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是中古文学宝库中的奇葩——
《世说新语》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它吧！
它的简介
《世说新语》成书于魏晋南北朝，乃刘义庆所著的“志人小说”。虽以文言文撰写，却多采用当时口语，语言简练而富有神韵，通俗易懂，意蕴深远。书中收录了众多人物言行的小故事，趣味横生。时间跨度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内容涵盖人物评价、清谈玄学以及机智应对等方面。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无论是侧重描绘其外貌，还是强调其才华学识，抑或是深入剖析其内心世界，都可通过个性化的言语和行为来凸显其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是一本关于魏晋时期及其风度的非常吸引人的读物；它记录了从竹林七贤至兰亭名士的历程，是中国精神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精彩旅程。
听我读读它
《陈太丘与友期》这篇文章收录在《世说新语》中。故事的核心人物是陈太丘的大儿子陈元方。曾有一次，陈太丘与友人约定中午一同出发。然而，到了中午时分，友人却迟迟未至，陈太丘便独自先行。友人直到陈太丘离开后才缓缓到来。抵达太丘家后，友人因迫不及待而先行离开，显得十分气愤。陈元方则反驳道，友人既不守信用，又无礼，反而将失信的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友人最终心生愧疚，未再望向友人一眼。陈元方年纪轻轻却展现出的沉着冷静、机智过人，让我深感震惊与敬佩。即便面对年长的长辈，他也能以事实为依据，据理力争，用道理说服他人，这实在令人钦佩不已。这篇文章篇幅虽短，仅有103字，却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为本，礼貌待人。以简洁之词，阐释浅显之理，此乃古文之独特魅力所在矣。
阮光禄居于剡县，昔日拥有良驹，凡有求借者，无不慷慨相许。有位友人因丧母之痛，心中欲借却未敢开口，阮光禄得知此事后，感慨万分：“我虽拥有车辆，却让他人不敢借取，这车有何用？”于是，他毅然焚毁车辆，以示反省。今日审视，此举似乎略显矫情，毕竟我们的修养尚未达到阮光禄的高度。贤者始终严于律己，唯有不断自我提升，方能不断在人格修养上迈步。车辆犹如品德上的瑕疵，除却销毁车辆之外，更需反思自身，改正自身的不足之处。（802 王迅）
在魏晋时期，士大夫们热衷于探讨文学。当我阅读《世说新语》中的文学篇章时，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那个时代的学习氛围。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甚至是奴婢和佣人，每个人都展现出博学多才的一面，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在这些故事中，有一则关于郑玄的记载让我印象深刻。故事讲述的是，郑玄家中的一名女奴，虽然她曾受过教育，但并未达到郑玄的期望。当郑玄准备鞭打她时，她却开始为自己辩解。然而，郑玄却勃然大怒，命令人将她拖到泥地里。片刻之后，又有一名女仆出现，她询问道：“为何你身处泥潭？”对方回答：“我本想去诉说，却不幸遇到了泥泞。”这表明郑玄召唤女仆时心情不佳，女仆试图辩解，却遭郑玄怒斥，并被扔进了泥潭。不久，另一名女仆前来探望泥潭中的女仆。故事的最后，两位女仆的对话引用了《诗经》中的“胡为乎泥中”和“薄言往诉，逢彼之泥”。郑玄家的书香气息极为浓郁，每个人交谈时都显得才华横溢。即便是家中的仆役，也颇具文化素养。这情景真是让人感到十分惊讶！——（胡怡然）
《世说新语》这部著作，系刘义庆领衔编纂而成。书中主要收录了古代人物的趣闻轶事，这类近似小说的短篇故事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则小故事引人深思：陈元方之子陈长文，才智出众，与季方之子季孝先，分别论述各自父亲的功绩，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向太丘请教，太丘回应道：陈长文难以成为其兄长，季孝先也难以成为其弟弟。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才智出众，与陈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炫耀其父的功绩与德行，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向陈太丘寻求决断。太丘回应道：“就学识和品行而言，元方和季方各有千秋，作为兄弟，实在难以评判谁优谁劣！”在这则故事里，陈长文和陈孝先都对各自的父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过分夸耀自己的父亲，这让我觉得他们实在缺乏教养。若想彰显父亲功绩卓著，为何不从自身做起，证明自己的能力，以此展现父亲教诲得当？如此一来，方能更直观地比较出哪位父亲更为出色。这样的比较不仅能够凸显自己父亲的卓越，同时也能促进自身的成长。回顾日常生活，我们常常过于夸大其词地自我吹嘘，却鲜少付诸实践。每当在父母面前夸口，声称自己能取得怎样的名次，最终却往往因为自身的不努力而未能实现预期的成绩。因此，我们不应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自我吹嘘，更要付诸实际行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将梦想变为现实，实现既定的目标。《世说新语》中蕴含着众多富有启示的小故事，它们将伴随我度过一生，为我的生活增添色彩，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圆满。
看我画画它
一部影响中国文学、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
一部集历史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身的传世巨著
一部被今人称为“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教授教你读
