含义。因为今年的立春是在年初，而下一个立春则要推迟到后年的正月。明年将是一个“无春年”，即一年中两头不见春。人们常说“两头不见春，树皮剥到根”，这预示着可能发生灾荒。然而，灾荒是上天安排，普通百姓又能如何呢？毕竟，我们总不能一年都不种植庄稼，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人们普遍认同将无春年称作“寡妇年”，意指“无春之岁，不宜成婚”。尽管这被视为不祥之兆，但人们还是能够设法避免。于是，每当秋冬之际，身着红衣绿裙的媒婆便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些即将成年的男子和女子们，纷纷忙碌于寻找配偶、安排婚事。在村道和街巷中，每隔几天就能看到迎亲的队伍，唢呐声和鞭炮声营造出一种无法抵挡的喜庆氛围。唢呐的渲染尚且只是应景的表演，转瞬即逝，随风消散。而鞭炮的渲染则显得体贴入微，姿态优雅，爆炸后纸屑四散，如同落花般纷飞，铺满地面与屋瓦。数日之后，当鲜艳褪去，新的装饰又迅速覆盖其上。如此层层叠加，宛如汉赋中的铺陈与堆砌。虽然赶在年前结婚带有一定的急迫感，甚至有时是无奈的凑合，但对待婚姻这件大事，我们绝不会草率行事。豪门望族自是无需多言，即便是普通百姓，亦需左借右凑，竭尽所能，力求将事情办得体面、至少是光鲜亮丽。正因过程艰辛，成就更显珍贵，那份喜悦也因此被放大数倍。加之乡邻间淳朴的风俗和深厚的情感，一家有难，众邻皆来相助，使得这份喜悦又增添了几分。目睹一对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人们的眼中除了祝福，还流露出一种仿佛从恶梦中惊醒的感慨与叹息。设想一下这些年轻男女的过往，若他们是从北方迁徙而来，那么在东京城遭受破坏之际，他们或许才刚开始咿呀学语，不久便跟随家人在荒野中辗转流离，从中州、江淮一路漂泊，最终落脚杭州。若他们是杭州的本地人，他们必定亲身经历了建炎三年金兵那场残酷的城池屠杀，同样也必定感受到了每当秋高马肥之时，从北方传来的金军出兵的警报声。年复一年，岁复一年，这一辈人在惊慌失措与饥寒交迫中逐渐成长，伴随着细若游丝的“建炎”和小心翼翼的“绍兴”年号，他们逐渐步入了适婚的年纪。他们脸上或许过早地流露出了些许沧桑，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成为了他们人生旅途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他们最终还是感受到了快乐。
绍兴十一年的岁末欢庆显得格外真实而细碎，仿佛融入了隔江传唱的《后庭花》的余韵。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一切已尘埃落定，却又让人感受到一丝微妙的躁动。传闻朝廷已与金国达成和约，从此无需再战，皇太后也将重返皇宫。那一年，五谷丰登，边疆安宁，正如古人所言“饱暖思淫欲”，青年男女们忙碌于婚嫁之事，亦属理所当然。我们终于有所领悟：欢乐才是此处的主旋律，所谓的“寡妇年”明年只是个借口而已。
宋金1141年《绍兴和议》边界图
那么，那深居宫墙之内的皇上又如何呢？皇上自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少“丰衣足食”，所以对于丰衣足食之后的那点私欲，他也就不再有所牵挂。他们的所思所想常常令人震惊，当看到百姓生活稍有改善，便会生出些麻烦来整治一番。
例如：搞运动、杀人。
……
文章节选自《绍兴十二年》，标题为自拟
《绍兴十二年》 夏坚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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