龚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世说》初读令人觉得趣味横生，读起来轻松愉快，里面的故事大多通俗易懂。然而，若要真正弄懂故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人物间的复杂关系，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和风度韵致的审美内涵，并非易事。还有一些零散的片段，并非完整的故事，缺乏背景信息，让人难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世说》看似简洁的语言背后，隐藏着许多未被揭示的深层含义。刘义庆所著的《世说》在早期便被称作“新语”或“新说”，由此可见，与旧版《世说》相较，它无疑是一部全新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着新颖的内容、独到的思想和崭新的精神风貌。显而易见，要真正理解《世说》中的“新”，是把握这部作品精髓的关键所在。
简而言之，《世说》中的“新”之处，首先体现在对众多新人物的描绘与记录。它记载了汉末时期名士们的言行举止，并对其风度与神采给予了赞赏，这构成了这部新著的核心。《世说》不仅记录了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物，如《德行篇》所述：“李元礼其人，风度翩翩，举止高雅，他立志将天下名教的是非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所在。”李元礼的品格风范，明显契合孔子所倡导的“士以道为志”的儒家理想人格。刘义庆编纂《世说》时，常常从汉末人物入手，这背后蕴含着深远的用意，旨在阐明魏晋时期的新风尚多源自汉末，彰显出其明确的历史演进观念。因此，在阅读《世说》时，我们不可忽视那些汉末著名人物所展现的人格典范。
《世说》中的“新”，主要体现在对学术创新的记录，以及对思想意识变革的记载。在两汉时期，经学达到了极盛，然而到了汉末，社会动荡不安，经学自身也陷入了琐碎僵化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崩溃和礼教的松懈，经学的价值逐渐丧失，思想得到了解放，士人的风气变得通达而自由。这一系列的变化，推动了学风从质朴直接转向了抽象，从繁复转向了简约。《世说新语》的《文学篇》对魏晋时期思想领域的全新景象进行了详尽记载，特别是两晋时期的清谈风气，它不仅承载了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丰富内涵，更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世说新语》中的“新”，再次体现了审美观念的创新。在儒家礼仪和两汉经学的制约下，汉代的美学特征表现为质朴、丰盈、温和而敦厚，汉赋与《古诗十九首》便是其杰出代表。进入魏晋时期，思想获得解放，个性得到彰显，人的生命与情感受到认可和颂扬，美学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从两汉时期的质朴、古朴、庄重、繁复之美，演变为魏晋时期的玄妙、空灵、简约、清朗之美。《世说》中，人格美与自然美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所描绘的自然美，流露出魏晋时期人们探寻与赏识山水之美的喜悦之情。这一发现，通过吟咏表达，催生了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山水诗与山水散文。
《世说》中的新颖之处难以完全道尽，前面所提及的内容，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值得深入研读的部分。《世说》一书，既易于阅读，又颇具挑战。易于阅读之处在于其中多数故事生动有趣，而难读之处则在于部分故事叙述较为简略，缺乏对事件背景的了解，对其深层含义也感到困惑。即便是研究《世说》的学者，也常常会遇到不解或误解的情况。对于《世说》的阅读，只停留在表面，满足于故事的趣味性，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然而，一位有鉴赏力的读者理应知晓故事的真正面貌，探索其深藏的“言外之意”与“韵外之致”。欲达到这一层次，广泛涉猎中古时期的人文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在阅读《世说》时，还需具备“会心之处”——领悟并领会《世说》的精妙所在。是否拥有“会心之处”，既与是否深入研读文本紧密相连，亦与读者的理解力息息相关。
名家也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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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论和晋人的美》（节选）
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我国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疾苦重重，然而在这一时期，精神世界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智慧与热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正因如此，它也成为了艺术精神最为丰盈的时代。王羲之与他的儿子所书写的文字，顾恺之与陆探微所绘制的画卷，戴逵与戴颙所创作的雕塑作品，嵇康演奏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的诗歌，郦道元与杨衒之所撰写的山水游记，云岗与龙门等地宏伟的佛像雕刻，洛阳与南朝时期宏伟壮观的寺庙建筑，无不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空前绝后，为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指引了方向。
《世说新语》这部著作描绘得相当生动，其文字简练有力，能够勾勒出书中的精神风貌、众多人物的个性特点、那个时代的色彩和氛围。其文笔的简约与深邃更是传神之至。作者刘义庆生活在晋朝末期，注释者刘孝标则是梁朝人士；那个时期晋朝的风尚遗风尚未完全消逝，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至少在精神风貌的呈现上，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
魏晋时期的人们在生活态度和人格追求上崇尚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摆脱了汉代儒家礼法制度的束缚。在政治领域，这种思想首先体现在曹操超越道德观念的用人准则上。许多知识分子超越了传统的礼法观念，直接欣赏人格和个性的美，并重视个性的价值。桓温曾问殷浩：“你觉得你和我相比如何？”殷浩回答道：“我和自己相处已久，宁愿成为我自己！”自我价值的探索与确认，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世说新语》的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以及第十篇《容止》中，均涉及对“人格个性之美”的鉴赏与描绘。在美学评价中，所谓的“品藻”主要针对的是“人物”。由此可见，中国的美学观念源自对“人物品藻”的审美追求。美的观念、类别以及相关形容词，其起源可追溯至对人格美的赞赏。“君子比德于玉”，这一表达体现了中国人对人格美的推崇历史悠久，早在汉末时期，品评人物的风气就已广泛流行。进入“世说新语”时代，这种对人格美的赞赏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画家顾恺之从会稽归来，有人向他询问山水之美，他回答说：“群山争奇斗艳，众多山谷竞相奔流，草木覆盖其上，宛如云霞升腾。”晋人对自然美景的感悟，已经蕴含在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之中了！另外，《世说》中记载，简文帝进入华林园，他对身边的人说：“心领神会之处不一定要遥远，在这幽深的林中、潺潺的流水旁，便自然会产生那种濠濮之间的遐想。”鸟兽鱼禽纷纷前来亲近。”中国南宗画派的核心精神在于描绘一种超脱的气度，这正是晋代遗风的一种体现。晋人凭借其空灵的胸怀、玄学的深意去感悟自然，从而能够内外通透，心境明净，构筑起至高无上的纯净美的境界！王羲之曾言：“沿着山阴道行走，宛如置身于明镜之中！”心境的清澈，使得山川的倒影映照在光明的纯净之体上！晋人风度翩翩，超然物外，他们那自由而优美的内心世界，寻得了一种最能展现其个性的艺术形式，那就是行草书法。钟繇的字体变化多端，王羲之的字体各具特色，千变万化。晋人在结字上讲究理性，遵循理性便能随心所欲而不越矩。中国独特的美术书法——而这书法同样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正是源自晋人的风采。
晋人的艺术造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情趣超越了常人，能够深入玄妙的境界，尊重个体差异，充满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一往情深”的执着！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探求哲理，亦或是珍视友谊，都可见一斑：王子敬在山阴道上行进时，山川景色相互映衬，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在秋冬季节，这种情感更是难以忘怀！真可谓是“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啊！晋代之人虽才情卓越，却未曾摒弃情感，正如王戎所言：“情感所系，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们对于哀乐的感知超越了常人，与众不同。特别是对朋友的深情厚谊，其中蕴含着对人格美的敬仰。《世说新语》中的《伤逝》一文，读来感人至深。庾亮去世，何扬州在葬礼上感慨道：“将美玉埋于尘土，人之情感怎能就此平息！”在《伤逝》中，亦流露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哀悼之情。顾恺之拜访桓温的墓前，作诗抒怀：“山崩海枯，鱼鸟将何处安身？”有人询问：“你如此深切地怀念桓公，那你的悲痛之情是否可以从你的表情中看出？”他回答道：“鼻涕如广阔无垠的北风狂吹，眼泪如瀑布般倾泻！”这真可说是情深意重。
我坚信魏晋时期的人们拥有极为深邃的哲学精神，这源于他们那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晋人深谙精神的独立与解放，因此能够推己及人，展现出意义非凡的行为。在近代哲学中，所谓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正是在晋人这种超脱的胸怀中初露端倪。卫玠初欲渡江时，身体和精神都显得十分憔悴，他对身边的人说：“看到这无尽的江水，我不禁思绪万千，如果无法摆脱情感，又有谁能化解这种忧愁呢？”陈子昂在初唐时期所作的《登幽州台歌》中曾感叹：“前方无古人之迹，后方无后来者踪。沉思天地之浩瀚，不禁泪流满面！”这难道不是源自于此？卫玠那深沉的情感更是让人心碎神伤，感慨万千。谢太傅曾对王右军说：“人到中年，常感哀乐之苦，与亲友分别，常感数日之痛。”人到中年，方能深刻领悟人生的真谛、责任与困境，反思人生的终极意义，因此哀乐之情愈发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晋朝人士崇尚“人格的唯美主义”，并极度珍视友谊，这一特质孕育出了诸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高级社交文化。在这些社交活动中，玄学辩论和人物品评成为核心内容。因此，他们的言辞措辞尤为精妙，堪称空前绝后。晋人的书信和小品文中，隽永的语句比比皆是，随手可得。而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之隽妙，亦是“世说新语时代”的产物。陶渊明的散文诗篇对宋代的散文诗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作品，竭力模仿晋代书法家的潇洒风格。然而，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过于做作和夸张，缺乏晋代书法家的那种自然韵味。
晋代人物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其神韵之中。这种神韵，可以理解为“超越事物本身的深远意境”，它不拘泥于具体事物，体现了一种超脱的自由精神——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种美，既是心灵之美，也是哲学之美。这种超越事物本身的深远意境，若得以放大，能使人在生死祸福之外超然物外，激发出一种沉着冷静、无所畏惧的精神：例如谢太傅在东山盘桓，时常与孙兴公等人泛舟海上嬉戏。风势猛烈，波浪滔天，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骤变，随即高声呼喊要求返航。太傅神情正盛，吟咏长啸，却不发一言。船夫见王公神态悠闲，心情舒畅，依旧不停前行。风势愈发猛烈，海浪更加凶猛，众人纷纷喧哗不安，无法坐定。王公缓缓说道：“如此恶劣的天气，我们还能返回吗？”众人纷纷应声，开始调转船头。由此可知，他的气度足以安抚朝野。
晋朝时期的美学观念侧重于对人物的品评。例如，桓大司马（温）患病时，谢公前去看望，他从东门进入，桓公远远地看到他，不禁感叹道：“我家中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才了！”嵇康身高七尺八寸，风度翩翩，令人赞叹：“他举止潇洒，神情爽朗，气质高雅。”谢太傅询问他的子侄们：“子弟们为何要参与人事，难道不是希望他们优秀吗？”众人无言以对。车骑将军（谢玄）回答说：“就像芝兰和玉树，我们希望它们能在庭院中生长。””人有叹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柳。”
晋代人士的道德理念与礼仪观念。孔子作为我国两千多年礼法社会与道德体系的创立者，他深知道德的真谛在于真诚，在于真挚的情感和热血，这便是所谓的赤子之心。进一步阐释，便是所谓的“仁”。若舍本逐末，丢弃了道德与礼法的真实精神和真正含义，甚至借助名义谋取私利，那就是“乡原”，那种“小人之儒”。这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魏晋时期的人们通过狂放不羁的行为来抵制那个乡原的社会风气，抵制那束缚心灵的礼教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平庸，他们从自己的真实情感和血性中挖掘出人生的真正价值和道德。曹操以“败坏伦常，扰乱风俗，诽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了孔融。司马昭以“对现今无益，败坏风俗，扰乱群体，迷惑众人”的罪名杀害了嵇康。阮籍假装疯狂，刘伶沉溺于酒，他们内心的痛苦之情不难想象。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
一起来积累
以明防前，以智虑后。
《世说新语·识鉴》中提到，事先用智谋预防，事后用慧眼处理。世间万物都在不断演变，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每进行一项活动，都应深思熟虑，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意外发生或留下不良后果。这两句话恰好阐释了无论何事，都需全面周详地考虑。
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
《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载，即便是如大禹那般圣明的君主，亦对光阴倍加珍惜，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理应更加懂得时间的宝贵。按照我国传统观念，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有高低之分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便是《论语·阳货》中的表述。大禹这样的贤者都极为重视光阴，那么我们普通人更应该付出百倍的努力，对每一刻时光都倍加珍惜。尽管这个观念源于封建时代的传统，其所传达的重视时间的理念依然适用。即便在今天，它依旧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
《世说新语·规箴》中有言，人生步入暮年，宛如夕阳余晖，照耀时光已所剩无几；愿年轻一代如同初升的朝阳，与日后的岁月一同绽放光辉。此句完全运用了比喻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来阐释生活的真谛，其中并未涉及任何世俗之事，而是通过“桑榆之光”与“朝阳之晖”等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寓意人生百态。其表达手法细腻而巧妙，寓意深刻且富有内涵，与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辞藻的风格相契合，同时也遵循了文学创作中曲线表达胜于直白的原则，让人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启迪。
盲人骑瞎乌，夜半临深池。
《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一位盲人驾驭着一匹同样失明的马，于夜深人静之时抵达了深不见底的池塘边，处境极为险恶。这句名言通过形象的比喻，揭示了人可能陷入极度危险却浑然不觉的状况。“盲人”与“瞎马”的结合，再加上“夜半”时分抵达“深池”，种种不利因素层层叠加，达到了极点，仿佛就在一触即发的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此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言辞简练，具有警示世人、启迪人心的作用。
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世说新语·容止》中记载，其人风姿卓越，宛如飘荡于天际的云彩，又似跃出水面的蛟龙。此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将人物的风采描绘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世描绘历史人物风貌时常用的佳句。查阅《晋书·王羲之传》可知，当赞颂王羲之书法笔势非凡时，亦常用此句来赞誉，后世效仿者众多。因此，这句名言不仅能够展现人的精神风貌，还适用于对古代及现代书法杰作进行评价，尤其是对那些优秀的草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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